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二十七岁以前，我的职业与趣味所在都是教书与办学校。虽然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已喜爱文学；虽然五四运动使我醉心新文艺，我可并没想到自己也许有一点点文艺的天才，也就没有胆量去试写一篇短文或小诗。直到二十七岁出国，因习英文而读到英国的小说，我才有试验自己的笔力之意。那时候，我的事情不很繁重，差不多每天都能匀出一两个钟头的闲空去写作。又加上许地山先生的鼓励，我就慢慢利用在教育作事六年的经验凑成了乱七八糟的《老张的哲学》。
直到《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发表了，我还不晓得“题旨”，“结构”等等术语的含意。所以，在发表了几段之后，我就后悔了，颇想把原稿收回，详加修正。这个可是作不到，于是我就又开始写《赵子曰》，希望在这一本书中矫正以前的错误。结果呢，虽然《赵子曰》的内容也许没有象“老张”那么结实，可是在结构上的确有了一点进步。非动笔写不会找到文艺的门径，于是见之。
第三部小说是《二马》；写完它，我就离开了英国。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写成了《小坡的生日》——近已在渝重印。
回国后到济南齐鲁大学去教书，就地取材，写成了《大明湖》；还是《小说月报》发表。稿子刚交出去，“一·二八”的大火便把它烧成了灰。对自己的作品，我向不大重视，所以不留副稿；这回虽吃了大亏，也还没能改正过来我的毛病，到如今我还是不肯另抄存一分。
《大明湖》火葬以后，沪上文艺刊物索稿者渐多。既不能逐一报以长篇，乃试写短篇。短篇比长篇虽写得多，非短时间所能学好，我的第一部短篇集《赶集》，所收集的多是笑话和速写，称之曰小说，实太勉强。
同时，为小型的刊物，我也写杂文，更无足取；所以除了已经绝版的一本《幽默诗文集》，我没有汇印我的杂文，我的杂文，而且永远不拟汇印，我喜欢多多练习，而不顾敝帚千金的把凡是自己写的都硬看成佳作。
继《赶集》而起的短集有《樱海集》与《蛤藻集》。两集中各有一篇稍象样子的，但多数还是滥竽充数。我的才力不长于写短篇。
《大明湖》以后，我写了四部长篇——《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与《骆驼祥子》。其中，《骆驼祥子》与《离婚》还有可取之处，《牛天赐传》平平无疵，《猫城记》最要不得。
《老牛破车》是谈自己写作经验的一本小书，不过是些陈谷子烂芝麻而已。
“七七”抗战的那一年，我辞去教职，专心写作，同时写两部长篇。“七七”后流亡出来，两稿（各得数万字）尽弃于济南。
抗战后，因试验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我写过几篇旧式的戏与鼓词多篇；一部分收入了《三四一》集，其余的还未汇印。
因生活的不安定，因体弱多病，在抗战后我写的小说很少，短篇只有《火车集》与《贫血集》，长篇仅一《火葬》，都不好。
剧本倒写了不少，可是也没有一本象样子的：目的在学习，写得不好也不后悔。《残雾》是第一本，乱七八糟。《国家至上》还好，因系与宋之的先生合写的，功在之的也。《面子问题》分量太轻，压不住台。《张自忠》、《大地龙蛇》与《归去来兮》全坏得出奇。《虎啸》若略为修改，可以成为好戏，但既系与赵清阁、萧亦五两先生合写的，改起来就不容易，只好随它去吧。《桃李春风》虽然得过奖，里面缺欠可实在不少。此剧系与赵清阁先生合写的，上演时的修正，都是由他执笔的，那时节我正卧病北碚。
我没有诗才，可是在抗战中我也学习诗。勤于学习总有好处，管它成绩如何呢。《剑北篇》本拟写成万行，因病而中辍；何日补完，我自己也不敢说。
今年是我学习写作的第二十年，在量上，我只写了二十多本书；在质上，连一篇好东西也没有。……载一九四四年九月《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三、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