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
我却有严重的失眠症，常常地，躺在床上，睁着一双大眼，一直睁到天亮。
我的眼睛真的很大，年轻的时候还很美，双眼皮，一张永远晒不黑的白里透红的脸。可如今，大是大，却多了黑眼圈，还多了一嘟噜波浪一样的眼袋，脸也再不是白里透红，而是黄里透黑了。
我住的村子，在一座省城的边上，省城一天天地在拆旧盖新，村里也在一天天地拆旧盖新。刚结婚到这村里的时候，住的是三间土坯房，后来土坯房换成了砖房，后来砖房换成了两层楼房，如今，两层楼房又换成了多层楼房了。
房子自是愈换愈好，可日子，却愈过愈有点糟心了。
我知道，我的失眠许多人不相信，他们会耷拉了眼皮说，不会吧，你？
我懂他们的意思，他们无非是在说，你，一个不识字的人，失的哪门子的眠呀？
我觉得他们那眼皮就像一扇紧闭的刀枪不入的门，它使一个被激怒的人找不到一点反击的办法。
外人也就罢了，有时这扇门还出自我的亲人。
我的亲人，丈夫李永志，还有女儿李小星。
我的父母早就去世了，丈夫和女儿是我唯一的亲人。亲人应该是最叫人放松的人了，可和他们在一起，我总是有些紧张，就像一只进了狼群的羊，随时都可能被伤害一样。
我知道不该这么想，亲人的关系怎么会是狼和羊的关系呢？可是，我管不住自个儿，一见到他们就紧张，一紧张就想到狼和羊，我不想做一只任人宰割的羊，就总是装得牛烘烘的，比他们还了不起的样子。
丈夫大学毕业，是一名中学老师，今年退了休，每月还能拿到两千多块钱；女儿高中毕业，在离村子不远的一家工厂上班，每月也有一千多块钱的进项。我呢，每月的进项，羞死了，只有三百块钱，还一半是村里给的养老金，一半是分发报纸的报酬。
报酬高点的活儿其实也有，比如打扫街道，每月三百元，可我不想干，我觉得那些瞧不起我的人会因此更瞧不起我。分发报纸虽说挣得少点，但报纸上有字，那些识字的人被一个不识字的人把字分在手里，这多少会给我带来一点莫名的快感。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就过成这样了，当初结婚的时候，李永志不要说中学老师，小学老师还没当上呢，每天和我一样，扛了锄头下地，锄不了一会儿就被我落出好远，谁见了谁说，李永志你比你媳妇可差远了。女儿就更甭说了，今年二十八岁，一半的年头都是靠我来侍候她的，十四岁之前，我上厕所她都要跟到厕所，半步不肯离开。
过去的这些事，每天都像电影似的在我脑子里过两回。但我是不能说出来的，一说李永志和李小星就讥讽我：屋里怎么一股霉味儿啊？他们显然是不愿回想过去的，因为他们过去不如我。唉，亲人又怎么样，亲人也一样的势利呢。
过去的事不能说，那就说当下吧，可当下的话他们更不想听，他们总是说，这话可别出去说，人家会笑掉大牙的。因为我总是把张三说成李四，把王五说成赵六。我心里其实明白是哪一个，但不知为什么一说就错了。我说的都是当下报纸上的消息，是看报纸的人念出来的。我愿意把报纸上的消息说给他们。可李小星还是刻薄地说，送报纸就送报纸，念报纸就免了吧。这时李永志就在一旁嘿嘿地笑，他也许是想缓解气氛，但也许就是幸灾乐祸，因为他笑的结果，总是让李小星对我愈发地不恭。
逢到这时候，我的儿子李大星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和李小星是双胞胎，十九岁的时候在一起车祸中被撞死了。我想，要是他还活着，就不会是李小星这样子。可是，他当真不会吗？
那一年，大星开始交女朋友了，他爱那女孩子爱得发疯，可是有一天，女朋友忽然提出了分手，分手的理由竟是，她不想她爱的人的母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这话她是让李小星传给大星的，大星一听骑了摩托车就出门了，没多一会儿，就传来了摩托车和汽车相撞的消息。
