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九日早晨，我给李季同志打电话，来讲话的却是丁宁同志。我说：“我找李季说话。”她说：“李季不在了。”我问：“他在哪里？”她哽咽着不知回答些什么。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但也一下子全糊涂了！我的脑子里好像塞进了一团泥土。
只在几天以前，我还见过他，我们坐得很近，但没有说上几句话。那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会，我有事来晚了，想在门边找个地方坐下，李季正在主持这个会，他笑着站起来招手说：“佘太君来了，这边坐吧。”说着就把我拉坐在他的旁边。这个会继续开了下去，在几位同志讲过话之后，李季回头对我说：“你有事早走，就先讲几句吧。”我把我的意见谈了几句，因为是提前退席，我悄悄地低着头走出来，也没有回望他一眼！
李季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高兴，谈话也很幽默，这佘太君的外号，就是他给我起的。但是我们谈起公事来，他又是很诚恳，很严肃，我总觉得他真是像我们的一位同志说的，“是个金不换的干部。”但是“命运”究竟用了多少比万两黄金还贵重的珍宝把我们这个仅仅五十八岁的大有作为的生命换走了呢？！
十九日下午，我去参加了李季的追悼会，进入礼堂，抬头看见了他的满面含笑的遗像！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我从来不到朋友的追悼会！”是否怕自己太伤感太激动了呢？他没有说明。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料到我会在一个追悼会上，看到高高挂在礼堂墙上的李季的遗容！
人到老年，对于生、老、病、死这个自然规律，看得平静多了，透彻多了，横竖是早晚的事。不过就年龄而言，就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而言，他的确走的太早了，他是一个不应该早走的人！
他匆匆地走了，他走前还安排了许多工作，我只有把他安排给我的一部分工作做好，以此来纪念他！
１９８０年３月３０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