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盛过衣服的纸盒子，盒子上写了“雅戈尔”的字样。我想起冯远那件雅戈尔上衣是去年买的，衣服旧了，盒子却还被他完好地放在柜子里。他这个人，看什么东西都是亲的。我拿出盒子，把姐姐送来的东西一样样地往里装。一张“福”字，一对灯笼，一个中国结，几幅剪纸，还有几串塑料做成的红辣椒。别的还好，只“福”字个儿太大了，整整多出个“衣”字旁，折又不能折，硬铮铮的，一摸，还沾了满手的金粉。我只好暂且搁置起来，将手洗干净，接着看我正在看的一本书。姐姐走之前看了看这本书，有些歉意地说，大过年的，总不能送你一本书吧？我知道，“福”字什么的于姐姐就算是虚物了，几乎可以和书本相提并论的，她常常以此为自己辩解说，我也是看重精神的呀。我和姐姐的交往，常常是她送我看得见的东西，我则只是在电话里送去一些出口就逝去的声音。我却私下认为，这些声音是强过姐姐的实物的。
我正在看的是列夫·舍斯托夫的一本书，列夫·舍斯托夫是俄国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那个时代，俄国有一批舍斯托夫这样的人，不在意物质，一心崇尚精神之路的远涉，给人不食人间烟火一般的感觉。我喜欢他们，视他们比姐姐还要亲近。我正读到：不是物质而是灵魂才是潜在的存在……
忽然，外面噼噼啪啪地响起了鞭炮声。
我的目光停在这行字上，等待鞭炮声过去。
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外面愈是热闹，我就愈要闹中取静，执著于自己的书本。我自觉已经嗅到了舍斯托夫们的气息，就差摸到他们厚重而又飘逸的衣衫了。比起他们，外面的鞭炮多么浅薄多么不真实啊。
可是，这挂鞭炮，就像铺了一公里那么长，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噼噼啪啪……永无休止了似的。随了鞭炮声，无数汽车的报警器也凑热闹一样呜——呜——地响着。
我知道这是那种大号的浏阳鞭，一颗约有一寸多长，昨天冯远买回来几挂，曾兴冲冲地拿给我看0我的丈夫冯远，将鞭炮吊在他的胳膊上，满脸是过节的喜兴。他的脸上已开始有褶子了，但眼睛是大男孩一样的，逢年过节，这样的眼睛会把家里的角角落落都照得闹哄哄的。
鞭炮仍在响着，就像一场漫长的枪战。听冯远说，鞭炮有200头的，也有2000头的，还有上万头的。他还说，浏阳鞭声脆，天津鞭声绵，浏阳鞭用的是竹浆纸，天津鞭用的是草浆纸，这几挂浏阳鞭，还是他骑自行车，城东城西地跑了好几个销售点才买到的。
平时冯远是没这么多话的，因为我不想听。这些天，他仿佛拿节日作了倚仗，什么什么都要说一说了。
我耐心地等待着。鞭炮声侵犯着我的耳朵，我的皮肤，甚至我的心肺。有一刻，我忽然一跃而起，离开书房，走到阳台向楼下观看。
楼下的地上全是白的，甬路上，草地上，垃圾箱上，全是白的。冯远早起曾惊喜地喊我，快来看啊，雪，下雪了！他这个人，看雪都是亲的。
就见白色的甬路上，有一条红色的带子，带子看不到两头，也看不到主人，只听见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响。我想，这挂鞭炮，定是那上万头的了。
我认定鞭炮的主人是个有钱的年轻人，烧包、张扬的年轻人。但随了爆响的迫近，出现在我眼里的却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者。从穿着看，这老者也并不有钱，一件黑色的棉大衣，一顶老式的护了耳朵的棉帽子，一双看不出什么颜色的布棉鞋。让我更感意外的是他的表情，虽是隔了三层楼的距离，仍能看出他的脸是严肃的，或者说是沉闷的，眼角和嘴角明显地拉下去，见不出一点喜兴，就像是在放一挂丧事的鞭炮一样。今天是小年三十，小年三十有人去世也是有可能的，可人去世通常是要放两响的大炮的，放炮的也不会指派一个老者，且这老者的脸上也见不出什么悲伤。
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外面几乎看不到人影子，红鞭炮和黑棉袄，在一片雪地里格外醒目。
