我与《黄河》结缘，始于三十年前的《黄河》创刊号，长篇小说《孤岛》就发表在创刊号上。
说起《孤岛》的创作和发表，还有一点“小故事”。三十年来，我写了近二十部长篇，这些作品有的是历经多年准备，收集大量资料，写创作札记等，如全景式描写“文革”的《芙蓉国》，距20世纪末提笔写作时，我准备了近二十年；有的作品则是“临时起意”，《孤岛》就是这样一本书。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新星》，这无论从起笔时间还是发表时间上看都是毫无疑义的。但其实，若论作品的完成时间，《孤岛》却在其之前。
《新星》之前，我已发表了若干中短篇小说，心中自然有了写长篇小说的想法。《新星》是1982年夏秋之际动笔的，写作过程还算顺利，但初冬的一个夜晚，我在外面散步时灵感突至，一个构思生生挤了进来，就是《孤岛》。
故事的大致情节是：夏日的一场大雨冲垮了铁路，将行进中的一列火车围困在一片汪洋中。男主人公孙策在火车上邂逅了曾经的恋人、已成为著名影星的兰秋。而此时的兰秋早已结婚，丈夫朱江正带领摄制组在同一列火车上。孙策还意外遇到了一同坐过监狱、视他为恩人的崔天宝——他并不知道后者正因团伙杀人受到警方追捕。巧合的是，孙策还遭遇了当年挟嫌报复将他送进监狱的仇人古雪峰和他的儿子古伟民。
大雨如注，在火车即将倾覆之际，孙策带领着上千名乘客转移至附近的一个高地，这片高地就成为人类暂时栖息的孤岛。小说就此展开。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困厄之地，我希望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凝缩其中，而复杂的人性也能随之一层层剥开。
孙策作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领袖，理所当然地负有带领人类战胜饥饿、疾病折磨的责任，而手持武器的崔天宝等犯罪分子更在混乱中疯狂地孤注一掷，将古雪峰和一个儿童劫持为人质。人类的生命随时受到暴力的威胁。
曾经的恋人兰秋在饥寒交迫中奄奄一息，面对孤岛即将覆灭的命运，她告诉孙策，她一生真正的爱只给过孙策，她要使自己痛苦的爱情回到它的归宿。
洪水终于把孤岛淹没了，人们在没膝深的水中一排一排列成圆圈，紧紧相倚，妇女、抱着孩子的男人被围在高一些的地方。洪水中与苦难做斗争的人类社会凝铸成一个镇静的群体。他们正视了苦难，也正视着苦难的终结：死亡。
这是我将之称为“哲理小说”的一部作品，与“现实主义”的《新星》不同，是我对象征主义手法的首次尝试。
《孤岛》很快完成了，我没有急于发表，而是沉下心来接着写《新星》。
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兴起“文学热”，一部作品往往会引发今人难以想象的“社会反响”。我那时得过几个奖，尚属“新秀”，却已常常收到约稿。
这期间《当代》的章仲锷来山西组稿，他在当时被称为京城的“四大名编”之一，推出过不少好作品，对山西作家也多有扶植，“晋军崛起”的口号似乎就是他首提的。那时我和郑义都住在榆次，他特意中途下车停留。章仲锷是个温和随性之人，见面并不直接约稿，而是天南地北地神侃。比如谁谁又写了部什么样的作品，自己又编发了什么好稿子，文坛有哪些新鲜见闻之类。也会自然而然地谈起创作。我告诉他正在写一部从县到公社再到村落的长篇小说，希望缩影整个中国现实。他很感兴趣，希望我讲几个细节。他听得有些兴奋，说这篇稿子他要了，写好后一定交给《当代》，由他亲自编发。
《新星》于1984年新年伊始交给《当代》，当年很快就发表了。
记忆中《黄河》正是于1984年下半年开始筹备的，这在省作协是件大事。不少驻会作家都参与了筹备。那时《新星》已经有了点响动。我自然将《孤岛》的出版提上日程。多年来我有个习惯，对自己的作品是“守株待兔”的。小说没写完，一般不披露，也很少事先答应给哪家刊物或出版社。原因很简单，一旦说出去了，让对方有了期待，难免给自己增加压力。写作是份辛苦活儿，我希望给自己留点余地。哪怕写完了一时找不到刊物发表，也绝不愿事先张扬。
然而，《孤岛》的命运相对曲折些。我曾先后给过北京、上海的几家大型文学期刊，他们虽然都极为热情地约过稿，但看过稿子后都觉得不适合发表。认为“故事很吸引人”、“人物性格鲜活、生动”，但同时，对这样的稿子不大有把握，觉得“有点抽象”、“不贴近现实”、“突出个人英雄主义”，有人甚至提出，《孤岛》的“政治倾向有问题”。这在今天似乎不可思议，但在三十年前是相当正常的。恰在这时，北岳出版社来榆次约稿，我谈了《孤岛》的构思，他们愿意出版。没过几天，《黄河》筹办的消息传到榆次并向我正式约稿，“作为省内作家，自然应责无旁贷地支持”。
那时写作不像现在，要用钢笔在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我还有个习惯，只用北京的蓝黑墨水，有时要从北京买上大大的一瓶带回榆次。遇到好用的稿纸也尽可能地攒上一些，当时《山西文学》的稿纸就相当好用。我现在还保留着许多长篇小说的手稿。且不说手稿，只说誊写稿，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厚厚的一大摞，当然只能誊写一份。哪像现在写作，对着电脑敲敲打打，稿子写成后鼠标一点，想发给谁就发给谁。
虽然与北岳出版社谈了出版意向，稿子并未交出去，于是先给了《黄河》，也向他们说明《孤岛》曾遭遇退稿，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记得负责筹备的韩石山读了，认为发表没有任何问题，非常坚定地表态《孤岛》是部好稿子，而且要发在创刊号上。北岳出版社自然是不高兴的，说刊物发了，会影响书的销量，希望直接由他们出版。
这就让我有些为难，于是找了正主持工作的西戎老师。他了解情况后当即表示，亲自出面与出版社协调，说服他们待《黄河》发表后再出版。
我是在1985年年初拿到《黄河》创刊号的，看到《孤岛》顺利发表，心里自然是高兴的。听《黄河》的朋友们说，这期刊物很受欢迎，印了数万册。北京广播电台很快在“小说连播”中播出，因为电台的覆盖面广，连榆次的许多人都听到了广播。此后不久，北岳出版社也出版了《孤岛》。以后数年又有多家出版社多次再版。我一直记得《黄河》对这部作品的支持与肯定，也一直保留着《黄河》创刊号。