那一年，我多少次地在大星的坟前哭得死去活来，我说，大星，该死的是你这不识字的妈啊！
我看见李永志和李小星也多少次地去过坟上，他们也都是单独去的，回到家里谁也不跟谁提起。平时他们也不提大星，就像大星压根儿没存在过一样。这让我的失眠更重了，我怀疑，他们是为了跟大星说我的不是才单独去的，在他们心里，一定是觉得大星的死全都该算在我的账上。
他们要把这话明白地说出来也就好了，可他们谁也不说，对我跟往常一样，不亲热也不疏远，看我歪在沙发上睡着了，他们还拿件衣服给我披上。一披我就醒了，但我不敢睁眼，一睁眼他们就会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似的，眼皮一耷拉就走开了。我一点不感激他们，他们要真对我好，就把眼皮抬起来，眼睛看着我说话。我也恨我自个儿，躺在床上睡不着，歪在沙发上倒睡着了，难怪人家说，失的哪门子的眠呀。
这一天，我送完报纸回到家里，见李永志正坐在阳台上的小桌前吃早饭。
每天我都能见到这样的情景：一抹阳光，一张小桌，两把藤椅，几盆月季花，明亮得叫人发晕的落地窗，一个坐在藤椅上吃饭或喝茶或看报的男人。
我不得不承认这情景挺叫人心动的，要是我坐上另一把藤椅，和这个男人一起吃饭、喝茶或者看报，当然就更好了。但我知道，只要李永志在，那把藤椅我一辈子都不会坐上去的。因为那是他的地方。
他的地方还有书房，书房里有两个书柜，一张书桌，一台电脑。平时他不是在阳台上，就是趴在电脑跟前。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对他的地方耿耿于怀，我说，一张餐桌还不够你吃饭吗？一张茶几还不够你喝茶吗？就那两本半书，哪儿不能放，还非要占个房间吗？
这样的话我说过不止一遍，气得李永志多少天不理我，但我还是要说，他不顾我的反对，装修啊，买家具啊，做都做成了，我还不能说几句吗？他的书当然远不止两本半，两个书柜还装不下呢，可谁让他搞得我总是没来由地发慌呢，不这么说心里就更慌了。李永志倒是说过，怎么是我的地方，你也可以进来啊，书你也可以……可以翻啊。他不得不把读说成了翻。我就愈发地恼火了，我说，我才不进呢，我才不会有俩钱就烧包呢。
我非常明白，李永志不是那种有俩钱就烧包的人，但我管不住自个儿的嘴。结果，我就不得不为自个儿的嘴付出代价：只要李永志在家，我就绝不靠近他的那些地方一步。
我不能靠近的还有李小星的“里间”。如今人们都把睡觉的地方叫卧室了，我却还是习惯叫“里间”。住平房的时候，大家都叫“里间”的，一住楼房，说改就改了，要是跟李小星说“里间”，她会装傻充愣地说，什么叫“里间”啊？我便会沉了脸说，别人忘本行，你李小星可不该。李小星也变了脸说，我说什么了你就至于这样？我和李小星常常这样地变脸，所以她的“里间”我也是绝不去的。最初她不在的时候我倒看过几回，窗帘、床单、沙发以及靠背垫都是大红大绿大黄的颜色，鲜亮得就如同走进了布店；地板上、窗台上、桌子上、床铺上……所有的地儿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有一回李小星下班回来问我，你去我屋里了？我吃了一惊，嘴上说，怎么了，我就去不得了？李小星说，难怪地板上有根头发，我的拖鞋也撑得走样了。打那以后，我就再没去过她的“里间”。
我也有我自个儿的地方。我的地方是书房隔壁的一个小“里间”。对面是我和李永志共同的大“里间”，但我很少去，多半时间都在我自个儿的地方。