我一直看着，直到鞭炮发出最后的爆响，直到那老者蹒跚的身影消失在一座楼房的拐角处。
我想起舍斯托夫在另一本书里说，“你的亲人已经不是亲人，而是陌生人。你既无权帮助别人，也不要指望得到别人的帮助。你的命运是绝对孤独的。”我觉得，那老者定是一个孤独、绝望的人，人可以由于喜兴放鞭炮，同样也可以由于孤独、绝望放鞭炮。
从阳台回到书房，我继续看我热爱的书本。
却有些奇怪，一行一行地看了两页，不知在说什么。返回头再看一遍，还是不知在说什么。
书房里安静极了，只听到墙上石英钟的秒针嗒嗒嗒嗒地响着。
要是冯远在家，就会听到厨房里叮叮当当的声音，还有烟火气和饭菜的香味儿。然后他冲了书房喊，开饭了开饭了！
我其实并不希望冯远在家，他不在家的日子是我最感幸福的日子，我可以不按点起床，不按点吃饭，桌上有了尘土也可以不擦，冰箱里没了蔬菜可以拿水果代替，水果没了就嚼饼干，饼干没了……不过，冯远不会让家里少了这些的，冰箱里永远码得一层层的，红白黄绿蓝……五颜六色的晃人眼睛。而我，倒是可能不理会它们，一整天地埋在书里。我常想，吃饭是多么无聊的事啊。冯远的班是这样上的：一天一宿在班上，两天两宿在家里。我们结婚时他是一个青年工人，现在他已经是个老年工人了。我呢，曾经是个小学老师，现在则是大学老师了。一周里我只有两节课，有充足的待在家里的时间。就是说，我和冯远，大半的时间是一起在家里度过的。所以，我喜欢冯远不在家的日子，我喜欢想象冰箱里没有蔬菜没有水果什么什么都没有的情景，那是一种摆脱物质牵累的纯粹，物质一天比一天丰富，但纯粹却一天比一天难寻。当然，这样的话我是从没跟冯远说过的，要是他知道我跟舍斯托夫们比跟他还亲近，他不知会怎么伤心呢。
我真高兴，在小年三十这样的日子，冯远上班去了，一天一宿。往年，三十是要包饺子、贴“福”字、挂灯笼的，还有数不清的琐碎的事情，比如擦洗地板，换洗床罩、被罩，备下初一要穿的新衣服等等。他一上班，三十就是我自个儿的了，我就不必包饺子、擦地板了，床罩、被罩也不必换洗了，新衣服更不必非今天备下不可了，至于“福”字、灯笼什么的，我想着装进纸盒子里给楼下陈师傅家送去，陈师傅家喜欢热闹，既哄了他们高兴，也去了一层牵累。要说，把自个儿的牵累送给别人，这本身就够不上什么纯粹，可若是扔掉，就更对不住姐姐了，姐姐一大早踏了雪路送来，并自认为送来的是我喜欢的“精神”，我不能对姐姐太过分了。
可是，现在，我的目光在书本上，却不知书本上说的什么了。
仿佛是那挂“上万头”的鞭炮，把我的心给搅乱了。
外面的世界和我心里的世界，一向都如天上地下一般，分明而又遥远，可这鞭炮，仿佛是它持续不断的爆响，或是它绵延升腾的烟火，出乎意料地模糊了这两者的界限。
我合上书本，在书房里难以自制地走来走去。我努力地去想，那个绝望的老者，他其实是把一个外在的事件和他孤苦的内心连在了一起，致使放鞭炮这浅薄的外表一下子有了形而上的意味。对，形而上，我的心是不可能受制于形而下的，“心乱”不过是由形而上而来。
即便这样，我也没能很快地回到书本中去，除了像一头困兽一样地走来走去，一时竟想不起做任何的事情。
忽然，一股饭香飘进了房间。
我知道这来自楼下的陈师傅家，一天三次，熟悉而又准时。陈师傅一家三代人住在一起，吃饭就显得格外重要。
冯远说，他最喜欢看陈师傅家吃饭了，一桌子饭菜，眨巴眼的工夫就光了，馒头嚼在嘴里都吧嗒吧嗒的，那个香，那个亲啊。我明白冯远的意思，我和他吃饭，安静得就像是两只猫，一个馒头分两半，他那一半吃完了，我这一半却只咬了两口，桌上的汤、菜，我也只动很少的部分。我和饭菜不亲，他不满意。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去世了，一个儿子也去了国外，饭菜在我这里，愈来愈仿佛一件家常的衣服，每天每天地穿在身上，却从想不起去欣赏它。愈是这样，冯远就愈要站在我的反面，表现他和饭菜的亲近，我不动的部分，他一一都要装进他的肚子里，就是一点菜汤，他也要揪块馒头蘸个干干净净。拿馒头蘸菜汤，其实也不全是和我的赌气，在我的记忆里，这已是他一个多年来的习惯。