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大挖防空洞。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北方的一个超级大国可能对我们采取的突然袭击(当时似乎跟北边的那个国家很较劲)。现在回忆，当时战争有点儿随时都能到来的紧张感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当时很有名的三句口号。第三句老百姓弄不大懂，似乎是指国际关系的。第二句好理解，是指农业生产，要粮食丰收。第一句很实在，就是挖防空洞。
1976年春天至1976年秋天，我有过一段挖防空洞的日子。回忆这期间，有一个人物值得写一写。人们都叫他老张，当时他四十多岁，长得五大三粗，就是眼睛小点儿，笑起来，挺慈祥的表情。很派头很首长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张全礼。但当时似乎没有人喊他的名字，都喊他老张。
防空洞的工程一般有三种，一种是战备需要的，工程质量要求严格，一律是水泥钢筋，这要由部队的工程兵来做，属于军事工程。我只是听说，没有见过。第二种是大城市战略防御的，这是为了应对一旦发生战争，要保证当地政府的需要，这要由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政治上可靠)的人来做。第三种是一般城市供老百姓战时需要的，就由一些有问题的人来做。因为这是一个体力活。让这些人干，有点儿劳动改造的味道。而我们这个防空洞工程这三类都算不上。
我所在的这个工程点，是由市政府为一个县里挖的，说是为了战争一旦爆发，让贫下中农使用的。贫下中农们大概都广积粮去了，这深挖洞的事，就交给了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来做。所谓问题，现在的青年人大概听不懂了，就是犯了错误的意思。说某某出问题了，就是犯错误了。现在回忆，这种决策的制定有些糊涂，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挖的防空洞，质量信得过吗？一旦有了战争，贫下中农敢使用吗？
我是在1975年的“评水浒运动”中出的问题，当时批判宋江是一个投降派。我那天喝了点儿酒，私下对工友们说，宋江这个人其实不错，挺讲义气的嘛。就有一个要求进步的工友把这句话给捅到上边去了。这句话用阶级的观点一分析，便有了政治问题。于是，先是领导找我谈话，帮助我认识了问题的严重性，然后就把我从机关拿了出来，办了几天学习班，我在领导的帮助下，在政治高度上认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问题，算过了关。再然后，领导便把我下放到这支工程队里来了。这个故事的主角老张也在里边。
这支工程队有一百多人。人不太多，可这一百多人成分复杂。有走资派，有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一些在“批林批孔”或者“评水浒运动”中犯错误的人，但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的)。我和十几位就属于这后一种人。
我与老张不熟悉，并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单位派下来的0但他肯定有问题，否则绝不会来到我们这支队伍里。现在可以套用伟人一句语录(当时借我一千个胆子我也不敢随便套用伟人的语录)：我们都是来自各个单位，为了一个共同的深挖洞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每天的劳动量很大。八个小时是一定要干满点的，有时还要加班加点，说是为了赶进度。有一句口号是：要抢在超级大国发动战争之前。好像原子弹随时都会在我们的头上飞下来。能不紧张吗？我们吃住都在山里边，星期天也不下山，就是为了抢进度。
老张有手艺，是砌工。也就是泥瓦工。我跟他是一样的工种。这活虽然比和泥搬砖稍稍轻松一些，可也是累得够戗。想想看；每天一个工要有上千块砖砌上去，从洞里爬上来的时候，人都像根棍子似的直了。