我的地方很简单，一只衣柜，一张三屉桌，一把椅子，一张单人木板床。木板床的下面，还有一张四方的小地桌，一只小板凳。吃早饭的时候，我就把小地桌和小板凳拉出来，一个人在这里吃。我喜欢明亮的阳台，但更舍不下这些旧东西，它们大多是我的陪嫁，我把它们当成一群穷亲戚，任何时候对穷亲戚都不能做势利小人的。它们确实样式老旧，做工粗糙，要不是我的拼力保护，李永志和李小星早把它们当垃圾扔掉了。我对他们说，扔它们就不如先把我扔掉。这话就像打架时忽然出现的匕首一样，吓得李永志和李小星立马就退却了。
从平房往两层楼房搬的时候，我也说过这话，他们也有过一样的退却，但我还是觉得自个儿输得挺惨，到了到了，就只剩了这几样旧家具为伴了。依我的心愿，是要把那几间砖房留下来的，那里的每一块砖上都流过我的汗水，李永志上大学走后，房子是我自个儿找人盖起来的，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和我情深意厚。可是，李永志他们不干，村委会的人也不干，因为按照村委会的规划，平房是要一律推倒的，推倒后要建大片的厂房。我可以吓住李永志他们，却吓不住村委会的人，他们要是真当垃圾一样把我扔掉，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可两层楼还没焐热，村委会的规划又变了，要把两层楼房推倒，让大家住进鸽子窝似的单元房里去了。我坚持在两层楼房里住到了最后，直到推土机把围墙推倒，横冲直撞地来到窗下，我才被李永志和李小星一人一只胳膊拽了出来。
我来到厨房，往锅里添些水，准备做我的早饭。我的早饭是一碗棒子面粥，半拉馒头，几根咸菜。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李永志早先也是。可这些年李永志把早饭改成牛奶、面包了，说一吃棒子面就闹肚子。我也闹，却是喝了牛奶闹，有一回在李永志的撺掇下喝了半杯，半天肚子都胀鼓鼓的下不去。我便知道，我和李永志这辈子都要你东我西地扯锯了。这真叫人难过，有时直想大哭一场，可是，一些事绝不会因为哭而改变一丁点的。
粥做好了，我回到自个儿的“里间”，把小地桌、小板凳从床下拉出来。再到厨房盛粥时，发现李永志也在厨房，水管被他开得哗哗的，那只喝牛奶的玻璃杯在他手里反反复复地被搓洗着。
我站在他的背后说，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是报纸上早就说过的话。我最见不得他们在厨房哗哗地用水了。我把厨房也看成自个儿的地方。
李永志没有回应，水仍哗哗地流，杯子却忽然嘎巴一声，像是碎了。
果然，我看见他回转身，将一只碎成两半的杯子扔进了垃圾桶里。
我吃了一惊，但还是问，好好的咋就碎了？
他仍没回应，伸出一个指头在水里冲了冲，便离开厨房往他的阳台去了。
那根指头像是被划破了。我不甘心地问他的后背，说呀，好好的咋就碎了？
我听到他说，我怎么知道？
声音很大，像是真的不知道，又像是忍无可忍了。
我希望他是真的不知道，希望那是个劣质的杯子。可那杯子用了许多年了，有一回掉在地上都没摔碎。
我这边端了粥回到“里间”，听到阳台那边有个女声儿响起来：
耳边厢又听得初更鼓响，思想起当年事好不悲凉……
我知道是李永志又在用假嗓儿了，这唱法在戏里叫青衣，电视里常有又高又丑的男人这么唱。
我想，他要真是忍无可忍，就是因为我的那句话了，那句话干涉了他用水，还鹦鹉学舌学了报纸上的话，他曾说过，跟别人学倒不如说自个儿的话好。可就算是这样，他就至于忍无可忍吗？
我把小“里间”的门关得紧紧的。李永志的假嗓儿仍是无孔不入。我不喜欢李永志忍无可忍，更不喜欢他发出这声儿。这点李小星倒跟我一致，李永志一唱，我们就像老鼠躲猫一样躲进自个儿的“里间”里。