他曾对我说，他家兄妹六个，加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是十口人，那时候吃饭，总是狼多肉少，菜还没吃上几口，盘子里就只剩菜汤了。看来，他的馒头蘸菜汤，多半是那时候养成的了。不过我也是从那个艰苦的年代过来的，我也用馒头蘸过菜汤，我们兄妹四个，比他们家才少两口人，物质丰富了以后，我怎么就再也没用馒头蘸过菜汤呢？对待书本，我倒有些馒头蘸菜汤一样的亲切，过去的十几年没书看，饿坏了，一本又一本，一天又一天，不把世上的书看完不能罢休一样。这期间，我认识了太多的人，法国的福楼拜，英国的劳伦斯，美国的福克纳，德国的托马斯·曼，奥地利的卡夫卡，俄国的妥思托耶夫斯基……到后来，我已不满足和小说家的交往，开始走进哲学家、心理学家的门户，尼采，荣格，叔本华，柏格森，弗洛姆，克尔凯郭尔，加谬，舍勒，舍斯托夫……这期间，我也同时开始忽略曾经认识的人，我的丈夫，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同事、朋友，甚至我自己的身体。我把自己的身体和认识的人们一样对待，漫不经心，随心所欲，人们还没表现出什么，身体却率先反目为仇，让我三次住进了医院。我倒也没被身体的报复吓住，反在和医药、器械的交往中愈发意识到，身体不过是一皮囊，是一物质，比起那些精神大师，物质又算得了什么呢！
对于我的身体，冯远却是比我还要在意，除了经心做饭，还买各样的营养品给它，到了晚上，还要和它共行房事。我有时疑心做饭、买营养品不过是手段，行房事才是目的，便拒绝他的营养品，饭也有意吃得更少，有一次，还把一堆成盒的营养品丁零当啷扔进了垃圾箱。那次冯远真是气坏了，拳头悬在空中，仇人一样地看着我，可最后，拳头还是落在了他自个儿的脑袋上。从冯远仇人一样的目光中，我看出了他对那些营养品的热爱，当然同时也热爱我的身体，打坏了，他还怎么行房事呢？不过那一次，冯远竟是一个多月都没碰我的身体，饭也做得潦草了许多，要不是我主动帮他做了几回饭，他怕都要永远潦草下去了。
那次主动，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次身体对精神的反叛，又像是一次情感对思想的挑战。那些天，我一反往日对食物的漠然，忽然非常地想吃油炸带鱼。也由于冯远已经很多天没给做过了，他像是赌了气，带鱼冻在冰箱里碰也不肯碰。有一天，我到底是忍不住了，自个儿跑进厨房，拿出冻得邦邦硬的带鱼，当啷当啷地就放进油锅里了。当然，也不全是为了食欲，还由于在我想吃油炸带鱼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竟想起了冯远的种种好处。想我读书的时候，他总是轻手轻脚的，看电视只开到微小的音量，做饭把厨房门关得死紧，咳嗽一声都捂了嘴巴。想我们吃饭时，他总不时地夹菜给我，刚结婚的时候这样，今天依然是这样。想我爱吃的油炸带鱼，最初也是他做给我的，若没有他，我还不知它的好吃呢。还有他的气息，在书房里待久了，打开书房门，他的气息会从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等每一个角落扑面而来，特别是他的洗干净的晾在阳台上的衣服，每回都是我一件件地收下来，一件件地叠整齐，他的气息和洗衣液的清香，渗透在布缝里，说不出什么味道，但十分好闻。我自是知道，油炸带鱼这样的俗物，距离精神是太远了，依我的精神，是希望自由，不要沟通(因为人与人注定是不可沟通的)；希望独立，不要束缚；希望过单身生活，不要世俗的婚姻，而事实上，我的精神之路却阻力重重，首先的阻力，就来自我自己，比如我对油炸带鱼和冯远的气息的需要。这种需要，仿佛已注入到了骨髓，无论做怎样的努力都万难改变了。
