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生初来我们这里时，就引来一街人的目光；那是一个下午，她穿着一件浅地碎黄花的布拉吉长裙，样子虽然有些忧伤，却将一条街都映得亮起来。我们这条街叫柳荫街。每到夏天的傍晚，街上就会坐满乘凉的人们，当时大家都很奇怪，搞不清大虎是从哪里带回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大虎在邮电局工作，过去只是一个普通的邮递员，但自从他成立起“绿色邮递造反队”，经常率人在街上集会或张贴大字报，名气就一天天大起来。
那时通讯还很不发达，不要说互联网，连电话也不普及，人们要联系只能靠信件。因此邮递工作也就很繁忙。邮递员都是穿着绿制服，骑一辆挂着鼓鼓囊囊邮袋的绿色自行车，每天在大街小巷里匆忙地穿来穿去。灵巧得像鱼。大虎的父亲当年也是邮递员，大家都叫他尚师傅。柳荫街上的很多人都曾见过尚师傅当年送信。他由于长年骑车走街串巷，车技也就极为高超，无论多窄的路都能像杂技演员一样穿行自如，两个车轱辘就像长在了他的身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一天下午被汽车撞死了。当时尚师傅是去送一封加急快信，骑车也是快了一些，刚刚一上大街就见迎面有一辆旅行轿车飞驰而来。他连忙躲向路边。但为时已晚。那辆旅行轿车竟比尚师傅更慌张，车头晃了几晃就猛地一下撞过来。尚师傅立刻被撞得腾空而起，一直飞出很远，又砸破路边一家商店的橱窗才落到地上。事后据亲眼目睹了这起交通事故的人说，当时尚师傅还没有断气，也就是说，倘若及时抢救还是有希望的。但这辆肇事的汽车只是停下看了看就又急驰而去。事后大虎才听说，那辆旅行轿车是拉着一个医生要去哪里抢救什么病人，时间很宝贵。但大虎搞不懂，那个医生要去给看病的那个病人生命宝贵，难道自己父亲的生命就不宝贵了吗，他们怎么可以为了去救一个人，就置另一个人的死活于不顾呢？大虎想，如果他们当时把车停下来，哪怕将父亲一起拉走，待抢救完了那个他们要抢救的病人再来抢救父亲，或许父亲都不会这样白白的死掉。但是，他们竟然就这样扔下父亲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了。那时大虎还在上中学。他从很小就已没有了母亲，家里只有他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父亲这样一死，他也就失去了生括来源。
于是，大虎只好提前退学，去邮电局接替父亲当了一名邮递员。
大虎似乎天生就具备当邮递员的素质，不仅记忆力很好，对各种业务也熟悉得快。柳荫街上的人渐渐发现，大虎骑车的技术竟比他父亲更加精湛，简直出神入化。曾经有一次，他送信时遇到一个老人患了急病，他情急之下竟将这昏迷不醒的老人背到身上，然后空着两个车把就一路飞快地骑去了医院，连当时站在街口指挥交通的民警都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大虎对父亲的死却一直耿耿于怀。当初那辆肇事的汽车并没有逃避责任。事后很快就去向交管部门投案，讲明这辆车是属于一所大学的，他们当时确实是有急事。但大虎始终怀疑，这件事应该与附近的柳荫街卫生院有关。因此后来，当他成立起“绿色邮递造反队”，采取的第一项革命行动就是冲进这家卫生院，将这里的一切都砸得稀烂。
当然，大虎率人去砸卫生院还有另一个原因。
在柳荫街卫生院里也有一支群众队伍，叫“白衣战士战斗队”，一直与“绿色邮递造反队”在政治观点上有很大分歧。后来这分歧就形成一种紧张的对立，又由对立发展为以张贴大字报的形式相互攻击相互谩骂。于是“绿色邮递造反队”就编了一首叫“四大白”的歌谣，用来挖苦“白衣战土战斗队”。所谓“四大白”，也就是选择四种有代表性的白色物品，这样放到一起数说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效果。歌谣唱道：
剥开的葱
捣烂的蒜，
女人的屁股
——卫生院！
这首歌谣不仅形象生动，而且琅琅上口，于是很快就在街上流传开来。卫生院的白衣战士们多是年轻女性，听了这首“四大白”立刻都气得面红耳赤。她们认为这已不是革命的大批判，而是一种极下流的人身攻击。白衣战士都是有些文化的，也算知识分子，创作这种顺口溜自然更不在话下。于是，她们当即也抛出一首“四大绿”作为回击：
白菜叶，
西瓜皮，
王八盖子
——邮电局！