遭不幸掳金邦身为厮养，与程郎成婚配苦命鸳鸯……
李永志一张口就是这段，不知听了多少回，我才把戏词听出来了。我想，戏词安我身上倒合适，我是多么苦命啊！
吃完早饭，我就扛起锄头出门去了。李永志仍在唱，即便不下地，我也不能在家里待了。经过客厅时，见李永志站在窗前，面朝了窗外，肩膀随了一个长长的拖腔有些抽搐。我不能分辨他是真的在哭还是拖腔闹的，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觉得他要回过头时，我急忙开门走了出去。
肩上这把锄头，也是和小地桌一样放在床底下的，它长把短身，玲珑轻巧，是我当年从娘家带过来的，锄刃磨得几乎都快如镰刀了。放在床底下的还有铁锨、三齿什么的。这些东西他们也曾要扔掉，说我承包的那七分地给别人种算了，这房子没地下室，往哪儿搁呀？我说，有我待的地儿就有它们待的地儿。其实，我觉得阳台上是放这些东西的最好的地儿了，可李永志要在那里放圆桌、藤椅，我只好就把它们委屈到床底下了。我对它们说，你们是粗人，粗人是不能上台面的。可我又对李永志说，它们是宝贝，没有它们就没有你的今天。
我的言外之意，自是指他上大学那几年，我全凭了它们挣工分在家养活他。李永志倒也没否认，他有些软弱地说，那就挂到阳台的墙上去吧。
我没有挂。我很想让他的软弱继续下去，只要不挂，他就会欠我一份什么。再说，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也想在藤椅上坐一坐，坐在藤椅上的时候，我也不想抬眼看见一堆粗笨的农具。
我提了锄头，走出楼房，走出村子，向村外的菜地走去。
我常常为自个儿的这种日子有些疑惑，住着城市人一样的楼房，下楼却扛了锄头；丈夫装了一肚子的学问，自个儿却大字不识一个；女儿每天骑了摩托车来来去去的，自个儿却连自行车都没敢碰过……
时而会遇到和我一样扛了农具下地的人，我便想他家的农具也不知放在哪儿。但我能肯定，谁家的农具也不会像我家一样放在床底下的。这么想着我便有些泪眼模糊。我把泪水抹在锄把上，一次又一次的，锄把被抹得都亮起来了。
一走出村子，就闻见地里的味道了，也听见地里的声音了。不常下地的人，是不懂这味道和声音的，别看李永志满肚子的学问，他也不懂，他只会说，什么什么绿了，什么什么黄了，什么什么红了。像茄子什么味道，黄瓜什么味道，西红柿掉在地上什么声音，地下的萝卜是怎么拱裂地皮的，他一概不知。菜地对他就像个没有来往的邻居，熟悉得很，也陌生得很。而菜地对我，却是一片树林子，我便是林子里的鸟儿，林子里的每一片叶子每一声虫叫，跟我都是亲的。
我种的七分地，临着一条田中的小路，小路上孤单单的一棵垂柳，正长在我的地边上。每回来地里，我都要靠了垂柳坐一会儿。长长的枝条垂下来，善解人意地抚摸着我。
从这边望出去，地的那头有一排溜儿低矮的房屋，房前时而有女人、孩子在走动。那是租种菜地的外地人自个儿盖起来的。我曾去看过，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吃饭拿砖头当饭桌，睡觉拿稻草当炕被，穿的衣服全是脏兮兮的深颜色，好像一辈子都没洗过。可房子里的女人笑容满面地迎接我，说不了几句话就能哈哈地笑一阵。我猜她在这房子里一定是如意的，如意的女人住哪儿都会笑的。
如今村里的地大多租给了外地人，本村种地的人是愈来愈少了。我想我这七分地，是到死都不会租出去的，没了它，我这只鸟该在哪里落脚呢？
在这七分地里，我种了青椒、茄子、黄瓜、豆角、香菜、生菜、土豆、西红柿等等，每个畦子都干干净净的，没有一棵杂草。今儿锄头是用不上的了，我早知道。但就像一个小学生的书包，没有功课做也是要背在身上的。