有时星期天不加班了，也能休息一天。人们总算逮住歇息的机会了，就死死地睡觉。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时做梦也是睡觉。累啊。其实不睡觉也没有什么地方去，四外都是山。都是庄稼地和野树林子，现在想起来，如果到山上四处走走，也应该是一件很浪漫主义的事情，可是当时谁也没有心情去浪漫。而且没有特殊情况，队上也不让请假。这支队伍的队长兼指导员姓段。段领导管理得特严。
这里我讲几句段指导员的事儿。段指导员本来是市里某国营大厂的一个革委会的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厂长)，他也因为犯了错误，才给弄到这工程队里来的。他犯的这个错误有些荒唐：段指导员本来是某个厂里的造反派头头儿，三结合(现在的读者或许听不太懂了，三结合，即是当时各级党委组织领导班子的一个形式，即有群众代表、有老干部代表、有解放军支左的代表参加组成的领导班子)时，段指导员被结合进来了。段领导被结合，不仅因为他造反有功，还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举动，他把他大年初一的生日改在了每年的7月1日，即和中国共产党一天过生日。这也被称为与旧的观念决裂的一个重大表现。当地的报纸上还为段指导员写过稿子。于是段指导员就出名了(这种事现在说起来，肯定有年轻的读者认定太荒唐，可是“文革”的时候就是这般荒唐)。后来厂里成立革委会，他也被结合进来了，当了一个副主任。段领导又有了新举措，他再一次改生日，他对外宣布，他的生日要改在每年12月26日，即伟大领袖毛主席过生日那天，他也过生日。可这一次段领导可没有交上好运。立刻有人反驳他：你他妈的算什么东西？敢和毛主席一天过生日，你也配？于是，这就成了段领导的罪过，他在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被人拿了下来，幸亏老段平常人缘不错，有一些共同造反的战友们努力保他，他才没有倒更大的霉，他的7月1日的生日也不敢过了。又退回到他原来的生日了。造反派里的战友们为了保全他，便让他来这个工程队了。30年后我再见到他时，他头发已经灰白了。他感慨地说，当时他也是懵了头，不知道怎么表现进步才好，才闹出了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他平常人缘好，打他一个反革命，也不在话下。此是闲话，带过。
再说老张，让人奇怪的是，老张星期天从来不加班。每个星期天他也不睡觉，他总要下山一趟。星期一上午按点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管理我们的段指导员也从不问老张干什么去了。于是，老张的行动就格外神秘起来了。
队里边有几个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哪里都有，别看同样是犯了错误的，就能有人汇报你。写到这里，谈歌有些悲哀，套用一句古诗：同是犯错误，揭发何太急？)就向上告发这件事。其实这些揭发者也未必觉悟程度有多高，大概是觉得老张能出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这里边应该有忌妒的心理。李大年也是一个。
李大年是队上的挖土工。他原来是一个工厂烧锅炉的，有一次喝多了酒，就说美国的日子比中国好过。苏联的卢布好，结实。就有人告了密(那年代告密的人似乎特别多)，上级就给李大年办学习班，要他承认错误。李大年咬住了牙，不认账。他反驳说：我没有去过美国，怎么能知道美国好不好呢？我也没有穿过苏联的卢布，我怎么能知道苏联的卢布结实不结实呢？这是给我李大年造谣生事。再查，也无实据，于是就把李大年发到这里来了。我们两个人住一个宿舍，此人身材高大，似乎精力特别充沛。他偷偷跟踪过老张两回，那一天挺晚才回来，进了屋，李大年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不说，两眼直勾勾地望房顶。我奇怪地问：“大年，你怎么了？”
李大年翻身坐了起来，直着眼睛看着我，说了句：“乖乖，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你知道我发现了老张什么？”
我不解地问：“你能发现什么？莫非你发现老张搞女人去了？”
李大年看了看我，又小心地看了看门，门紧紧关着。李大年跳下床，凑到我身旁，小声说道：“这老张，刚下山，就有一辆汽车来接他。天！是小汽车。冒着一道烟就把老张给拉走了。这老张是什么人啊？”
