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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1-10 11: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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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那东西竟有些令人难堪。他犹豫了一下,它立刻滑了过去。

“你没有勇气正视它吗? ”他尖刻地反问自己。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像斗牛那样扎下自己的脑袋,硬着头皮,猛地一下扑了上去。

他终于明白。他绝不可能写这么一篇报告,去明明白白地阐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当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这样去办事。但只是身份吗? 他能无愧地说,那难能可贵的,使一个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当初那样未被世俗利禄的尘埃所遮蔽吗? 从干校回来之后,很久没见过贺家彬了。当郑子云还被作为“走资派”审查的时候,他们曾在一个班里劳动过。那时,贺家彬很有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众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担他力不胜任的担子;甚至和他讨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谈论蓝眼睛的白猫为什么是聋子,应该验证一下,但他们谁也没见过蓝眼睛的白猫;告诉他学小组长的外号叫“发了疯的钢琴”,连长的外号是“拱形的线”。因为他给大家分菜的时候,先是舀上满满的一勺。你以为他是那么慷慨吗? 不,接着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产,一咬牙、一跺脚地扣在你饭盆里。要是他发现领菜的队伍里有值得拍马屁的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会从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渐增加份量,至那人时,达最大量,然后又逐渐下降至半勺。当然,也有人叫他“张半勺”,不过贺家彬说,那个外号就不能说明连长的特异了,等等、等等。和贺家彬在一起的时候,郑子云有一种变得年轻的感觉。贺家彬有一种特殊的、摆脱不愉快的心境的办法——不停地说着刻薄的玩笑话。

回到部里,人人各就各位之后,那种亲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里看电影,在公汽车上,郑子云遇见了他。他竟不无讥讽地对郑子云说:“您体验生活来啦。”

工作、工作,忙、忙。把郑子云的什么都挤掉了。应该和贺家彬聊聊,即使不谈这封人民来信,谈谈“拱形的线”和“发了疯的钢琴”也好。听叶知秋说,她准备和贺家彬合作,写一篇报告文学,宣传一下像陈咏明那样有魄力、有胆识、一门心思干“四化”的厂长。

不知道他们写得怎么样了。叶知秋那个人似乎有点神经质,忽而要研究经济体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写报告文学。文人嘛! 心血来潮。也许这就是灵感吧。郑子云拿起电话筒,本想拨个电话给贺家彬,约他聊聊。已经拨了三个号码,又把话筒放下了。他觉得不妥。已经不是在于校的情况了……郑子云和部任何一位同志的交往,始终保持一种不近不远的工作关系。他觉得,过分亲昵的关系,会给他那一贯坚持原则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错觉,招致非议。

这封人民来信如何处理呢? 田守诚显然是把难题推给了他。

目前情况仍然十分复杂,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规矩办事的两大派别之间,斗争相当激烈。那些吹牛家们,靠空喊政治口号吃饭发家的人,成帮成伙地纠结着,从上面到下面。贺家彬的话说得很对。

经济上不顾客观的可能,不顾人民的负担,向国家大量要钱。

宝钢二百个亿,武钢几十个亿。搞什么高指标,一九八五年六千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油,说梦话吧?!再搞高指标,长战线,重蹈大跃进的覆辙,这点家当就要完了。

到现在,仍然对改革持抵制态度。对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还是不懂。听说有个单位搞政治测验,什么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 百分之三十的人回答是实践,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权力。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怪有人紧紧地抓住权力不放。改革之所以困难,相当大的原因是在这里。