地边上的几个畦子种了茄子，茄棵子长得很旺，深绿色的枝叶散发出浓郁的青涩的味道。棵子上已隐约可见刚刚结上的拇指大的茄子。不过，有的棵子主干与枝干之间生出了疯杈，主尖也蹿得老高，这些一会儿都要把它们掐掉，不然茄子可就难长大了。
看着茄棵子，我忽然觉得自个儿就仿佛那拇指大的茄子，对自个儿的事做不得一点主，假如没人把疯杈、主尖掐掉，就注定要成废物了。可是，谁是那疯杈？谁又是那掐疯杈的人呢？莫非，还可能时光倒流，退回到自个儿能当家做主的年代吗？
我知道我又在胡思乱想了，这种想不会有一点结果，但它就像发酵的面起子，一遇机会就要酸上一回，挡也挡不住。
我想起李永志退休后也曾来过地里，他说要帮帮我。我很高兴，想想俩人一起在地里干活儿，总比一起坐在阳台上要自在得多。可是，地里的活儿他总想指导我，总是说书上如何如何说的，好像一个不看书的人就种不了菜似的。我不甘心，就挑他的毛病，他前面锄草，我后面就再锄一遍，他前面扒畦子，我后面就再扒一遍。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他终于再不肯到地里来了。这让我真是痛快，但也真是伤心，不明白自个儿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气走。我甚至还不管不顾地质问他，你干吗要来？我去过你的阳台去过你的书房吗？
有时想想，自个儿是不是太过分了？可要是依了他，这菜地不也成了阳台成了书房了吗？我想我不能一退再退了，平房搬楼房的事我挡不了，菜地变“阳台”变“书房”我是一定要挡的，我要记住，菜地是我的，是我自个儿的，不属于他们任何人。
我知道我种的这些菜们，远不如市场上的好看，可就像养孩子一样，好歹也是自个儿的，丑也觉得亲。有一回把几根又细又弯的黄瓜拿回家，李永志不放过地说，看看，要听了我的就不会长成这样子。我说，长成什么样我也不嫌。李永志说，可我嫌。李小星也跟了说，我也嫌。我不由地抬手就打了李小星一个嘴巴。李小星跑回房间哇哇大哭。我也哭了。李永志谁也没哄，一个人跑到阳台上唱“耳边厢”去了。
我猜，他们要我把地给别人种，大约也是把我看死了，觉得我注定种不出什么名堂了。可他们不懂，名堂不名堂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需要种它。只要种着，茄子小不小黄瓜弯不弯我就顾不得了。其实，我也挺恨自个儿，生产队集体劳动那会儿，我总是最好的，到这会儿，咋就成了最差的了？
我坐在地头上，想的时间大约是太长了，就听那边的西红柿地里有噗、噗的声音。我明白这是西红柿们等得不耐烦了，要我快些去照看它们呢。
沿着中间的一条垄沟往里走，两边高的矮的，红的绿的，清香的刺鼻的，平淡的惹眼的，一股脑地簇拥着我。我就像在接受着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
我看到，架上的豆角们挨在一起，你碰我我碰你的，打着欢迎的拍子；一根根的黄瓜从叶子后面钻出来，抢着要我看见；纤细的香菜们挤在一起，摇头摆尾地向我打招呼；原本安静的青椒棵子此时也有些闹腾，趁着一股风呼呼涌涌地往我身边挤，其中一棵还绊住了我的一条腿。我不住地走着，不住地被绊得停下来。忽然，刺啦一声，不知被谁拽了一下，衣袖还被扯开了口子，正有些恼火，却见是竹竿搭起的西红柿架，还有两个红亮亮的西红柿躺在架下。我便明白，是它们在对我作提醒呢。
我一手一个地捡起它们，用衣襟擦拭着它们身上的泥土。我的衣襟经常带有菜们的泥土，为此李小星多次指责我不讲卫生。我说，你不懂，卫生是卫生，亲是亲，两码事。李小星就更不懂地说，什么亲不亲的，谁跟谁亲呀？