汽车？而且还是小汽车？我的脑袋也懵了。老张是什么身份的人啊，竟用小汽车来接？我一下子来了兴趣：“你没有看错？”我这话问得有点儿多余。那么大的一个汽车，李大年断不会看走眼。也绝不会把牛车看成小汽车。年轻的读者读到这里，可别怪我和李大年大惊小怪，当年的街上可没有这么多小汽车。一个城市的革委会(也就是现在的市政府)，也顶多就是配一辆伏尔加(一种老式进口轿车)，剩下的也就是几辆吉普车。我们在这大山里能见到小轿车，岂不是新鲜。
从古至今，大概人类的好奇心是非常活跃的。我本不是多事儿的人，可好奇心也被老张勾了起来。又是一个星期天早上，我和李大年早早起来，偷偷跟着老张，果然，他大大方方地走到山下，真有一辆小轿车在山下等他。一个穿便衣的年轻男人还替他打开车门，他钻进了汽车，汽车便开走了。我和李大年都瞪大了眼睛，现在回忆，当时我们的目光里大概除了惊讶，不会有别的内容了。回来的路上，李大年对我讲，那是上海牌小轿车。天！上海牌小汽车，那都是省长以上的干部才能乘坐的啊。
老张是星期一早上回来的。我们猜测也一定是用小汽车送回来的。这个神秘的老张，他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心里一点儿也猜不透。我开始跟他套话儿。我装作闲聊天的口气，问他过去是干什么的？老张笑了笑，他说他是厂子里的清洁工。他说话时不像撒谎。他还给我讲了搞清洁的一些注意事项和一些方法，至今我还记得并使用。比如扫地时一定要把扫帚沾上水，否则容易搞得尘土飞扬。我问他什么时候学的砌墙这活儿。老张笑了，说：“这还用学吗？谁不会啊。”
又是一个星期天早上，我和李大年谁也不睡懒觉了。我们看着老张下山，我和李大年就悄悄地跟在后边。
老张回头看到了我们，就笑道：“你们两个这是去干什么啊？”
我嘻嘻笑道：“没事，跟你去玩会儿。”
老张笑着摇头：“不行吧，人家可是不让你们去的。”
李大年说：“你就带我们去一趟吧。”
老张不说话，继续往山下走。到了山下，那辆小汽车果然等在那里。这次我们看清楚了，这是一辆军车。一个穿便衣的男人从车上下来，盯着我们认真打量，很严肃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是啊，我们是干什么的？我和李大年互相望望，说不上话来。老张笑了笑：“他们是跟我一起干活儿的。早晨起来锻炼身体，正好送我下山来了。”
便衣男人点点头，不再理我们，对老张说：“您请上车吧。”
老张似乎有些无奈地看看我们，便上车了。车就开走了。
我和李大年无趣地看着车远远地走了，便沮丧地走了回来。
我们回来就奇怪，老张是个什么人啊？为什么会有部队的车来接他呢。我们还都听清楚了那个便衣男人对老张讲的话，他使用的是“您请上车吧。”您？如此尊重老张，老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和李大年终于忍不住了，我们去问了段指导员，段指导员苦笑：“行了，你们就别追问了。反正老张下山是请了假的，也是准了假的。我还告诉你们，这假不是我准的。是上边。懂吗？上边！”
上边？这就更让人生疑了。我们怀疑老张是一个大官。李大年甚至说，老张肯定是落魄的大人物。否则，那每个星期天早早在山下等他的小汽车，怎么会来接他呢？
可是没有证据。
李大年相信，老张的真实身份肯定会被揭秘的。我也相信。
可是我们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也就是半个月之后，毛主席逝世了，紧接着“四人帮”也揪出来了，防空洞的活儿停止了。我们就各回各单位去揭批“四人帮”了。其实我们能揭批个什么啊？我们也不认识“四人帮”。
这几个月挖防空洞的工作，我没有别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几个人，这几个还真交上了朋友。比如李大年，就成了我的好朋友。人们都说个子大，心眼少，可他是个例外，个子大，心跟儿也大，“文革”后，政策刚一放开，李大年就从厂子里辞职了，自己干生意了。他从银行贷了一些款子，就开了饭店，饭店越开越大。几十年过去，他在我们市里边开了三个大饭店，他还把两个连锁店，开到省城去了。而且北京、天津都有分店。而且开一个火一个。当然，这些我都是听说。“文革”后，我的工作变动了一下，调到了外埠，过去的朋友工友们来出差，总免不了找我聚一聚，话题总是少不了这个李大年。有人还告诉我，李大年手下有高人。这个高人指导着李大年开饭店。这个人姓张。(其实就是张全礼，可是我当时就是想不起来。)