我对精神之路的向往冯远自是不知，他只看到了我表面的主动，那些天每次到厨房，他都亲自为我系上围裙，指导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他说，和老婆在厨房一起做饭，是他今生最大的幸福。虽有开玩笑的意思，但我知是他的真心话，我一边有些感动，一边也有些慌怕。厨房，这样一个集中了世俗的烟火气的地方，他自个儿沉在其中不算，还要拉我下去，做一对俗公俗婆，怎么可以？怎么可能啊？但一边想着不可能，一边还是忍不住要到厨房去，因为除了油炸带鱼的吸引，除了想冯远的种种好处，我还不可救药地喜欢欣赏各样的炊具。大到一只电饭锅，小到一只汤匙，都是我和冯远一样样地到商店挑选的，看着它们依次有序地排列在炊具架上，我心里的喜悦会油然而生。我不知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厨房里的东西，原本想隐而不露，但时间长了，到底也没瞒过冯远，冯远想跟我一起逛商店的时候便对我说，刀架该换一换了。或者说，该买几个新盘子去。我呢，每次都找种种的理由拒绝，但最终都会不管不顾地随冯远而去。
有时想想，虽说不像冯远那样看什么东西都亲，但只这厨房的东西，也足叫人心生惭愧了，连冯远都了悟了一切似的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呀，除了多看几本书，和冯远也差不到哪里。我当然不会认可这话，我把这话斥为蠢话，我说，我和你冯远最大的差别就是在看书和不看书上，你把它除掉，那还是我和你吗？说是这样说，但心里仍多少有些发虚，倒还不如冯远有他自个儿的坚定了。
在书房里胡乱走了一会儿，我还是强迫自己坐了下来。
书房里一面窗户，其他三面全是书橱，我崇敬的大师们，在书橱里深不可测地沉默着。我拿了书本，坐在窗前的靠背椅上。我想，书房和厨房若逼我做一选择，我自会宁要书房不要厨房的。这房子新搬进来时，记得冯远的一个同事挨屋看了一遍，得出结论说，书房是最有重量的一个房间。他当然是在指书的沉重，但无意中也说出了我于其中的感受，是啊，重量，正由于大师们才有了重量，正由于重量，才能令我坐在这里，思考物质和灵魂的事情啊。
我再次翻开书本，接了刚才读到的句子向下读。
叮铃铃……电话忽然响了，我只好又站起来到客厅去接电话。
是嫂子打来的，她说，她要差儿子大民给我送来些年糕和蒸肉。
我急忙说，不必了不必了。
嫂子说，甭害怕，跟他说了，东西放下就走，酒不喝你的。
我听出了嫂子语气中的不满，往年这些东西早送来了，我猜是大民在她面前告我的状了。前些天，她差大民送来了些馒头、包子，结果大民和冯远喝起酒来，一喝就是大半天，临走时还把喝进去的酒啊饭啊一股脑吐到了沙发上。这也罢了，大民还开导他的姑夫冯远说，如今这世道，离开酒屁事也办不成，从他进厂到转正到一级级地晋升，哪一步都是酒灌出来的，要不是酒，他早他妈的下岗了。我为大民这话不由得大动肝火，骂了他不算，还把冯远准备送他的两瓶酒扣下了，我说，灌吧灌吧，早晚会灌死你的，人家没下岗的人多了，哪个像你一样？大民倒也不气，只是醉醺醺地求我把两瓶酒给他，他说，姑啊，你看书都看傻了，要是让我姑夫把酒灌倒了，如今说不定厂长都当上了。我到底也没把酒给他，且挡了冯远不准送他，就那么看了他晃晃悠悠地走了出去。他要是因喝酒而恨酒，说不定我会欣赏他的，可他没有，他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还亲酒贪酒，见了酒眼就发直。—个年轻人，倒还不如他的姑夫冯远了，冯远看东西亲便亲，却决想不到拿它们去换个厂长的，那就太有点对不住它们了。
我不想见到大民，便对嫂子说，我要马上出去一趟，哪天让冯远去拿吧。
嫂子说，冯远上班去了？
我嗯了一声。
嫂子说，我肯定你还没吃午饭，没吃吧？
我又嗯了一声。
嫂子叹口气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也就是冯远了，换个男人试试。
我和嫂子的谈话，通常是以嫂子这句话作结束语的，放下电话，我感到一阵轻松。嫂子总喜欢送给我她做的东西，她是个好强的女人，吃的、穿的、用的，能自个儿做就不买现成的，那些靠去超市买速食品做饭的女人，是最叫她瞧不起的。她在家务上的好强，和姐姐在工作上的好强有些相似，她们都是一件事接了一件事地做，不做事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看一会儿书，她们就觉得是在浪费时光。但她们对我是有区别的，嫂子是送物给我，姐姐则是送“祝福”给我(尽管她把祝福也变成了物)，嫂子是以物对我表示不满，姐姐则是以祝福对我表示附和。但我明白，姐姐的附和不是真的附和，她针对的更是嫂子的物，因为她就是那种常去超市买速食品的女人，她曾对我说，都什么年代了，还送人馒头、包子，俗！姐姐的附和有时还针对冯远，她觉得冯远这么个亲近俗物、不求上进的人，不要说和我，和姐姐她都要差十万八千里了。