《孤岛》与《新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创作风格不同，但联系起来解读，在某种意义上，《孤岛》是《新星》的抽象版本。《新星》所具有的基本要素、男人间的权谋较量、男女间的情感冲突，在《孤岛》中几乎一一对应。所不同的是，故事是在一个洪水包围的孤岛上发生的，《新星》所具有的种种社会性内容在这里都被抽象了。
现在回顾《孤岛》，我对自己的创作又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可以说，我是有一点“孤岛”情结的。除了发表在《黄河》创刊号上的这一部，我后来又写过两部“孤岛”小说，分别是长篇小说《嫉妒之研究》和《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
在《嫉妒之研究》中，我将一群作家、记者、编辑、演员等集中到一起，在经历了种种感情纠缠和嫉妒心理的折磨后，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流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当所有求生的尝试都告失败后，绝境中的人们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觉得过去在嫉妒中活着，真是可笑。
《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则将故事放在“文革”的大背景下。一所学校建在远离大陆的孤岛上，在动乱中一位老师被学生们批判、打倒，最终用乱石砸死。然而，多年后这位老师却受到了全体学生的纪念。每年忌日，他的墓地会堆满鲜花。小说含蓄地表述了人性的复杂；表明了人是怎样在正义的口号下对他人实行着最残忍的迫害；记忆又怎样“利己”地改造着历史；人们是怎样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回避着自己的责任；而“弑父”这一人类的情结又怎样在社会提供的机会中冠冕堂皇地张扬着进步的旗帜。
由西戎老师当年支持《黄河》刊登《孤岛》，还勾起许多回忆。
我从1980年开始写作后，结识了山西的许多文学前辈，如被称为“西李马胡孙”的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等，我和他们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感觉他们都是品德高尚的人，对后辈的点滴成绩有着发自内心的欣慰并尽其所能地提携。可惜因为长期住在榆次，后来又去了北京，和他们交往不多。比较起来，西戎和胡正两位前辈因为主持工作见面多些，我至今还记得西戎老师和我谈话时的殷殷之情与满脸期待。
还特别想提的是与胡正老师的一次接触。1986年，中国作协组团访美，我是成员之一。那一年因为《新星》电视剧热播，我一时成为“名人”，每天访客不断。我不喜欢这种热闹，更担心应酬太多耽误创作，于是在墙上贴出“远方来客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茶几玻璃板下压着字条“谈话请短”。当省作协将出访的事通知我时，我未加思索就拒绝了，觉得如此下去哪还有时间创作？一日，胡正老师亲自从太原来到榆次我家，动员我一定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他患有严重哮喘，边说话边不停地咳嗽。他的善意令人感动。我在那年如期访美，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必要的经历。2000年夏天，我受邀去宁武采风，在太原停留的一天，特意拿着刚出版的书去看望胡正夫妇。天很黑，院门紧锁，我在外面大声敲门，很长时间才被听到。胡正老师的身体显然已不大硬朗。我坐了一会儿，问候过他的身体后，他仍旧关切我的创作。我说，他认真地倾听，脸上带着老顽童的笑意，一如往日的智慧与幽默。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时光荏苒，《黄河》创刊已经三十周年。这三十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文坛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社会刚刚开放，各种思潮云涌，文学承载了许多文学以外的功能，那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也获得了与文学本身并不相称的社会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时代写作是幸福的。当下的文学已相对边缘，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很难用“好”或“不好”来界定这种现象，这只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进程。然而，对现实的批判和“真善美”的浪漫情怀永远是人类所需要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仍然会存在下去。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也会历经时光的淘汰一代代流传，被我们的后代所阅读。
这种情势下，文学刊物的生存显然面临着极大考验，《黄河》的坚守就尤为可贵。三十年来《黄河》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为众多作家发表作品和文学青年的成长提供了园地，这是值得骄傲的。希望《黄河》继续坚守下去。再三十年后，出一份纪念专刊。
祝贺《黄河》创刊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