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牛津大学，就同到了德国一个中世纪的小城一样。有僧寺式的学院，中世纪的礼堂，古朽的颓坦，弯曲的街道，及带方帽穿袈裟的学士在街上走。
今人恍惚如置身另一世界。我初到牛津，住在一间十五世纪的旅馆，这旅馆还有英国乡下客栈的遗形，入门便是一个不方不圆铺石子的庭院，大概就是古时停马车之所。找到了账房之后，茶房领我由一小小的楼梯上去，拿出一把五寸多长的钥匙，开一间小小房间。我一窥看，不但没一品香的汽炉，就是冷热自来水都没有。我觉悟了，我是身临素所景仰怀慕世界著名的最高学府。于是很快乐的对茶房说：“好极，好极”，就把房间定下。晚上在朋友家用饭之后，回来独坐房中疑神疑鬼，听见隔壁有以咳嗽，就疑是Addison（十八世纪英国散文大家——编者）伤风，听见有老人上楼的脚步，就疑是牛顿来访。这样吸烟出神，坐在半夜，听见礼拜堂一百零一下的钟声，心上有无穷的快乐，也不知是在床上，或大椅上，就昏昏人寐了。
现代中国学生，一到牛津，总觉得不满意之处。至少似乎许多现代人生必需的物质条件都缺乏。第一样，找不到亮晶晶的浴房、健身房、抽水马桶；第二样，找不到汽水炉；第三样，找不到图书馆卡片索引。就使偶尔有之，也不是普遍的现象。讲到教授方面，尤其是使留美学生惊异的，就是课程上找不到“烹饪术”、“招徕法”、“广告心理学”等等科目。正教授的职务，规定每年演讲至少三十六次。此外有许多支薪而不做事的研究员（fellows），分庭抗礼，占据各书院的楼房居祝比如众魂学院（AllsoulsCollege）就全被这些支薪不做事，由大学倒贴他们读书的先生们住满。这班先生们高兴演讲时，便出一通告，演讲不演讲，也没人去理他。他们虽然不许娶妻，过和尚生活，但养尊处优，无忧无挂，暑假又很长，生活真太舒适而优美了。除了看书，吸烟，写文章以外，他们对人世是不负任何义务的。学生愿意躲懒的，尽管躲懒，也可毕业，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书可看，有学者可与朝夕磋磨，有他们所私淑的导师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烟谈学——这便是牛津的大学教育。大学分三十学院，何以三十，找不出理由。学院又各有他个别的风气、传统、历史、制度。连院长名称，或为master，或为warden，或为princi-pal，或为president，都不能统一。这样重重复复累累赘赘把些毫不相干的学院集于一城，凑合起来，便成为世界驰名的牛津大学。
像英国人的品性，英国的宪法，及一切英国的制度，牛津大学是理论上很有毛病的一种组织。所奇怪者，这种理论上很有毛病的组织，仍能使学者达到大学教育最纯正的目的，仍能产生一种谈吐风雅德学兼优的读书人。在我国看惯了充满“学分”“单位”“注册部”“补考”“不及格”现象的美国式大学的人，也许要认为这太玄奥难懂了。但是一回想我们古代书院的教育，注重师生朝夕的薰陶，讲学的风气，又想到书院中师生态度之闲雅，看书之自由，及其成绩之远胜现代大学教育，也就可以体悟此中的真秘罢。
李格（stephebLeacock）为现代一位幽默大家。他曾著一篇“我所见的牛津”（OxfordasIseeit）。此文曾由徐志摩译出，不知收入那一本志摩的文集中。我们可就此篇中精彩处，重译几段，不但可使读者明了牛津大学教育之精神，也可以证明论语提倡吸烟，非无理取闹，而有很精深的学理存焉。
李格说：
“据说这层神秘之关键在于导师之作用。学生所有的学识，是从导师学来的，或者更好说，是同他学来的：关于这点，大家无异论，但是导师的教学方法，却有点特别。有一位学生说：‘我们到他的房间去，他只点起烟斗，与我们攀谈。’另一个学生说：‘我们同他坐在一起，他只抽烟同我们看卷子。从这种及别种的证据，我了悟牛津导师的工作，就是召集少数学生，向他们冒烟。凡人这样有系统的被人冒烟，四年之后，自然成为学者。谁不相信这句话，尽管可以到牛津去亲眼领略。抽烟抽得好的人，谈吐作文的风雅，绝非他种方法所可学得来的。”
我曾为文（即“谈理想教育”——编者），主张一人的学问与注册部毫无关系。学问怎样坏，注册部也无方法断定他是不及格，学问怎样好，注册部也无法断定他是学成毕业。至于心理学七十八分，英国历史六十三分，更加是想不出什么意义。有人认为这疯狂。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但记得志摩这样说过：他在美国Clark大学跟人家夹书包，上课室，听演讲，规规矩矩念了几年，肚子里还是个闷葫芦，直到了他到剑桥，同朋友吸烟谈学，混一年半载，书才算读“通”了。（徐志摩在克拉克大学念银行学（一说念社会学），在剑桥大学学经济学。——编者）试问书读“通也未”，注册部有权过问，有方法衡量吗？须知大学之所以非有注册部不可，是因为大家要向大学拿文凭，大学为保全招牌信用起见，不得不将一人之心理学定为七十八分，英国历史定为六十三分。然而六十三分七十八分为一事，读书通不通，又是一事。