对生产目的的讨论冷嘲热讽。这样一个在的纲领里开宗明义便明确了的问题,现在却不得不重新拿出来讨论。有人偏偏不愿意懂。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业生产的方针就不可能正确,工业发展的速度就快不了。到处都在办工厂,老百姓却没有房子住,可是工厂呢? 倒空着,长期不能投产。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不外乎两个:一叫国强,二叫民富。国强民富总有一个本末、先后的问题。只讲国强,不讲民富,国也强不起来,民也富不起来。这和很多具体问题有关。比如计划,能不能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 虽然席多次提出农、轻、重的比例,实际上却是重、轻、农。赞成高指标,计划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有缺口的。而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计划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财政可以有赤字,通货可以膨胀,这才能促进人的主观努力,产生积极效果。有人甚至说:“世界上的货币史,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因此我们应该多发票子,历史上历来如此。”不知马克思对此公的宏论会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还点账。生活上去了,积累多了,重工业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只有民富才能国强。要考虑计划的平衡,考虑市场,不能有赤字,不能有通货膨胀,不能影响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上,不考虑项目的可能,不作详细的、科学的技术分柝,不进行几种方案的比较,不尊重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一拍脑袋就是多少、多少,上这个、上那个,谁都可以随便批东西、批项目,这个人也能决定问题,那个人也能决定问题。这完全是封建的办法。即使你这个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对企业的管理,还沿袭着家长式的、行会式的管理办法,没有科学的组织、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计算,不看经济效益,不抓经济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大嗡大轰的众运动、简单的口号,代替科学的均衡生产,代替科学的管理……自以为这是有魄力,有办法,管理就是个“严”字喽,结果是一塌糊涂。

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成风。什么十个大庆,大庆下面还有个大庆,大庆周围还有个大庆。没过多久,又说松辽平原没有大油田了,只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后,在国务院会议上说,十个大庆是中央决定的,把责任又推到中央去了。这是什么作风。

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困难哪。困难在于,这场斗争,不像战争时期那样敌我分明。有些说法表面看来好像还是对的,实际后果却是严重的。它造成千百万人的贫困和因之而来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对生活的失望、悲观、因为你提我不提的几块钱工资冷酷相待……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资本家、没有了地主生活还是那么贫困,这像是没有尽头的贫困根源到底在哪里? 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人的灵魂将在这旷日持久、为每日的食物而竭尽全力的挣扎中遭到腐蚀。它引起激愤、忧虑、人的尊严的丧失以及对自身生存价值的怀疑……

不.一定得让老百姓像个人那样活着……

如果说过去有许多事情曾让郑子云感到忧虑,那么现在,在三中全会以后,他恢复了信心。

郑子云认为,三中全会,是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

如果说它的重要相当于长征时期的遵义会议,一点都不过分。

三中全会只开了几天,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会前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的。他参加了那次工作会议,对会议的全过程是清楚的。当时,“凡是派”的一些人还在台上,首先是“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提出,和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识上解放了全和全国人民被捆着的手脚。

以后一系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够进行,都建立在三中全会这一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就是抓住了“四人帮”,人们还是在过去的道路上索,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改革。

农村的放宽政策,休养生息,是同穷干、大干、苦干、以粮为纲相对立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以计划调整为主,开展市场调节,保护竞争。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反对高指标,反对浮夸风,反对过高的积累,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提高粮价,稳定农民这一头。

为“天门事件”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包括为错划的右派平反。纠正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以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这一切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大决定,都是在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展开的。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转折。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估计和肯定。

在这样一个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有什么是非不能分清呢? 有什么障碍是不可越过的呢? 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开一些局面,指导思想不正是从三中全会那儿来的吗? 想到这里,他心里踏实了、熨帖了。

他把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锁进写字台最底层的屉。若有人问起来,像一九七六年对待揭发方文煊反王洪文那份材料一样,用“找不到了”交账吧。这种处理人民来信的办法能不能改一改呢? 往来信者的原单位一转了事。对反映问题的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对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推卸。

“文革”后期,他“解放”出来主持专案工作。许多干部的历史专案明明清清楚楚,可是专案组就是揪住不放。你硬去做结论的话,用不了多久,造反派就会闹起来说你右倾、包庇,到处贴大字报,到“四人帮”那里去告状。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你这个管专案的职撤了,还闹个右倾复辟。撤了就撤了,倒也没什么。要是换上个“左倾”的老爷呢,那些干部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解放,还不如自己留在这个岗位上。他呢,采取软磨硬泡的办法,就是不做那些不实事求是的结论。他总能找出些理由拖时间,这里再查查吧,那里再外调一下吧。查来查去,讨论来讨论去,无穷无尽。最后把那些人磨烦了,水到渠成也就解决了。同专案组的关系也没闹僵,下一个专案咱们还是在一块好好研究。就这样穷磨,把他经手的专案全都解决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办法。

他常常苦笑着想:一个老巨猾的老官僚。要是没有这个官僚呢? 可能还要坏些,官僚也有官僚的用处。反正我们已经有四千六百年的文字历史了,拖就拖吧,慢就慢一点吧,总比弄得稀巴烂强。