不远处有个正在浇地的女人，扛了铁锨，在她的菜地里走来走去。她喜欢读书，因为读书向往城市，因为向往城市而嫁到了城里，最近退休了，就又回来种地了。她的菜种得也不好，可村里许多人都羡慕她，说，看人家闲在的，种起菜来了。人们对我，就没一个人这么说，就像不同人家的两个孩子，富人家的孩子，人们就可劲地夸。
女人的不远处是一片果树，果树下有个撅了屁股锄草的男人，这男人干过数不清的行当，木匠、瓦匠、糊裱匠、修鞋匠、菜贩子……可没一样干成过。如今，他又开始种果树了。据说他是最不屑种菜的，因为生产队那会儿他当过蔬菜技术员，干腻了。也许这辈子他最有希望干好的就是种菜了，可他偏偏不干。人们对他是愈来愈耷拉眼皮了，都说他这样的人，种果树也一准儿成不了。唉，人们就是这样的势利。
我抬头看了看太阳，太阳也正看着我，刺得我立刻把眼睛眯起来了。但这也让我喜欢，至少它不会对我耷拉下眼皮。太阳下是一片灰白的云彩，云彩下面是一片楼房和几根烟囱，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很快就升到云彩里去了。我知道那楼房和烟囱就是李小星所在的工厂，因为那个工厂的存在，李小星才可以不必下地，才可以每月拿到一千多元，才可以不屑自个儿的不识字的亲妈。此刻，我不愿去想李小星，倒更关心天上的太阳，我想要是那片云彩愈来愈多，愈来愈黑，把太阳挡住了可咋办？
接着，我开始为喜欢喝水的黄瓜浇水。我发现，从机井里抽出的水量是愈来愈小了，流到我的垄沟里，只剩了浅浅的一个沟底。谁都知道，这些年工厂建得多，喝的水也多，比蔬菜喝的水多多了，听说，多少年之后，人喝水都难了呢。可是，没有一家工厂因为水少了就停建或者少喝一点。建工厂的那些人，一准儿比李永志还有知识吧，却还不如我一个不识字的人呢，我给菜们喝水的时候，都能约束自个儿，只要湿遍了地皮，就再不会多给一点。我跟菜们亲，跟水们也一样亲。
水流得是太慢了，这边浇着黄瓜，我那边就去掰茄棵上的疯杈和主尖，掰完了，又去摘了几个熟透的西红柿。回来再看，黄瓜地湿了一半还不到。我抬起头，见太阳都快到头顶上了。我想自个儿不回也得回了，该做午饭了，不回去，李永志和李小星又要进厨房去了。想到他们进厨房，我心里不由得就一阵发慌。
回到家里，果然见李永志和李小星已在厨房里了。
李永志和李小星，一人占了个水池，一个淘米，一个洗菜，之间的水龙头被他们拨过来拨过去的，哗哗的水量，浇两个畦子的黄瓜都够了。
我的出现，仿佛把他们吓了一跳，就像被大人发现的正做坏事的孩子，他们脸上都有些惊慌。
若是这惊慌继续下去，我也许会好受些，但只瞬间，他们就转过身，耷拉下眼皮，换了若无其事的样子了。他们一个继续淘米，一个继续洗菜，李永志还说，你甭管了，歇着去吧。
我手也没顾得洗，脸也没顾得擦，衣服也没顾得换，浑身上下挂满了尘土，两只手，一手拿了锄头，一手提了包在手绢里的西红柿(我的口袋里永远带着手绢，李小星用的面巾纸、湿巾什么的我从没用过)。我想我这样子一定引起了他们的嫌恶。
我说，为什么我就甭管了，不配给你们做饭是不是？
李小星转回身看了我说，妈，你还讲不讲理呀？
李小星的眼睛也很大，很像我的，只是没有眼袋，没有黑眼圈。她二十八岁了还不肯嫁出去，仿佛就为了在家和我这个当妈的作对。
我扔下锄头和西红柿，一步上前把水龙头关了，厨房里立刻安静了许多。我说，是你们不讲理！
我的嘴唇有些哆嗦，声音抖得都不像自个儿的了。
厨房里的地板、橱柜、灶具，都是全新的，锅碗瓢勺也是全新的，新得晃眼。但这些都不是我喜欢的，选买时，我喜欢的他们全都摇头。最后，他们只勉强同意了我的一条意见，就是把我用过的那只蓝花碗和那双炒菜炒煳了头儿的竹筷子留下来。
我把厨房当自个儿的，也许多少是在虚张声势，自个儿待在厨房的时候，其实跟它是很有些陌生，很有些慌乱不安的。