结果，把一班良莠不齐的人，放在一堂，由先生指定星期四九时心理学到第二百八十六页第十三行，十时法文念到第七十六页第八行，迟钝者固然赶得喘气，聪明者也只好踏步走。牺牲了高材生以就下愚，这是通常大学教育最冤枉的一件事。牛津大学态度不同，庸才求学，牛津也送他一张文凭，贤才求学，牛津大学也送他一张文凭（其中要“及格学位”passdegree或是要“优等学位”honoursdegree都各听其便），不过不叫贤才去等庸才踏步走，使他有尽量发挥的机会。李格有一段精彩的话说：“我所以仰慕牛津的重要理由，就是这个地方，还未受了一种衡量‘成绩’的风气，未沾染上驰鹜于看得见，可以示人的‘能率’的热狂。牛津大学整个制度，是叫贤才占便宜，而让凡庸愚钝者自己去胡闹。对于愚钝的学生，经过相学时期，牛津大学也给一个学位，这个学位的意义，不过表明他吸过牛津的空气而未坐狱。社会对于多数的学生也只能期望如此而已。但是对于有天才的学生，牛津却给他很好的机会。他无须踏着步等待最后的一双跛足羊跳过篱笆，他无须等待别人，他可以随意所之，向前发展，不受牵制。
如果他有超凡的才调，他的导师对他特别注意，就向他一直冒烟，冒到他的天才出火。”
我在牛津看见一位很美丽的红衣女子。这女子据我看来是天下第一美人。也许是因为那天下午天气太好。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精神太兴奋所致。也许是因为牛津的屁也香的缘故。我们的论断都是受情感作用的。但是身居其境，确系如此感觉，虽明知主观作用，也无可如何。
牛律向来不是收女生的。不知是不是海禁既开，受了中国的影响，听说中国已经男女同学（民国九年秋，北大招收正式女生，是为我国公立大学有女生之始。——编者）自觉惭愧，急起直追，所以于最近也居然许女生入学了。但是仍然没有实行男女同学的勇气，女子另外立学院，替她同安排，夜里到了几点，大门仍旧关起来，牛津女子学院共有四个，为什么四个，也找不出理由。记得一个叫做圣柔利，一个叫做玛加利。因为我有三个女孩，所以也特别参观一下。红衣女朗说她们生活很好，规矩也不太严也不太宽，总之就是合乎英国绅士中庸之道。但是言词之中，每每羡慕男生宿舍比她们好，机会比她们好。男生所住的摩得伦僧院，她们只能住新式的洋房。她说剑桥的女生比她们自由，因为剑桥的女生不是自居化外，不能拿文凭，无论怎样勤读，剑桥总是不算她们做大学中人。因此剑桥大学也不得不让她们自由了。
我看到玛加利学院的楼舍比不上圣玛利亚（中国），圣柔利的楼舍也比不上中西女塾（中国）。但是我仍不准备把女孩送入玛利或中西。
我曾在一个学院（耶稣学院）吃过饭。饭厅饭桌，还是沿用中世纪僧院的形式。高头坐着本院教员。下头学生围着条长桌，坐在长条板凳。墙壁上挂着也不知是十七世或十八世纪的油画，画中人物都是本院出色的人物。他们的眼睛下看这些学子，好像在保佑他们，同时在勖励他们上进，无愧为耶稣学院的学生。吃饭时也许有许多传统的规矩，譬如不许提到女人的名字，是不是僧院的遗风，就元从考证了。听说有学生席上偶然提维多利亚及伊利沙怕女王的名字，也照例受罚了。席后照例传饮“爱之杯”，这就是中世纪僧院之遗风无疑。“爱之杯”是一大杯，盛一种薄酒，传饮之时，也有许多规矩，犯了也要受罚。听说古时礼节，凡举杯饮酒之人，其在右之人必须起立，这起立是有重大意义的，是要保证饮酒之人，提防在他举杯之际，有人从他背后砍他脑袋。其用意与西人握手，表示并无执剑，免冠（古时免盔之变相表示）表示并不敌视你之意相同。但是到底杯只有一个，大家传饮，唾沫留在杯口是不能免的事，因为我是客，他们不叫我饮，我也甚觉快乐。于是我又感觉牛津之卫生，也远不如暨南复旦。但是如果我有儿子，仍旧不准备送人复旦或暨南。
综括以上，使我得一种感觉。英人之重传统远在华人之上。这也许是英国所以为伟大，也这是牛津之所以伟大缘故。牛津太不会迎合世界潮流了。
因为他不迎合潮流，所以五百年间，相沿而下，仍旧能保全他的个性，在极不合理之状态中，仍然不失其为一国最高的学府，一个思想之中心，所以“牛津学生走路宛如天地间惟我独尊”，这种精神求之于中国，惟有康有为、辜鸿铭二人而已。革命的人革命，反革命的人反革命，大家不要投机，观察风势，中国自会进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