这首歌谣就过于刻薄了。“绿色邮递造反队”里多是一些男人，“王八盖子”原本就是男人很忌讳的字眼，再将它跟邮电局特有的色彩联系在一起也就更暗含了一种恶毒的意味。大虎就是被这首歌谣彻底激怒起来的。因为他母亲当年就是跟随一个什么男人离家出走的，他父亲曾经愤懑而又伤心地对他说，一个男人，这辈子什么帽子都可以戴，就是不能戴绿帽子。大虎身为“绿色邮递造反队”的总司令，立刻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于是，在一天上午，他就率领着“绿色邮递造反队”的全体队员冲进这家卫生院。“白衣战士战斗队”的那些年轻女战士们自然不是这些造反队员的对手，卫生院立刻被砸得一片稀烂。
在这个上午，大虎又指挥着造反队员将俘获的白衣女战士都拉到街上，用绳子捆住两手，拴到每一辆自行车的后面。造反队员的自行车都是经过特殊装备的，不仅车轮粗大，还在三角梁的中间焊了厚厚的钢板，这样一来每辆自行车无论从外观还是重量上也就更加威猛，更具战斗力。大虎一声令下，“绿色邮递造反队”的队员们就牵着这些白衣女战士骑上自行车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那些白衣女战士们平时都是坐惯了诊疗室的，从没经过风吹日晒，更不要说受这样的辛苦，被自行车拖在后面跌跌撞撞地跑了一阵，立刻就都发际散乱灰头土脸，有的跑丢了鞋子扭伤了脚踝，还有的连身上的白大褂也被扯得稀烂。
但是，大虎对这一次的战绩仍不满意。他已经核实清楚，当初撞死他父亲的那辆肇事汽车就是从这个卫生院开出去的，而且当时坐在车上的那个医生也正是这里的院长。但他这一次却没有找到他。卫生院里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个院长现在究竟在哪里。
在那个傍晚，大虎将梅生带回柳荫街时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径直就回自己住处去了。这时大虎已搬进柳荫街上一处最宽敞的房子。这是一连四间的红砖平房，很高大，每一间都有三十多平米。这里原是邮电局投递组的一个办公地点，专门分拣信件的。现在大虎搬来占用两间，另两间就作为仓库，用来堆放造反队去“牛鬼蛇神”那里抄家时缴获来的各种物品。大虎在这个傍晚将梅生领回去，就再也没有出来。
街上的人后来才知道，这个年轻女人叫梅生。
关于梅生的事，是臭娘娘说出来的。臭娘娘是我们这一带的革居会主任，因此对街上的事了如指掌。臭娘娘其实姓仇。仇作为姓氏并不读仇，在这里读球，但球不太好听，好像是骂人的意思，尤其再和娘娘放到一起叫，球娘娘，听起来也就更不顺耳。所以大家就还是叫她仇娘娘。这样叫来叫去也就叫成了臭娘娘。当然，叫她臭娘娘还有一层含意。不知臭娘娘是否因为工作的缘故，对各家的隐私很感兴趣，所以也就养成一个习惯，平时很爱听人家的窗根。我们柳荫街一带都是平房，每到夏季，由于天热，家家户户就都敞开屋门，只在外面挂一片竹帘。这样一来也就为臭娘娘听窗根提供了方便。但臭娘娘的肠胃很不好，经常爱出虚恭，也就是放屁，听窗根时一旦憋不住就会噗地一声。这一来也就经常为她暴露目标。因此无论谁家，只要听到门外传来这样一声闷响，就知道又是臭娘娘在听窗根。
据臭娘娘说，梅生是大虎率人去抄家时偶然遇到的。
大虎在这个下午率领着“绿色邮递造反队”是去柳荫街卫生院的院长那里抄家。大虎经过多方调查，终于找到了这个院长。原来这个院长姓洪，在柳荫街卫生院当院长只是兼职，他的本职是在市中心医院担任内科主任。据说这个洪主任是一位很著名的内科专家，在市里同时兼着几家医院的院长，还在医科大学做兼职教授。大虎还了解到，在撞死自己父亲的那个下午，洪主任是被接去抢救一位大学教授的。那个大学教授正在家里干着什么突然患了心肌梗塞，已经昏迷不醒，而且把尿都尿在了裤子里。但是，尽管洪主任乘坐的那辆旅行轿车把大虎的父亲撞死了，也并没能挽救那个大学教授的生命。当洪主任赶到那位大学教授的家里时，发现他已经不仅是尿，连屎都拉在了裤子里，心电图拉出的也已是一条笔直的直线。在大虎率人来抄家的这个下午，他让人将洪主任拉到街上，指着他的鼻子质问道，就算你那一次救了那个大学教授，就应该撞死另一个人吗？你认为用一个邮递员的生命去换一个大学教授的生命是很值得的是吗？大虎发现这个洪主任的家里有一间很大的书房，几乎有一百多平米，高大的书柜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硬皮书籍。大虎问这个洪主任，你读过这样多的书，难道读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混账道理吗？！大虎这样说着，就又想起了当年的父亲。