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都不明白。”她肯定，决心不让她那糊涂头脑受到玷污。“什么都不，一点也不，”她换了个调子说下去，“你发现那些可怕的念头时为什么不吃点唆麻?那你就能把它们全忘掉，就只会快活，不会痛苦了。非常快活。”她重复一句，微笑了。尽管她眼里仍有迷惑和焦急，却还 希望以她的微笑的魅力和冶艳劝服他。
他一声不响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脸上非常严肃，没有反应。几秒钟过去，列宁娜退缩了，发出一声神经质的短笑，想找点话说，却没有找到。沉默继续。
伯纳终于说话了，声音低而厌倦。“那好，我们回去吧。”他猛踩加速器，把飞机像火箭一样送上了天空。两人在天上飞了一两分钟，伯纳突然哈哈大笑。希奇古怪，列宁娜想。可他毕竟是在笑。
“觉得好过些了吗?”她鼓起勇气问道。
作为回答，他抬起一只手，离开了一操一纵系统，搂住了她，开始玩一弄她的一乳一房。
“谢谢福帝，”她心想，“他又正常了。”
半小时之后他俩回到了伯纳的屋子里。伯纳一口吞下了四片唆麻，打开收音机和电视，开始脱一衣服。
“好了，”两人第二天下午在屋顶上见面时，列宁娜故作调皮地问道，“你觉得昨天好玩吗?”
伯纳点点头。两人上了飞机。一阵微震，他们已经出发。
“大家都说我极其有灵气。”列宁娜拍着两一腿，若有所思地说。
“极其有灵气，”但是伯纳的眼里却是痛苦的表情，“像个肉一体。”他想。
她带着几分焦急抬头看他。“但是你不会认为我太丰满吧?”
他摇摇头，就像那么大一个肉一体。
“你觉得我可一爱一。”又是点点头。“各方面都可一爱一吗?”
“无懈可击。”他大声说。心里却想，“她自以为是，并不在乎当一个肉一体。”
列宁娜胜利地笑了。但是她满意得太早。
“可照样，”伯纳稍停之后说了下去，“我仍然很希望昨天换个方式结束。”
“不同?还 能有什么别的方式结束吗?”
“我希望不是以我俩上一床一结束。”他解释道。
列宁娜大吃一惊。
“不是立即上一床一，头一天就上一床一。”
“可那样……。”
他开始说起许多玄妙的废话;列宁娜尽可能堵住自己心灵的耳朵，可总有些话会钻进来。“……看看控制我的冲动以后会怎么样，”她听见他说，那些话仿佛触一动了她心里的一根弹簧。
“今朝有乐事，何必推明天，”她郑重地说。
“一周两次，从十四点到十六点半，每回重复两百次。”这是他的评价。他那疯狂的错误言论随意发表下去。“我想知道什么是激一情，”她听见他说，“我想要产生强烈的感受。”
“个人一动感情，社会就难稳定。”列宁娜断定。
“晤，让社会摇晃一下为什么就不可以?”
“伯纳!”
可是伯纳仍然不觉得羞耻。
“智力和工作是成年人，”他继续说，“感受和欲一望却是孩子。”
“我们的福帝喜欢孩子。”
他对她的打岔置之不理。“那天我突然想到，”伯纳说下去，“要永远保持成一人状态还 是可能的。”
“我不明白。”列宁娜的口气坚定。
“我知道你不会明白。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昨天才上了一床一的——跟小娃娃一样。不像大人能够等待。”
“可我们这样很有趣，”列宁娜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吗?”
“最有趣不过。”他回答，但那声音却非常忧伤，表情里有深沉的痛苦。列宁娜觉得她的胜利突然烟消云散了。说到底，他也许嫌她太胖吧。
“我早告诉过你了。”列宁娜找范尼谈心事，范尼说。“全都是因为在他的代血剂里多加了酒一精一。”
“可都一样，”列宁娜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喜欢他。他的手太叫人心一爱一了。还 有他晃动肩头的样子——非常有魅力，”她叹了一口气，“可是我希望他不那么希奇古怪。”
二伯纳在主任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吸了一口气，挺一起了胸脯，准备面对抵触和反对——他知道进了屋是一定会遇见的。他敲了敲门，进去了。
“请你签个字批准，主任。”他尽可能堆出笑容说，把证一件放到写字台上。
主任不高兴地望了他一眼。但是证一件顶上是世界总统官邸的大印，底下是穆斯塔法·蒙德的签名，字体粗一黑，横贯全页，手续完备，清清楚楚。主任没有别的选择。他用铅笔签上了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签在穆斯塔法·蒙德下面，两个寒碜的灰溜溜的小字母。他正打算不说话，也不说“福帝保佑”就把证一件还 给他，却看见了证一件正文里的几句话。
“到新墨西哥的保留地去?”他说，说话的口气和对伯纳抬起的面孔都表现出带着激动的惊讶。
他的惊讶使伯纳吃了一惊。伯纳点了点头。沉默了片刻。
主任皱起眉头，身一子往后一靠。“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他与其说是在对伯纳说，毋宁说是对自己说。“二十年了吧，我看。差不多二十五年了。我那时准是在你的年龄……”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伯纳觉得非常别扭。像主任那样遵循传统，那样规行矩步的人——竟然会这样严重地失态!他不禁想捂住自己的脸，跑出屋去。倒不是亲眼看见别人谈起辽远的过去有什么本质上令人厌恶的东西——那是睡眠教育的偏见，那是他自以为已经完全摆脱了的。叫他感到不好意思的是他知道主任不赞成这一套——既然不赞成，为什么又失于检点，去干禁止的事呢?是受到了什么内在压力了呢?伯纳尽管别扭，却迫切地听着。
“那时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主任说，“想去看看野蛮人。我弄到了去新墨西哥的批准书，打算到那儿去过暑假，跟我那时的女朋友一起。那是一个比塔减，我觉得，”(他闭上了眼睛)“我觉得她的头发是黄色的，总之很有灵气，特别有灵气，这我记得。喏，我们到了那儿，看见了野蛮人，骑了马到处跑，做了些诸如此类的事。然后，几乎就在我假期的最后一天，你瞧，她失踪了。我们俩在那些叫人恶心的山上骑马玩，天热得可怕，又闷。午饭后我们去睡了。至少我是睡了。她肯定是一个人散步去了。总而言之，我醒来时她不在家。而那时我所遇到过的最可怕的风暴正在我们头上暴发。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倾盆大雨。我们的马挣脱缰绳逃掉了。我想抓住马，却摔倒了，伤了膝盖，几乎不能走路。我仍然一边喊一边找，一边喊一边找。可是什么迹象都没有找到。我猜想她说不定已经一个人回去了，又沿着来时的路爬下山谷。我的膝盖痛得要命，却又弄丢一了唆麻。我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半夜才回到住处，可是她仍然不在。”主任重复道，沉默了一会儿。“喏，”他终于说了下去，‘黎二天又找。仍然找不到。她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摔下了山沟里，或是叫山上的狮子吃了。福帝知道!总之，那是很可怕的，我心里难过极了，肯定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因为那种意外毕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尽管构成社会的细胞可能变化，社会群体却万古长青。”但是这种睡眠教育的安慰似乎不大起作用。他摇摇头，“‘实际上我有时候会梦见这事，”主任语调低沉地说下去，“梦见被隆隆的雷声惊醒，发现她不见了;梦见自己在树下找呀，找呀。”他沉默了，堕入了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