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今日到今天这一年中，文艺界几乎没有任何热闹与活动。原因很简单：写家们闹穷，文艺界抗敌协会也闹穷。文协的进项，每月还只有一千五百元左右。这点钱还不够买一双体面的皮鞋的，怎能维持一个团体的日常开销呢！因此，会不敢开，连信也不敢发，就那么一声不响的苟延残喘。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则今后的会务便依然是“一夜无话”。
作家们个人呢，越穷便越想多写文章，好换点钱买米吃。可是，文章写好，稿费是那么低薄，任凭你怎样努力，也换不来够自己和家人吃饱的米。再加上，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报纸上的文艺副刊似有若无，有时候文章写好而无从发表，作家们就只好对着文章发楞。这么一来，有的人便没法不去另找职业，而在公余之暇写点文章。人既不是铁打的，白天办公或教书，夜间写文，怎样吃得消。于是因劳成疾，人文两败。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文人们乃陷于苦海中。公教人员虽然也很苦，可是到底还能得到米和合作社分配的油盐，职业的作家无此便利。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则今后的文艺恐怕也要“一夜无话”了。
“文协”与作家们的贫困虽如上述，这可是一点没有后悔抗战的意思。抗战是艰苦的，文人们早就知道。而且，文人们也并未因看见发国难财的人而眼馋，想放弃清苦的生活，去过反节约的日子。文人们只求一家大小能吃饱，有个安静的地方去写作。现在，这点最低的要求还难得到，所以为他们自己，为文艺，他们都不应当缄默。写作与否虽然是他们自己的事，可是社会上有文艺与否却是大家的事。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军队现在很缺乏精神食粮，我们的百姓，儿童，都缺少适当的读物。我们的盟国都需要中国的抗战文艺，以便洞悉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民族心理状态。文艺在今天还和战前一样重要，或者更重要。那么，文艺工作者的生活问题便不应当由他们自己处理，任凭他们自生自灭，而是应当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由大家去设法解决的了。
解决这个问题，自然不是很简单的事。举例言之：（一）作家们可否象陪都的新闻界那样由政府给米？（二）文艺刊物能否增多？（三）稿费怎样提高？（四）对书籍版税与剧本上演税如何保障？（五）书价如何因邮费与税捐的减低而减低，以广销行？（六）怎样创办合作社，使作家们能买到廉价的文具与图书？（七）怎样建造“文艺之家”，收容无家可归的作家……问题很多，而且都不是作家自己所能解决的。这都须由社会上大家的关切与注意才能想出办法来——我相信，假若大家肯帮忙，一定会有很多的办法的。
在过去的数年中，我们的政府很垂念文人生活的困苦，而时予以精神上的鼓励与物质上的援助，这是文人们深深感激的。立法院因文人的呼吁而修正了出版法，中央党部的出版事业委员会时时把出版家与作家召集在一处，商讨增加稿费和其他的问题。文艺奖助金委员会很公正的给予文艺家以奖金和助金，并且代作家印行书籍。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也想出许多方法，随时的给文人们以种种便利和助援。此外，如社会部、教育部、中宣部、政治部，也都对文艺团体和作家个人时时加以鼓舞和奖励。不，这些使文人们感激的办法与实惠，都似乎未能统筹全局，为根本的解决；以致文人们受了惠而仍极贫，依然写不出文章来。为今日之计，政府似乎应该把奖励与救济文人们的款项集中，把办法也统一起来，或者化零为整，能收到较大较好的效果。
头昏，不愿再写下去。我只愿再说一句：今天社会上若仍然不替文人们的生活想办法，文人们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就只好另谋枝棲，而放弃了文艺！社会无“文”，虽富亦贫！载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日《新蜀报》“文协成立六周年纪念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