我又一次回到书房坐了下来。
我看到书里说：“我们的逻辑，辛勤谋生的人们的逻辑，根本歪曲了我们的认识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养成了像我们尘世组织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进行思考的习惯。”
我想，我要做的，应该是谨防这种思考习惯吧。
我的生活环境，其实就仿佛一个巨大的思考习惯的网，要想从网里逃脱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我自觉已经逃到网的边缘，不至像那些懵懂无知的人一样深陷其中。但正因如此，我同时又处在一个矛盾、尴尬的境地：逃又逃不脱，进又不想进，仿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哪哪都没着落的感觉。
我知道除了习惯，还和勇气有关，我可以在书房里认同生活的荒谬，出了书房却少有实际的行动。而我的侄女小秋，一个中学都没上到底的十七岁少女，却已跳河自杀过三次。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弟弟是个出租司机，他一直在辛辛苦苦地攒钱，想着将来把小秋送出国去。可是，小秋不想听家里的安排，就一次次地跳河。我知道小秋课本之外的书一本都没读过，我和她的区别，大约是我每天都能想到自杀但一辈子都难尝试一回，而小秋她平时很少想什么自杀，一旦想了就立刻见于行动。所以一想到小秋我就不由得心生惭愧。
不要说自杀，就是和冯远的婚姻，也一样地没有勇气。首先是离婚没有勇气，我没勇气对人们说，离婚只是为了想过单身生活。其次是沟通没有勇气，我没勇气对冯远说，咱们坐下来谈一谈吧。甚至，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没有勇气，我没勇气对冯远说，“我们宁愿有更多的虚无，我们实在需要精神来支撑受苦的身躯。”这是我在读书笔记中写过的一句话，读书笔记我从没给冯远看过，我害怕他会为难，害怕他会打哈欠，更害怕他因害怕而违心地附和我。我们有时就像一对陌生的动物，久久地对峙着，相互害怕，却又谁也不肯主动地出击或者和解。
就这么看着想着，想着看着，肚子渐渐地觉出空了，却也懒得从椅子上站起来。
这时，门铃忽然响了，紧接着，又换了咚咚咚咚的敲门声，声音很是急促。
将门打开，见是小秋闯了进来！
小秋张口就说，姑姑，小秋求您来了！
小秋这孩子，长得还好，但不会打整自己，衣服的颜色总是模模糊糊的，肥瘦也不合身，就像穿的别人的旧衣服；头发也总像扎不紧，脸前永远有散乱的头发，需要她不时地抬手捋开。
现在，她就一边说着，一边抬手捋着散乱的头发。她的另一只手里，还提了个编织袋，袋子沉甸甸的，也不知装的什么。
小秋告诉我，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她爸肯定不会同意，要我想办法说服她爸，不然她就不想活下去了。
我要她放下袋子，在沙发里坐定了，然后问她，这男人做什么工作？
小秋说，他没工作，这些天在街上卖鞭炮。
我说，多大岁数？
小秋说，31岁。
我说，为什么爱他？
小秋说，您看那么多书还不明白，爱是不要理由的呀！
我说，不可能。
小秋说，什么不可能？
我说，你跟这么个男人，是不可能的！
我的声音忽然提高了许多，就像在学校里和同事们争论某个哲学的命题一样。我还意识到我的脸有些发热，嘴唇微微地有些抖，说完身子还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了！