父亲在那个下午躺在满是碎玻璃的橱窗下面，脸上和身上竟然没有一滴血迹。父亲一向是个很爱清洁的人，他经常说，只有以这样的精神面貌去给人家送信，才会让人家感到愉快。这时，父亲的脸上还是那样洁净，刮去胡须的腮边显得很光滑，但脸色却苍白得像纸一样。他的身体异常柔软，似乎已被抽去了筋骨。当时大虎真希望父亲能睁开眼，哪怕再跟自己说一句话。但父亲就那样一声不响地被人抬走了。那只绿色的邮包仍然斜挎在他的身上，看上去松松垮垮的。大虎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洪主任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救一救父亲呢？
这时，洪主任慢慢抬起头，看看大虎。
洪主任直到这时才知道，这个站在自己面前，正满腔怒火地指挥着抄自己家的造反总司令竟然就是那个当初被撞死的邮递员的儿子。于是，他就对大虎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件事应该是一个教训，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他一定会让汽车停下来的。大虎听了立刻睁大两眼，额头的青筋也随之暴起来，他大喝一声说下一次，难道还有下一次吗，你还想再撞死多少无辜的人？！然后他又想一想，点点头说好吧，既然你说是教训，那就让更多的人都来记住这个教训吧，也只有这样，我父亲才不会白死。大虎这样说着，就开始让手下的造反队员准备绳索和标语，又爬到树上去安装滑轮。洪主任的家是在卫生系统的宿舍大院，这里住的多是各大医院的专家主任和一些卫生系统的领导干部。
大虎对洪主任说，你今天就来做一个反面教员吧。
洪主任看一看大虎，又看一看那些正在低头忙碌的造反队员，搞不清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就在这时，一个造反队员走过来，用一根绳索在洪主任的肩头捆绑起来。他的捆法很讲究，只是打了一个莲花状的绳结，套到洪主任的肩头用力一勒就越拉越紧。然后，又将这绳索的另一头朝树上扔去。蹲在树上的人把绳索穿进滑轮，又扔下来。另一个造反队员就打开一条竖幅的白布标语，将上端捆在洪主任的双脚上。这时其他造反队员已将从树上引下的绳索分开来拴到各自的自行车上。他们做完这一切，就朝大虎点点头。大虎走过来，拽住绳索试了试，又看看洪主任，然后转身把手一挥。几个造反队员就骑上自行车同时向前用力蹬去。洪主任立刻徐徐地腾空而起，被高高地吊在了树下。他脚下的竖幅标语也随之展开，白布黑字格外醒目。洪主任没想到竟会是这样。他过去除了乘坐飞机，还从没有被升起过这样的高度，低头看一看脚下就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但接下来就出现了问题。那条竖幅标语被风一吹立刻像飘带似的不停飘动，这就扯得洪主任也在空中像打秋千一样地来回悠荡起来。大虎感觉这样会影响示众的效果，于是当即采取了固定的方法，在地上钉一根木楔，将标语的下端拴在木楔上。这个方法果然奏效。洪主任和这条竖幅标语虽然仍在风中猎猎抖动，却被牢牢地垂直起来。事情也就是在这时发生的。或许因为那个莲花状的绳结捆绑不牢，也或许是固定在下面的竖幅标语用力拖拽，当时谁都没有注意，那根束在洪主任肩头的绳索突然一松就滑向了他的脖颈。人们最先是从那条竖幅标语发现问题的。这标语就像拴在一只什么动物的身上突然噗噗地乱抖起来。这时大虎一抬头，发现洪主任已被勒得脸色青紫正拼命蹬动着双腿，于是就挥了一下手让几个造反队员将洪主任放下来。但为时已晚。那根套在洪主任脖子上的绳索实在勒得太紧了，莲花绳结简直就成了一个牢牢的死结。待终于将它解下来，洪主任就早已断了气。臭娘娘对我们柳荫街上的人说，洪主任当时的样子非常骇人。他大睁着两眼，还吐出一截鲜红的舌头，如同是做出一个很怪异的样子在故意吓人。
关于大虎是怎样将梅生带来柳荫街的，臭娘娘也说不清楚。臭娘娘只是说，当时梅生正在洪主任的家里，说是他的学生，在帮他整理资料。但是，当造反队将洪主任的家封起来之后，大虎又发现，她似乎已经无处可去。臭娘娘有些神秘地对街上的人说，也许大虎带她回来是有什么想法呢，一个三十来岁的单身男人，见了这样的女人还能不动心？
大虎突然带回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柳荫街上确实有些议论。但人们更关心的还是晚上睡觉的问题。也就是说，大虎会让这女人睡在哪里。一个单身男人和一个如此年轻的女人这样住在一起，就不能不让人多想。尽管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大虎一向是个正派男人，当初送信时见了女人从来都是目不斜视。但此时，人们还是忍不住要猜测一下。