因此在厨房里吵架，我一点没有主人的气势，我的嘴唇依然不争气地哆嗦着。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李小星的嘴唇也哆嗦起来了。她好像想说什么，只是哆嗦得说不出来。就见她急得眼圈都红了，紧接着，眼泪吧嗒吧嗒也掉了下来。
她还委屈得什么似的，她有什么好委屈的？
不知什么时候，李永志已退出去了，他总是这样，不屑跟我针锋相对。
我抢占阵地似的站在李永志的位置上，用淘米的水洗了手，然后开始继续淘米。
一边淘我一边等待着李小星的攻击，她会说，这是洗手的地儿吗？还有衣服，衣服怎么不换？
我会说，你妈洗手还要看地儿吗？你说说，这个家哪不是你妈的地儿？我还会说，谁规定做饭就得换衣服了？忘了你小时候了？我一身大粪味儿你还直往我怀里钻呢！
她会说，正因为小不懂事才往你怀里钻，这会儿打死我都不会了。
我会说，知道你不会，所以我才叫你明白，人不能忘了本，忘了本就不配做人了。
她会说，你用筷子炒菜、用手绢包西红柿就是不忘本啊，我还嫌那筷子烫手呢，还嫌那手绢擤过鼻涕呢！
我会说，那你就甭吃西红柿，甭吃我炒的菜。
她会说，不吃就不吃，我饿死也不会吃的！
可米都淘完了，我也没听她说出什么。她的菜也没再洗，身子也没再动，只听到有轻轻抽泣的声音。
我到底没沉住气，还是先开口道，李小星你哭给谁看，要哭出去哭去！
李小星真的就向厨房门口走去了，好像甘心做我手下败将的样子。
可刚走出门口，她忽然又返了回来，眼睛睁得老大，不作声地望着我。
她的眼睛跟我的太像了，我心里不由得有些发毛。我说，你想干什么？
李小星开口说道，王大妹我知道你恨我。
王大妹是我的名字，她居然叫起我的名字来了！我提起那兜西红柿，气急败坏地朝她扔了过去。
李小星一闪身，西红柿正砸在了门框上，流出的汁液立刻把手绢和门框染红了。
李小星却没有被吓倒，她继续说，王大妹我就替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吧，李大星是我李小星害死的，要不是我把话传给李大星，李大星也不会那么急了出去，不出去也就不会撞到汽车上了。我李小星天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传话就传话，可偏要比李大星还急，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分明是火上浇油在害他吗！我说的对不对，你是这么想的吧？你还想，要是李大星活着多好，实在要死一个，也不该是李大星而该是李小星啊！
我吃惊地看着李小星。我是想过李大星活着多好，也想过实在要死该是哪个，但我想的绝不是李小星，我想的倒是我王大妹呢。
但我不想向李小星解释什么，她让我一时有些转不过弯儿来。原来大星的死她一直还在心上扛着？原来她一直以为我为这事在恨她？大星是因为我不识字才丢掉女朋友的，一家人该恨的是我才对啊！
这时，我听到李永志在门外说，李小星你刚才叫你妈什么？
李小星说，怎么了？
李永志说，赶快跟你妈赔礼道歉！
李小星说，爸你就少装好人吧，好歹我还没因为我妈不识字瞧不起她呢，不像你。
李永志说，我怎么瞧不起她了？
李小星说，哼，傻子都明白，你跟我妈说过几句话啊？去过我妈屋里几回啊？还动不动就唱“思想起当年事好不悲凉”。
李永志说，你懂什么，我现在说的是你！你妈就有一千个不是，也不该你那么叫她。
李小星说，我那么叫她不是瞧不起她，是她不想当我的妈，她只想当李大星的妈！
李永志说，混账！愈说愈不像话了！