前年夏天，我回去了一趟，李大年把我请到他的第五个新开业的“望月楼酒店”里，我真的吓坏了。眼睛都看直了。这个“望月楼酒店”就是放在北京上海，也应该是高档的。十五层的高楼，非常气派。上边十层是住宿，下边五层全是酒店的生意。酒店外边排满了小汽车。我笑道：“生意真好啊。”
李大年笑了，他拿目光瞄了瞄那些不断开来的小汽车，低声道：“有了他们，我这生意还能不好吗？不瞒你说，来晚了，他们都找不到停车位。”
我们不言而喻地哈哈笑了。
李大年自然要请我吃饭。他还找了几个陪吃的。我们被安排在三楼非常豪华的一个大雅间里，一张能坐三十个人的大餐桌。我看到了已经被李大年请来的几个人。有三个我还能认出来，都是当年一起挖过防空洞的。大家嘻嘻哈哈地说笑着。李大年不时出去，他悄悄告诉我，每天都有许多重要的客人，需要他出面见一下。
李大年看看表，对我说：“一会儿你见一个人。”
我问：“见谁？”
李大年笑道：“老张。”
我一时懵住了：“老张？哪个老张？”
李大年怔怔地看着我：“老张，老张你也记不起来了？”
我还是想不起来：“哪个老张么？”
李大年看着我，突然笑了：“看你这记性哟，怎么连老张都忘记了。老张啊。张全礼。”
“张全礼？”我懵懵地看着李大年，还是想不起哪一个老张。
几个挖防空洞的人也都笑了，其中一个告诉我：“老张，就是李大年的总经理。李大年这几年发财，全凭老张出力啊。”
另外一个人奇怪地看着我问：“你真的不知道张全礼？”
说话的神色好像我不知道刘德华一样。张全礼是刘德华一般的明星级人物？
我还是想不起来。
李大年的目光有些泄气，他苦笑了：“你这记性啊。你一会儿见面就知道了。他还总打听你呢。”
说着话，门就开了。
一个已经有了些年纪(大概有七十多岁的样子)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个子很高，大腹便便，走路有些迟缓。他左右跟着两个漂亮的服务小姐，显然是专门搀扶他的。他缓缓地走了进来，目光浊浊地望着我，张张嘴，似乎要说些什么，可是他没说出来。而此时，我的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了，我啊了一声，站起身，大喊一声：“老张啊！”
果然是老张。他朝我微微笑着。
那天晚上，我真喝多了。我住在酒店的高级房间里，躺在高级的席梦思床上，却睡不着了。我想着老张酒桌上对我讲的话，还有他那些传奇故事。我总算知道了老张原来是干什么的了。这一年，我的一个名叫石桥的朋友正在编辑出版一套《保定技术人才辞典》，向全国各地发信：征集稿件。于是，我便以人物辞典的格式给老张写了一个词条：
张全礼：男，1930年生人。祖籍河北保定安国，字周详。幼年随父亲到重庆学习川菜手艺，12岁上灶，被人称为“童子川菜”，一时名声远扬。1945年，随父亲由重庆转到北京独自开饭店。以“童子川菜”在北京走红。解放后，曾经在北京饭店担任厨师长，国家特一级厨师。后多次出国，在大使馆担任厨师长。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至力市某工厂劳动改造。文化革命后，与至力市著名企业家李大年合股开办饭店。现为至力市政协委员，国家烹饪学会理事。
有一件事，老张始终没有回答我，我在酒桌上问了他两次：“老张啊，那年总在山下接你的汽车是什么人的？”老张哦哦着，笑而不答。后来，我又问过李大年：“大年啊，那神秘的小汽车是怎么回事？老张没跟你说过吗？”李大年沮丧地说：“我问过他多少次，他从不说嘛。”
是啊，每个人都有秘密啊！
作者简介
谈歌，男，1954年生，河北顺平人。1971年参加工作，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当过工人、宣传干事、报社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城市守望》、《都市豪门》，小说集《大厂》、《人间笔记》等。长篇小说《家园笔记》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篇小说《大厂》、短篇小说《燕赵笔记》分别获本刊第七、九届百花奖。现为河北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