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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1-16 21: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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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第二天早上,二哥福海搀着大舅妈,声势浩大地来到。他们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至今还是个疑问。不管怎样吧,大舅妈是非来不可的。按照那年月的规矩,姑奶奶作月子,须由娘家的人来服侍。这证明姑娘的确是赔钱货,不但出阁的时候须由娘家赔送四季衣服、金银首饰,乃至箱柜桌椅,和鸡毛掸子;而且在生儿养女的时节,娘家还须派人来服劳役。

大舅妈的身量小,咳嗽的声音可很洪亮。一到冬天,她就犯喘,咳嗽上没完。咳嗽稍停,她就拿起水烟袋咕噜一阵,预备再咳嗽。她还离我家有半里地,二姐就惊喜地告诉母亲:大舅妈来了!大舅妈来了!母亲明知娘家嫂子除了咳嗽之外,并没有任何长处,可还是微笑了一下。大嫂冒着风寒,头一个来贺喜,实在足以证明娘家人对她的重视,嫁出的女儿并不是泼出去的水。母亲的嘴唇动了动。二姐没听见什么,可是急忙跑出去迎接舅妈。

二哥福海和二姐耐心地搀着老太太,从街门到院里走了大约二十多分钟。二姐还一手搀着舅妈,一手给她捶背。因此,二姐没法儿接过二哥手里提的水烟袋、食盒(里面装着红糖与鸡蛋),和蒲包儿(内装破边的桂花“缸炉”与槽子糕)。好容易喘过一口气来,大舅妈嘟囔了两句。二哥把手中的盒子与蒲包交给了二姐,而后搀着妈妈去拜访我姑母。不管喘得怎么难过,舅妈也忘不了应当先去看谁。可是也留着神,把食品交给我二姐,省得叫我姑母给扣下。姑母并不缺嘴,但是看见盒子与蒲包,总觉得归她收下才合理。大舅妈的访问纯粹是一种外交礼节,只须叫声老姐姐,而后咳嗽一阵,就可以交代过去了。姑母对大舅妈本可以似有若无地笑那么一下就行了,可是因为有二哥在旁,她不能不表示欢迎。

在亲友中,二哥福海到处受欢迎。他长得短小精悍,既壮实又秀气,漂亮又老成,圆圆的白净子脸,双眼皮,大眼睛。他还没开口,别人就预备好听两句俏皮而颇有道理的话。及至一开口,他的眼光四射,满面春风,话的确俏皮,而不伤人;颇有道理,而不老气横秋。他的脑门以上总是青青的,象年画上胖娃娃的青头皮那么清鲜,后面梳着不松不紧的大辫子,既稳重又飘洒。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这样的一个安,叫每个接受敬礼的老太太都哈腰儿还礼,并且暗中赞叹:我的儿子要能够这样懂得规矩,有多么好啊!

他请安好看,坐着好看,走道儿好看,骑马好看,随便给孩子们摆个金鸡独立,或骑马蹲裆式就特别好看。他是熟透了的旗人,既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他会骑马射箭,会唱几段(只是几段)单弦牌子曲,会唱几句(只是几句)汪派的《文昭关》,会看点风水,会批八字儿。他知道怎么养鸽子,养鸟,养骡子与金鱼。可是他既不养鸽子、鸟,也不养骡子与金鱼。他有许多正事要作,如代亲友们去看棺材,或介绍个厨师傅等等,无暇养那些小玩艺儿。大姐夫虽然自居内行,养着鸽子,或架着大鹰,可是每逢遇见福海二哥,他就甘拜下风,颇有意把他的满天飞的元宝都廉价卖出去。福海二哥也精于赌钱,牌九、押宝、抽签子、掷骰子、斗十胡、踢球、“打老打小”,他都会。但是,他不赌。只有在老太太们想玩十胡而凑不上手的时候,他才逢场作戏,陪陪她们。他既不多输,也不多赢。若是赢了几百钱,他便买些糖豆大酸枣什么的分给儿童们。

他这个熟透了的旗人其实也就是半个、甚至于是三分之一的旗人。这可与血统没有什么关系。以语言来说,他只会一点点满文,谈话,写点什么,他都运用汉语。他不会吟诗作赋,也没学过作八股或策论,可是只要一想到文艺,如编个岔曲,写副春联,他总是用汉文去思索,一回也没考虑过可否试用满文。当他看到满、汉文并用的匾额或碑碣,他总是砍赏上面的汉字的秀丽或刚劲,而对旁边的满字便只用眼角照顾一下,敬而远之。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一种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