李小星说，爸，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心里未必就没像我妈那么想过，你和我妈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恨我，一个是装着不恨我。对我妈你就更装着了，别看咱家换房啊装修啊你不肯依着我妈，其实你那是怕我妈，怕我妈提起过去，怕我妈说你忘本，怕你忘不了过去，你就什么什么都要新的！
李永志说，小星你是不是有病了啊？
李小星说，我没病，好着呢！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可你们一天天闷葫芦似的，谁也不给我机会！
李永志说，你以为，你说出来就是对的吗？
李小星说，知道你们不会承认，我也没想让你们承认，可我自个儿不能不明白，我已经不是两三岁的小孩子了。
李永志说，明白明白，你明白个屁啊！
一向少言寡语的李永志，竟是骂起粗话来了！
就听他又说，有些话，我是不便跟你们说的，因为说也难说清。跟你妈说话少，去你妈屋里少，还有那段唱词，还有不依着你妈，都绝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能肯定地对你说，第一，我没有瞧不起你妈；第二，大星的死跟你没关系，这一点，相信你妈也是这么想的。
李小星说，我不信，你说的我全不信！知道我为什么二十八岁还没有男朋友吗？不是不想有，是害怕！怕人家来家里看见你们俩这样子，怕你们跟人家提起大星的事，我实在不想让任何一个外人进这个家了！
…………
我站在厨房里，一直一言不发地听着门外的对话。水管的水哗哗地流着，我却毫无知觉。
李永志大约在厨房外的小客厅里，我只能看见厨房门口的李小星，但他们的声音都一样让我陌生。
我知道，今晚我又要失眠了。
我知道，午饭也没办法再吃了。
我知道，地里的菜们又在召唤我了。
但我还是近于迟钝地想，他说有些话不便说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甘心，对这个家我所有的感觉都是错的，那样，在他们面前我就会更紧张了，因为我竟笨到与他们朝夕相处，却对他们一无所知！
当然，他们对我的所知也多不到哪里，可那是他们不想知道，他们想自个儿想得太多了。可我想自个儿就少吗？对他们一无所知，到底是因为不识字还是因为想自个儿想得太多了？
我的脑子变得乱糟糟的，再也难想清楚了。
我又一次扛起了锄头。
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害怕似的不由自主地闪开了。直到走出家门，他们才醒悟了似的叫道，你去哪儿？
我勉强朝他们笑笑，说，扛锄头的人能去哪儿？
他们说，还没吃午饭呢？
我说，对我来说，睡觉比吃饭要紧，我得先找个能睡着觉的地方。
我不管他们再说什么，坚决地把门砰的一声关死了。
向楼下走时，我听到门又被他们打开了。还好，他们没追下来。这说明他们对我还是有所了解的，相信我不会去做让他们不放心的事，比如寻死什么的，顶多，不过是去菜地里哭一哭罢了。但他们不知道，眼下我是哭都顾不上了，想顾什么，自个儿也搞不清，只是扛了锄头一味地走了下去。
走出楼房。
走出村子。
走进田野。
我想，人要是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就这么永远地走下去该有多好啊。
作者简介
何玉茹，女，河北省石家庄人，1986年毕业于廊坊师专中文系，曾任《河北文学》、《长城》的小说编辑、副主编。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发表长篇小说四部，中、短篇小说一百多部（篇）。多篇小说获奖及被选刊选载。现在河北省作家协会创作室专业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