但是这种无穷无尽的虚功、会议、争论,耗去人们多少力啊。

“有什么事情吗? ”田守诚问林绍同。

自然有事情,凡是林绍同找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需要他特别注意的事情。

“早上碰到小纪,说昨天上午郑副部长和汪副部长上B 大学去访问戴教授了。”

“噢?!”田守诚愣了好久。

越闹越离谱了。两个的部长,怎么心血来潮,去拜访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呢。那人是全国鼎鼎有名的大右派,刚刚改正不久。“他们——”田守诚拖着长长的话音沉吟着,难怪部里最近私下有人议论,重工业部有两个司令部。笑话,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谁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来了,这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问听得反胃的话。

“谈什么事情呢? ”田守诚问。

“不清楚,是他们两个人去的,没带秘书。我估计总是和将要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有关吧。”

这么说,郑子云和汪方亮决心干了。

“听调研室筹备会议的同志说,他们正在考虑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吸收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田守诚哑然。

花样真多。这两个人,一天到晚和什么教授、文人、新闻记者拉拉扯扯。到处座谈、讲话、写文章,放着好端端的部长不干,弄这些个沽名钓誉的事。文人,就像化学家阿累尼乌斯所定义的活化分子一样,是顶能惹是生非的一种人。

“据他们说,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是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人手,也是研究如何调动人的积极的一个途径。”林绍同继续解释着。

心理学? 早已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学科嘛。现在提倡干部知识化,但也不能胡来,变成赶时髦的一场闹剧。当然,调动人的积极,提法还是对头的,只是路子不大对头。体制改革、加强企业管理,这是全全民关心的、势在必行的工作。现在各个工业部门,各个省、市都在搞试点,闯门路,能够抓出些成绩,自然是众望所归的一件事。作为重工业部的第一把手,他应该做出些决策,提出些办法。但是,经济理论界有一帮人头脑发热,跟着他们胡闹会娄子,出问题。他需要等一等,看一看。等什么,看什么? 田守诚也说不清楚。反正,根据他的经验,那些让人拿不准,或是僵持不下的事情,往往就在等一等、看一看中拖了过去。就像北京冬天刮的风,一上来就是七八级,飞沙走石的。它不能老那么刮吧,刮上一两天,就会转成五六级,三四级,最后变成一二级。眼下他只须找些人搭个班子,做些姿态。对郑子云和汪方亮的那套搞法,还能起点钳制作用。

他说:“是的,我们应该抓好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我也有个想法,还没考虑成熟,是不是把企业管理司和调研室合并,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研究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

林绍同一愣。这么一来,不是把调研室从汪方亮的管辖下挖出来,另立一套人马,和汪方亮唱对台戏吗? 汪方亮是什么人物? 论魄力,论智谋,论根子,哪一方面都是硬邦的,不是关键时刻,不应轻易交锋。

“恐怕还需要再斟酌、斟酌。”

田守诚看了看林绍同。林绍同也木无表情地看着田守诚。但两个人立即心照不宣地互相明白了。

“好吧,那就再等等,看看也好。”田守诚垂下双目。

田守诚待人处事,大多留有余地。就拿汪方亮“文化大革命”

中被开除籍这件事来说,田守诚当时是举手同意的。私下里,却很会送人情。前些日子,田守诚还对汪方亮说:“那时候,开除你籍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但我也不好反对,因为我和你私人关系过密。”

汪方亮并不买账,立时拉下脸来说:“胡扯! 首先是原则。应该说的,就要说。什么私人关系不私人关系,我不承认和你有什么私人关系。”

“文化大革命”后期,田守诚和郑子云先后恢复了工作。逢年过节,田守诚总是偷偷去看看汪方亮。那时候,汪方亮还因为“恶攻”的罪名未恢复工作,更没有恢复籍。想想,那是什么罪名.又是什么时候啊。有几个人能这么干呢? 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郑子云却从来没去看望过汪方亮。但在讨论处理他的问题时,却坚持实事求是。如果田守诚和郑子云在部组会议上发生意见分歧,形成不了决议的时候,汪方亮几乎总是郑子云的支持者。其实,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据田守诚多年的观察,郑子云不交什么朋友。只能这样理解,那是两个互相需要的帮手,而并非推心置腹的朋友。

纪恒全告诉郑子云:“报社叶知秋同志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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