可是,惊人之笔是在这里:他是个油漆匠!我的大舅是三品亮蓝顶子的参领,而儿子居然学过油漆彩画,谁能说他不是半个旗人呢?我大姐的婚事是我大舅给作的媒人。大姐婆婆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按理说她绝对不会要个旗兵的女儿作儿媳妇,不管我大姐长的怎么俊秀,手脚怎么利落。大舅的亮蓝顶子起了作用。大姐的公公不过是四品呀。在大姐结婚的那天,大舅亲自出马作送亲老爷,并且约来另一位亮蓝顶子的,和两位红顶子的,二蓝二红,都戴花翎,组成了出色的送亲队伍。而大姐的婆婆呢,本来可以约请四位红顶子的来迎亲,可是她以为我们绝对没有能力组织个强大的队伍,所以只邀来四位五品官儿,省得把我们都吓坏了。结果,我们取得了绝对压倒的优势,大快人心!受了这个打击,大姐婆婆才不能不管我母亲叫亲家太太,而姑母也乘胜追击,郑重声明:她的丈夫(可能是汉人!)也作过二品官!

大姐后来嘱咐过我,别对她婆婆说,二哥福海是拜过师的油漆匠。是的,若是当初大姐婆婆知道二哥的底细,大舅作媒能否成功便大有问题了,虽然他的失败也不见得对大姐有什么不利。

二哥有远见,所以才去学手艺。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钱粮,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同时,吃空头钱粮的在在皆是,又使等待补缺的青年失去有缺即补的机会。我姑母,一位寡妇,不是吃着好几份儿钱粮么?

我三舅有五个儿子,都虎头虎脑的,可都没有补上缺。可是,他们住在郊外,山高皇帝远。于是这五虎将就种地的种地,学手艺的学手艺,日子过得很不错。福海二哥大概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决定自己也去学一门手艺。二哥也看得很清楚:他的大哥已补上了缺,每月领四两银子;那么他自己能否也当上旗兵,就颇成问题。以他的聪明能力而当一辈子白丁,甚至连个老婆也娶不上,可怎么好呢?他的确有本领,骑术箭法都很出色。可是,他的本领只足以叫他去作枪手,替崇家的小罗锅,或明家的小瘸子去箭中红心,得到钱粮。是呀,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自己有本领,而补不上缺,小罗锅与小瘸子肯花钱运动,就能通过枪手而当兵吃饷!二哥在得一双青缎靴子或几两银子的报酬而外,还看明白:怪不得英法联军直入公堂地打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凭吃几份儿饷银的寡妇、小罗锅、小瘸子,和象大姐公公那样的佐领、象大姐夫那样的骁骑校,怎么能挡得住敌兵呢!他决定去学手艺!是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总会有人,象二哥,多看出一两步棋的。

大哥不幸一病不起,福海二哥才有机会补上了缺。于是,到该上班的时候他就去上班,没事的时候就去作点油漆活儿,两不耽误。老亲旧友们之中,有的要漆一漆寿材,有的要油饰两间屋子以备娶亲,就都来找他。他会替他们省工省料,而且活儿作得细致。

当二哥作活儿的时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汉人,一个工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

二哥还信白莲教!他没有造反、推翻皇朝的意思,一点也没有。他只是为坚守不动烟酒的约束,而入了“理门”。本来,在友人让烟让酒的时候,他拿出鼻烟壶,倒出点茶叶末颜色的闻药来,抹在鼻孔上,也就够了。大家不会强迫一位“在理儿的”破戒。可是,他偏不说自己“在理儿”,而说:我是白莲教!不错,“理门”确与白莲教有些关系,可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在理儿”是好事,而白莲教便有些可怕了。母亲便对他说过:“老二,在理儿的不动烟酒,很好!何必老说白莲教呢,叫人怪害怕的!”二哥听了,便爽朗地笑一阵:“老太太!我这个白莲教不会造反!”母亲点点头:“对!那就好!”