小秋是我的侄女，我的侄女怎么可能嫁给一个卖鞭炮的？我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受伤害的感觉。
小秋像是有意跟我作着对比似的，冷静地看着我，说，为什么不可能？
我说，他拿什么养活你？
小秋说，爱，他爱我。
我说，你们不吃饭不穿衣吗？
小秋说，你不是说过精神最重要吗？
我说，那你们的精神在哪儿？
小秋怔了一下，忽然一指地板上的编织袋子，说，鞭炮，在鞭炮里。
我不屑地看看那袋子，在干净的木地板上它显得萎缩而又丑陋。—个卖鞭炮的男人，送给他的女朋友几挂鞭炮，也能叫精神吗？
小秋说，有一天收了摊儿，他为我，把十挂一万头的浏阳鞭连在一起，整整放了一顿饭的工夫，放得路上的行人、汽车都停下来了，民心河的冰都化开了，天上的星星都抖起来了。那天我们晚饭都没吃，谁也不饿，全叫精神给填满了。
我听着，心不由得动了一下，但还是说，鞭炮是鞭炮，精神是精神，几挂鞭炮是不能跟精神等同起来的，精神重要，物质也重要，精神是人存在的根本，物质也是。
说完了，我对自己忽然充满了怀疑，这些话，好像不该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
小秋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提了袋子就往门口走。
我拦了她说，你去哪儿？
小秋说，这些鞭炮是他送你的，他猜爱看书的人一定不会嫌弃没钱人，没想到，你跟我爸也没什么两样。我得把鞭炮还给他。
我拦她的手不由得放下来，眼睁睁地看她打开了房门。我不甘心地说，我不是嫌弃他，是心疼你，心疼，你懂不懂？
小秋一脚迈出门外，忽然回过头看了我说，他要是个有钱人呢？
我说，心疼就是心疼，跟钱不钱的没关系。
小秋哼了一声，嘴角似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她转过身，一捋额前散乱的头发，大义凛然似的朝楼下走去。
片刻，楼下传来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我心里一惊，到阳台去看，果然是小秋！小秋已将编织袋里的鞭炮倒出来，铺成了一条长长的红带子，红带子的一头，噼噼啪啪，火星四溅。一旁的小秋，一件松松垮垮的呢料大衣，模模糊糊的颜色，额前飞扬着散乱的头发。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
这大约也是一万头的浏阳鞭吧？
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回到书房去了。
我索性穿好衣服，噔噔噔地下楼去了。
我站在离小秋不远的地方，注视着噼啪作响的鞭炮，就像专为了看放鞭炮来的。
可是，在活泼、快乐的鞭炮声中，我却看到了小秋抽搐的肩膀。近前去看，见小秋的脸上竟已满是泪水！
我想对她说，是姑姑不好。还没开口，小秋却先说道，那十挂一万头的浏阳鞭，不过是她一厢情愿的梦想，他其实从没给过她一挂鞭炮。小秋说，编织袋里的这些鞭炮，还是她自个儿花钱买的。也不为自个儿放，就因为鞭炮是他卖的，她便喜欢买。小秋说，她多么渴望他送她一挂鞭炮啊，可他就是不送，这时候，她就努力地去想姑姑的话，姑姑说，精神是人存在的根本。
看着小秋的泪水，我的眼睛也潮湿了。我的眼睛已很长时间没潮湿过了，潮湿的感觉让人真舒服。我没有抑制它，任它一点点地扩大，扩大，最后变成了满脸的眼泪。
我想若是楼上有人在看，定会看到我们的眼泪，但那又怎么样？
眼泪似乎激发了我行动的冲动，待燃尽最后一颗鞭炮，我忽然拉了小秋的手说，跟我走吧。小秋说，去哪儿？我说，姑姑给你买东西去。小秋说，买什么？我说，鞭炮，烟花，衣服，鞋袜，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我和小秋，便手拉手地去了全市最大的一家超市。
这超市的名字叫“易初莲花”，我们便在“莲花”里心荡神怡地穿来穿去。
小秋像是把那卖鞭炮的忘记了，我也像是把书本丢在了脑后，她不断“哇”“哇”地惊呼着，我也不停地“啊”“啊”地感叹着，真是满眼的物品，满眼的喜爱！