当天晚上，臭娘娘就去了大虎那里。
臭娘娘回来告诉街上的人们，大虎是让那女人住在了堆放查抄物品的房间里。臭娘娘挤挤眼说，这个大虎，真亏他想得出，让那女人住到那个仓库里去，岂不是把她也当成了一件抄来的物品么。听臭娘娘这样一说，街上的人也都笑起来。臭娘娘在这个晚上去找大虎，是因为石井的事。在我们柳荫街的街口有一眼石井，井水很深，每到雨季几乎要涨到井口。据说这是一眼年代久远的古井，至少已有几百年历史，而且在这井里还有半截石碑，相传是明代哪一朝皇帝送给什么官吏的，碑上还刻有关于这个官吏的一些功德。这种帝王将相的遗物当然是“封、资、修”黑货，应该捞出来砸烂。曾有一群红卫兵来过我们这里，下井在石碑上拴了绳索，准备往上打捞。但后来不知为什么，这些红卫兵似乎将此事忘记了，做好这一切准备工作就再也没有来过。于是那根捆好石碑的绳索也就留在了井台上。臭娘娘作为革居会主任，总觉得这是一件事情，于是就去找大虎商议，想让他的造反队来做这件事。
据臭娘娘说，在这个晚上，她一边和大虎商议就听到那年轻女人在旁边房间里的哭声。臭娘娘有些神秘地说，这哭声很轻，也很伤心，听上去不像是在哭老师。
梅生来柳荫街之后，很少出来露面。
这越发让人们好奇，也引起种种猜测。
我和这个叫梅生的年轻女人只接触过一次。我发现她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女人，至少在柳荫街，她显得很独特。她说话时脸上的表情很少，而且不太用力，但声音却很清晰，给人一种斯文又有些忧郁的感觉。我和她的接触是因为一件意外的事。那时我还在读小学，跟臭娘娘的小儿子同班，所以我们几个同学就经常去他家里玩。臭娘娘家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屋里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床上只铺了一块粗麻布片，一说话就响起嗡嗡的回音。但虽然如此，我们反而更喜欢来这里，因为臭娘娘一向很宽容，允许我们在她家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那是一个下着下雨的下午，臭娘娘不在家，我们几个人闲着无事，就商议着要做一只会飞的竹蜻蜓。制作这种竹蜻蜓很复杂，要先在炉火上将竹子烧弯，还要用烧红的铁条钻孔。但当时外面正在下雨，院子里自然不好做这些事情。于是，我们就将那只煤球炉搬进屋来。这样忙碌了一阵，就将竹蜻蜓的雏形做出来。但就在这时，不知为什么，臭娘娘的小儿子突然两眼一翻就歪在了一边。接着，我的另两个同学也都软软地瘫倒下去。我顿时慌了手脚，连忙过去扶他们，想把他们弄到床上去，但是，我这时也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手上已没了一点力气。当时我们的嘴里还都在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这声音一定很难听，也很不正常，是一种痛苦而又无力的呻吟。我渐渐觉得眼前变得迷恍起来，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只剩了模糊的光影。就在这时，我突然在这光影里看到一个人影。这人影很清瘦，似乎是从门外飘进来的，却又非常的灵巧。她一定是从这里经过时，听到屋里异样的声音想进来看一看，接着就发现了我们。我隐隐地看到她迅速将那只煤球炉搬出去，又将前后的窗子都打开。我立刻感到一股湿凉的风吹进来。我和臭娘娘的小儿子先清醒过来，接着，另两个同学也都揉揉眼坐起来。但他们相互对视着，似乎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说话，心里却用力回想着刚才的事情。我恍惚记得，梅生一边搬动着我说，这种煤球炉是不能放到屋里的，会出危险，你们老师平时没给你们讲过吗。她的手指白得几乎透明，而且很软，很轻，就像羽毛落在我的身上。
事后，我一直想当面向她道谢，却总没有找到机会。
据说臭娘娘曾向她问起过此事。她也只是笑一笑。
梅生并没在我们柳荫街住很久。
没有人想到，大虎后来会发生那样的事。
当然，也没有人能说出这件事与梅生究竟有没有关系。