大姐夫可有不同的意见。在许多方面,他都敬佩二哥。可是,他觉得二哥的当油漆匠与自居为白莲教徒都不足为法。大姐夫比二哥高着一寸多。二哥若是虽矮而不显着矮,大姐夫就并不太高而显着晃晃悠悠。干什么他都慌慌张张,冒冒失失。长脸,高鼻子、大眼睛,他坐定了的时候显得很清秀体面。可是,他总坐不住,象个手脚不识闲的大孩子。一会儿,他要看书,便赶紧拿起一本《五虎平西》——他的书库里只有一套《五虎平西》,一部《三国志演义》,四五册小唱本儿,和他幼年读过的一本《六言杂字》。刚拿起《五虎平西》,他想起应当放鸽子,于是顺手儿把《五虎平西》放在窗台上,放起鸽子来。赶到放完鸽子,他到处找《五虎平西》,急得又嚷嚷又跺脚。及至一看它原来就在窗台上,便不去管它,而哼哼唧唧地往外走,到街上去看出殡的。

他很珍视这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他以为这种自由是祖宗所赐,应当传之永远,“子子孙孙永宝用”!因此,他觉得福海二哥去当匠人是失去旗人的自尊心,自称白莲教是同情叛逆。前些年,他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白莲教不是造过反吗?

在我降生前的几个月里,我的大舅、大姐的公公和丈夫,都真着了急。他们都激烈地反对变法。大舅的理由很简单,最有说服力:祖宗定的法不许变!大姐公公说不出更好的道理来,只好补充了一句:要变就不行!事实上,这两位官儿都不大知道要变的是哪一些法,而只听说:一变法,旗人就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

大舅已年过五十,身体也并不比大舅妈强着多少,小辫儿须续上不少假头发才勉强够尺寸,而且因为右肩年深日久地向前探着,小辫儿几乎老在肩上扛着,看起来颇欠英武。自从听说要变法,他的右肩更加突出,差不多是斜着身子走路,象个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大姐的公公很硬朗,腰板很直,满面红光。他每天一清早就去溜鸟儿,至少要走五六里路。习以为常,不走这么多路,他的身上就发僵,而且鸟儿也不歌唱。尽管他这么硬朗,心里海阔天空,可是听到铁杆庄稼有点动摇,也颇动心,他的咳嗽的音乐性减少了许多。他找了我大舅去。

笼子还未放下,他先问有猫没有。变法虽是大事,猫若扑伤了蓝靛颏儿,事情可也不小。

“云翁!”他听说此地无猫,把鸟笼放好,有点急切地说:“云翁!”

大舅的号叫云亭。在那年月,旗人越希望永远作旗人,子孙万代,可也越爱摹仿汉人。最初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名字而外,还要起个字雅音美的号。慢慢地,连参领佐领们也有名有号,十分风雅。到我出世的时候,连原来被称为海二哥和恩四爷的旗兵或白丁,也都什么臣或什么甫起来。是的,亭、臣、之、甫是四个最时行的字。大舅叫云亭,大姐的公公叫正臣,而大姐夫别出心裁地自称多甫,并且在自嘲的时节,管自己叫豆腐。多甫也罢,豆腐也罢,总比没有号好的多。若是人家拱手相问:您台甫?而回答不出,岂不比豆腐更糟么?

大舅听出客人的语气急切,因而不便马上动问。他比客人高着一品,须拿出为官多年,经验丰富,从容不迫的神态来。于是,他先去看鸟,而且相当内行地夸赞了几句。直到大姐公公又叫了两声云翁,他才开始说正经话:“正翁!我也有点不安!真要是自力更生,您看,您看,我五十多了,头发掉了多一半,肩膀越来越歪,可叫我干什么去呢?这不是什么变法,是要我的老命!”

“嗐!是!”正翁轻嗽了两下,几乎完全没有音乐性。“是!出那样主意的人该劙!正翁,您看我,我安分守己,自幼儿就不懂要完星星,要月亮!可是,我总得穿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吧?我总得炒点腰花,来个木樨肉下饭吧?我总不能不天天买点嫩羊肉,喂我的蓝靛颏儿吧?难道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应该!应该!”

“咱们哥儿们没作过一件过分的事!”

“是嘛!真要是不再发钱粮,叫我下街去卖……”正翁把手捂在耳朵上,学着小贩的吆喝,眼中含着泪,声音凄楚:“赛梨口耶,辣来换!我,我……”他说不下去了。“正翁,您的身子骨儿比我结实多了。我呀,连卖半空儿多给,都受不了啊!”

“云翁!云翁!您听我说!就是给咱们每人一百亩地,自耕自种,咱们有办法没有?”