从前喜爱物品的时候，总莫名地有几分惭愧，现在，却有点像一个浅薄的没有读书阅历的傻女人。我知道我的声音大得有点过分，知道我笑时牙齿暴露得太多，知道购物车上愈来愈多的物品并不是非买不可，比如一只玩具狗，比如一个精美的靠背垫，比如一瓶包装古怪的白酒……白酒放进购物车我们几乎笑弯了腰，因为我们知道，小秋和我，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喝那白酒一口。一边笑我一边暗暗惊诧着物的力量，这力量是如此自然，如此势不可挡，仿佛早就潜伏在身体的某处，单等了这一刻的释放。
“易初莲花”太大了，我们在“莲花”里游荡了不过一个花瓣儿，购物车上就满得装不下了。小秋开心极了，有一刻忽然搂了我的脖子大声喊道，姑姑，我爱你！我为小秋买了一身可身的颜色鲜亮的衣服，还亲手为她梳理了头发，我想，我也爱她，爱是要有付出的，物的付出。
走出“易初莲花”，我还在一个鞭炮销售点为小秋买了足够多的烟花、鞭炮，欢喜得她眼泪都淌出来了。
我们快乐着，同时也意犹未尽着，因此在分手时，我们几乎同时想出了一个主意：明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叫上家里所有的人，一起来逛“易初莲花”！小秋大笑了说，那就不叫拜年，应该叫拜物了！我想，即便是拜物，也只能这样了，因为它势不可挡……
可是，第二天，我们的主意没能实现，我的姐姐、哥哥、嫂子、弟弟，所有的人都坚决反对，他们说，大年初一是拜年的日子，点心盒子都买好了，去了超市，点心盒子还怎么送？我们不能动摇他们，却也不想让他们动摇，点心盒子，他们就知道点心盒子，要说拜物，他们才该算是拜物呢。早晨吃过饺子，我和小秋，就相约着向“易初莲花”出发了。
在这之前，我已把姐姐送来的“福”字、窗花什么的全都布置起来了。我没有送给陈师傅家，昨天从超市回来就忽然变了主意，开始一样一样地贴、挂起来。我发现，这个家一下子亮堂了许多，也温暖了许多。晚上躺在床上，灯笼朦朦胧胧的光色由阳台照射进来。真是万分地惬意。这时，“亲切”这个词，随了朦胧的光色，就犹如一位飘然而至的神仙，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以至我想，与冯远，也许不是没有勇气的问题，而是由于“亲切”的存在吧？我还想，即便是“绝望”的舍斯托夫，也不会拒绝“亲切”吧，或许由于绝望，他会更渴望亲切呢。我忽然觉得，我对“亲切”的发现，与他老人家的“绝望”是分不开的。那张巨大的思考习惯的网，我自以为是在网的边缘，自以为路在边缘以外的地方，但也许恰恰相反，也许我和姐姐、嫂子们并无多大差别，都一样地深陷其中，区别仅仅在于，能否从自己深陷其中的地方突破，与网的反面息息相通。这当然非常非常地不易，但或许这才是最最自然、可行的办法！
早晨离开家的时候，冯远还没下班回来，我走到楼下，又一次看到了那个放鞭炮的老者。今天，他已换了崭新的装束，一件藏蓝色的羽绒上衣，一条黑色的纯棉水洗裤，一双布底布面的黑棉鞋。头上那顶老式的棉帽子不见了，换了一条深灰色的羊毛围巾。他的脸上依然没有笑容，眼角和嘴角依然下拉，看不出他的表情是严肃还是沉闷，与昨天有区别的，是甬路上的雪已经化开了，露出了灰色的水泥地，鲜红的鞭炮不再放在路上，而是放在了旁边依然是白雪覆盖的草地上。
鞭炮被点着了，噼噼啪啪噼噼啪啪……雪地上一条红带子铺得很长，大约又是一挂一万头的浏阳鞭吧？
我究竟也没猜出老者的身份，以及他真实的心情，但他也一定不会知道，这一年，我其实是从他的鞭炮声中开始的。
作者简介
何玉茹，女，河北省石家庄人，1986年毕业于廊坊师专中文系，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中篇小说《绿》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著有小说集《她们的记忆》。本刊曾选发过其短篇小说《孤点》、《真实背景》、《一个叫李文娟的女人》等。现在河北省某刊物任职，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