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老翁如病起， 破衲邅毶瘦如鬼; 晓来扶向官道旁， 哀告行人乞钱米。时予奉檄离江城，邂逅一见怜其贫;倒囊赠与五升米，试问保故为穷民。
【鉴赏】
老翁答言“听我语，我是东乡李福五，我家无本为经商，只种官田三十亩。延祐七年三月初，卖衣买得犁与锄;朝耕暮耘受辛苦，要还私债输官租。谁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绝无潮又竭;欲求一点半点水，却比农夫眼中血。滔滔黄浦如沟渠，农家争水如争珠;数车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途。官司八月受灾状，我恐征粮吃官棒;相随邻里去告灾，十石官粮望全放。当年隔岸分吉凶，高田尽荒低田丰;县官不见高田旱，将谓亦与低田同。文字下乡如火速，逼我将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开旱仓，主首贫乏无可偿;男名阿孙女阿惜，逼我嫁卖陪官粮。阿孙卖与运粮户，即日不知在何处;可怜阿惜犹未笄，嫁向湖州山里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饥无口食寒无衣;东求西乞度残喘，无因早向黄泉归。”
旋言旋拭腮边泪，我忽惊惭汗沾背。“老翁老翁无复言，我是今年检田吏。”
据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载，袁介曾为松江府掾。此诗一名《检田吏》，实是一篇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忏悔录”。
诗中自叙在履行检田吏公务的途中，遇到一位行乞的老翁名叫李福五，并耐心听取了老翁沦为乞丐的悲惨经历。元蒙统治时期，大量耕地化作牧场。由于耕地面积减少，租税特重，有钱人则宁肯从事商业以逃税，而贫苦农民只能佃公田而种。诗中李翁便如此：“我家无本为经商，只种官田三十亩。”在“延祐七年(1320)三月初”，老翁卖衣买下犁锄等农具从事耕作。他辛苦劳作，只望有一个好的收成，可以还私债、交官租。谁知遇到连月大旱，河水枯竭，“农家争水如争珠”。然而水还未到，稻田已焦。这年看来颗粒无收。老翁担心的只是官租，于是在法定的时限(八月)，随邻里往官府告灾乞免。诗中插叙当年的灾情是隔河两岸有差异，高田低田也有差异：“当年隔岸分吉凶，高田尽荒低田丰。”而李翁所耘田正在凶岸高田，但“县官不见高田旱，将谓亦与低田同。”不作任何调查即发下公文，逼李翁一干人自首伏罪(“首伏”)。但李翁是个老实人，不知道屈服而据理力争，结果县官盛怒之下，把他种的田批为熟田，比他人交税当更重。九月开仓赈济也没他的份。只好卖儿卖女，权“陪官粮”。李翁自己则沦为乞丐，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恨不得早些了此残生。汉唐以来乐府、新乐府多有反映民间疾苦特别是灾情的诗篇，其情事不免相类。但袁介《踏灾行》在揭露现实黑暗方面却能深入而饶有新意，诗中 “县官” 的可恶，不仅在于身为“民之父母”，却不调查研究，主观臆断; 更在于他作威作福，给人小鞋穿。明明李翁受灾很重，只因他态度不完全顺从，便批田作“熟”。这不是存心将人往火坑里推吗?这种事，现实生活中不会少。但很少有诗人提到。(至于农夫披星戴月之辛苦，卖儿卖女的悲惨，倒是古代诗中屡见不鲜的。)
白居易是第一个公开主张诗歌要大众化的杰出诗人，“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 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 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袁介的《踏灾行》也实践着这一主张，并有所发展。就语言的通俗径质而言，它全用口语，是一首真资格的七言“白话诗”。如“老翁答言听我语，我是东乡李福五。我家无本为经商，只种官田三十亩”等语，就和后世大鼓词差不多，老太太都懂的。就内容的真实可靠而言，它不但记录了事实本末，而且连具体时间，主人公真名实姓(包括其子女)都写进诗中，这种“报告文学”式的做法，就是新乐府中也没有的。就体裁的顺肆而言，这首诗虽然篇幅不短，结构却简明，老翁自叙占了绝大篇幅，加上一头一尾，几乎用不着分段，读者对内容就可以一目了然。如果配上弦索曲调演唱，是会有很多不识字的听众的。大众化、通俗化，也并不排斥警策，诗中除“欲求一点半点水，却比农夫眼中血”数句堪称警句外，通体也显得干净利落，有较高的语言造诣。
最后是诗的结尾颇有深意。“旋言旋拭腮边泪，我忽惊惭汗沾背。老翁老翁无复言，我是今年检田吏。”诗人向老翁自报身份时，是惶怵不安的。这当然不是以救星自居，而是一个正直官吏的良心发现，“使翁一朝及此，我辈之罪也”。这是一种为责任心驱使的深深的忏悔。是的，他一见老翁邋遢之状，就曾 “倒囊赠与五升米”，可这又算什么呢?救济他么?作为一个“检田吏”，我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呢?诗的末二句的意味，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