“由我这儿说,没有!甭说我拿不动锄头,就是拿得动,我要不把大拇脚趾头锄掉了,才怪!”

老哥俩又讨论了许久,毫无办法。于是就一同到天泰轩去,要了一斤半柳泉居自制的黄酒,几个小烧(烧子盖与炸鹿尾之类),吃喝得相当满意。吃完,谁也没带着钱,于是都争取记在自己的账上,让了有半个多钟头。

可是,在我降生的时候,变法之议已经完全作罢,而且杀了几位主张变法的人。云翁与正翁这才又安下心去,常在天泰轩会面。每逢他们听到卖萝卜的“赛梨口耶,辣来换”的呼声,或卖半空花生的“半空儿多给”的吆喝,他们都有点怪不好意思;作了这么多年的官儿,还是沉不住气呀!

多甫大姐夫,在变法潮浪来得正猛的时节,佩服了福海二哥,并且不大出门,老老实实地在屋中温习《六言杂字》。他非常严肃地跟大姐讨论:“福海二哥真有先见之明!我看咱们也得想个法!”

“对付吧!没有过不去的事!”大姐每逢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总是拿出这句名言来。

“这回呀,就怕对付不过去!”

“你有主意,就说说吧!多甫!”大姐这样称呼他,觉得十分时髦、漂亮。

“多甫?我是大豆腐!”大姐夫惨笑了几声。“现而今,当瓦匠、木匠、厨子、裱糊匠什么的,都有咱们旗人。”“你打算……”大姐微笑地问,表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去学什么手艺,她都不反对。

“学徒,来不及了!谁收我这么大的徒弟呢?我看哪,我就当鸽贩子去,准行!鸽子是随心草儿,不爱,白给也不要;爱,十两八两也肯花。甭多了,每月我只作那么一两号俏买卖,就够咱们俩吃几十天的!”

“那多么好啊!”大姐信心不大地鼓舞着。

大姐夫挑了两天,才狠心挑出一对紫乌头来,去作第一号生意。他并舍不得出手这一对,可是朝廷都快变法了,他还能不坚强点儿么?及至到了鸽子市上,认识他的那些贩子们一口一个多甫大爷,反倒卖给他两对鸽铃,一对凤头点子。到家细看,凤头是用胶水粘合起来的。他没敢再和大姐商议,就偷偷撤销了贩卖鸽子的决定。

变法的潮浪过去了,他把大松辫梳成小紧辫,摹仿着库兵,横眉立目地满街走,倒仿佛那些维新派是他亲手消灭了的。同时,他对福海二哥也不再那么表示钦佩。反之,他觉得二哥是脚踩两只船,有钱粮就当兵,没有钱粮就当油漆匠,实在不能算个地道的旗人,而且难免白莲教匪的嫌疑。

书归正传:大舅妈拜访完了我的姑母,就同二哥来看我们。大舅妈问长问短,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老姐儿们都落了点泪。收起眼泪,大舅妈把我好赞美了一顿:多么体面哪!高鼻子,大眼睛,耳朵有多么厚实!

福海二哥笑起来:“老太太,这个小兄弟跟我小时候一样的不体面!刚生下来的娃娃都看不出模样来!你们老太太呀……”他没往下说,而又哈哈了一阵。

母亲没表示意见,只叫了声:“福海!”

“是!”二哥急忙答应,他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您放心,全交给我啦!明天洗三,七姥姥八姨的总得来十口八口儿的,这儿二妹妹管装烟倒茶,我跟小六儿(小六儿是谁,我至今还没弄清楚)当厨子,两杯水酒,一碟炒蚕豆,然后是羊肉酸菜热汤儿面,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好不好?您哪!”

母亲点了点头。

“有爱玩小牌儿的,四吊钱一锅。您一丁点心都别操,全有我呢!完了事,您听我一笔账,决不会叫您为难!”说罢,二哥转向大舅妈:“我到南城有点事,太阳偏西,我来接您。”大舅妈表示不肯走,要在这儿陪伴着产妇。

二哥又笑了:“奶奶,您算了吧!凭您这全本连台的咳嗽,谁受得了啊!”

这句话正碰在母亲的心坎上。她需要多休息、睡眠,不愿倾听大舅妈的咳嗽。二哥走后,大舅妈不住地叨唠:这个二鬼子!这个二鬼子!

可是“二鬼子”的确有些本领,使我的洗三办得既经济,又不完全违背“老妈妈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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