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节有二义：一以纪念大诗人屈原，一以鼓舞当今的文人。对前者，屈原人格之崇高，作品之伟大，以为民族的光荣，毋庸缕述。对后者，有二点似宜说明：（一）“诗人”与“文人”似当有别，但广泛的来说，凡属创作的想象的文艺作品统可称之为诗；同样的，凡气度崇高，富有创造力与想象者统可被誉为诗人，故诗人节实为文艺节，不必再有戏剧家节，小说家节，及杂文家节也。莎士比亚以戏剧驰誉，托尔司太以小说见胜，皆被称为诗人，且当之无愧。今之治戏剧及小说者，本其所长，努力进取，虽不为诗，诗之质素固在；若必血柱鼓瑟，勉强为诗以自彰其短，徒博虚名，是买椟而还珠矣。（二）所谓诗人者，非谓在技巧上略知门径之诗匠也。诗人在文艺上固须有所表现，其为人亦须与诗相备配。诗所以彰正义、明真理、抒至情，故为诗者首当有正义之感，有为真理牺牲之勇气，有至感深情以支持其文字。诗若是天地间浩然的正气，诗人也正是此浩然正气的寓所，只凭排列平仄，玩耍文字，而自号为诗人，则既不成诗，复不成人，还成什么诗人？有人于此，终身不为一韵语，而爽朗刚正，果敢崇高，有诗人气度，即是诗人。反之，其为人心地狭浊，而终日填词制律，以猎虚名，或以干禄，是诗匠诗贩，非诗人也。于此，诗人节之倡设，实与整个社会有关——诗的社会固不必人人吟诗，个个度曲，要在能辨是非，能以诚相见，有良好的风尚耳。
抗战四年，举国在同一崇高的理想下共赴国难，头可杀而节不可辱；此理想是诗的本质，此艰苦为诗的本事。有此本质，故敢以血涤辱，以弱敌强。有此本事，故举世惊震，交相赞美。在今天而有诗人节的建定，诗人们自然晓得，他们自己已供献了什么，或未曾供献了什么。就是不作诗的人似乎也应该深思默虑，我们的眼前还有没有阻碍达到我们的理想的东西，就连我们自己是否已经没有一点私心与弱点。这样的检审一下，恐怕我们也许感到一些愧悔，而把真诚不折不扣的拿将出来，使我们感到艰苦，而不灰心；感到哀伤，而能振拔；感到缺乏，而求充实；象诗那样的劲健悲壮！理想之途是用血冲成的。假若不幸而把诗人节只看成是穷酸们聚会到一处，写或读一两首小诗，或且吃上一半个粽子的日子，那就根本无须多此一举了。——写于诗人节。
载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新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