臭娘娘直到过了很久仍在痛悔不迭。她说无论怎样说，她对这件事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不该打捞石井里的那块石碑，更不该让大虎的“绿色邮递造反队”去做这件事情。臭娘娘说，其实那块石碑已在井里泡了几百年，让它继续泡下去直到遗臭万年也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将它打捞上来呢？臭娘娘痛心地说，这样一来就给了阶级敌人钻空子的机会。臭娘娘咬着牙十分肯定地说，这件事是阶级敌人干的，一定是阶级敌人干的。
据臭娘娘说，就在出事的前几天，大虎曾来找她。大虎说关于这块石碑的事，他已跟造反队的人详细研究过了，并制定出具体的打捞方案。臭娘娘一听立刻问，是怎样的一个方案。大虎说很简单，既然这块石碑已被绳索拴好，只要在井台上用木杆竖起一个三角架，再安装一只滑轮，然后将那根捆绑石碑的绳索连接好，就可以拉上来。
大虎的这个计划，立刻让臭娘娘兴奋不已。
臭娘娘当即表示，如果是这样，她一定要将这次打捞行动搞得隆重一些，要请街道办事处革委会的领导甚至是区里的领导都来打捞现场，还要请市里的“战斗报”、“造反报”以及“东方红日报”的记者，让他们将这一次革命行动的声势造出去。接着臭娘娘就又和大虎研究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他们决定，时间就定在三天以后。当时臭娘娘还有些担心，问大虎三天时间够不够，是否能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大虎立刻斩钉截铁地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在当时是很著名的诗句，也是大家用来激励自己的座右铭。臭娘娘也激动起来。臭娘娘像一个首长似的拍拍大虎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好啊，那就让我们只争朝夕吧！
事后柳荫街上的人们回忆，在做打捞准备的这三天时间里，几乎所有人，包括臭娘娘在内，都没有再见到过大虎。“绿色邮递造反队”的队员们纪律严明，工作效律也很高，他们只用了一天半时间就竖起三角架并安装好了滑轮。这个三角架是用三根很长的沙篙立起来的，高约两丈，滑轮上的绳索也是一种很粗的棕绳。这期间臭娘娘曾数次寻找过大虎，说有一些具体的事情要与他商议。但是，据那些造反队员说，他们也一直没有见到大虎。
其实这在当时已经很不正常。却并没有引起臭娘娘的警觉。
正式打捞石碑的这天，我们柳荫街上红旗招展。但是，大虎却仍然没有露面。这时街道办事处和区里的领导都已来到现场，还有一些报纸和电台的记者，考虑到政治影响就只能按计划进行。于是，打捞工作就由臭娘娘代为指挥。臭娘娘手擎一面小红旗，看着十几名造反队员将绳索绑到各自的自行车后架上，然后将小旗用力向下一挥，队员们就骑上车奋力向前蹬去。就在这时，街上围观的人们突然都惊叫起来。
臭娘娘立刻回过头，也惊得睁大两眼。
当时我也站在人群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那根滑轮上的绳索从井口缓缓地被拉上来，但拉上来的并不是石碑，竟然是大虎。大虎两手下垂，那根绳索捆绑在他的肩头，看上去就像是一块垂立的石碑。他浑身上下湿漉漉的，许多井水正从他的脚下汹涌地流淌着。也就在这时，突然又发生了一件更令人惊愕的事情。或许是因为大虎的身体过于沉重，也或许是那根绳索没有捆牢，突然，那绳索从他的肩头滑脱下去，随之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也就在这一瞬，大虎突然睁开了眼。他目光呆滞，茫然地看着远处的什么地方。
也是在这一天，臭娘娘发现，梅生失踪了。
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她叫洪梅生。
作者简介
王松，男，原籍北京。1982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做过教师、记者、编辑、导演等。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小说四百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春天不谈爱》、《如飞》，小说集《阳光如烟》等。中篇小说《红汞》曾获《中国作家》大红鹰优秀小说奖，2004年获天津市第二届青年优秀创作奖。现在天津市作家协会供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