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和刘方贵的相识，那相识的时机或许不能算是顶雅。入学第一天，我们俩在宿舍里面对面地洗脚，“哟，我忘带擦脚布啦。”
“先用我的。”于是，手执脚布客气了一番，就互通了姓名。他告诉我他是某地山区来的，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和一个小妹妹。父亲在社办厂当铸造工，工作很辛苦，工资也不高，不过福利还不错。他给我看看他那双崭新的翻毛皮鞋，说那就是他父亲发的。我称赞了几句，又问他多大。他身材很高很壮，一张温和的方圆脸，由于头发是向后背的，前额显得很宽阀，如果胡子再重一点，就很象《青春之歌》里的戴瑜了。不过我凭久经考验的眼力断定，他决不会超过三十二岁。果然没错，他告诉我，再过一个月他就满十八了。我听了又重问了好几遍，他还是这么回答，于是我只好作罢。
他又问我的年纪。我说二十二，已经在工厂滚过几年，批林批孔时就混入了党内。还告诉他我爸是中学语文老师，我妈在小学教音乐。如果换个人我说不定还会说，我爸和谁谁一起唱过男高音，我妈要不是热爱教育早和谁谁一起留学赴美等等。不过跟他用不着说这些废话。他爸是铸工，跟我们差不多一个等级。再说他说话一直挺实在，我要是信口开河，砍得太出圈了，弄不好会吓着他。
第二天开学典礼，两千多新生占了大半个礼堂。校长在台上念念有词，我们一个个昏昏欲睡，直到念到培养目标，一礼堂的人这才都“刷”的一声竖直了耳朵。据校长说，我们学校要培养的是各种研究人才与高等学校教师，比如物理研究人才，数学研究人才，以及我们——文学研究人才，等等。说到文学研究人才时，我忙转脸用目光来了个横向联系，把全班扫视一遍，但见是几人欢笑几人愁，而大部分人则或作毫无表情状，或作麻木不仁状，一个个不动声色，城府颇深。唯有刘方贵仰头望着礼堂穹窿，状如虎嘛马嘶，却又噤若寒蝉。我猜他或是对天祈祷。祈祷内容不详。
开学典礼过后，系里马上就开欢迎会。总支书记首先讲话，面部表情极为热烈。而且慷慨激昂。而且一句一顿。逼得我们不得不一句一句地拍巴掌。掌声一停，就听许多人同时嘀嘀咕咕，说校长的讲稿怎么让他拿来又念了一遍，而且到了他手里怎么就能念出这么一番独特刺耳的抑扬顿挫来。大家赞了一番，叹了一番，又垂死挣扎地拍了一番巴掌。
书记讲话后系主任介绍了系里的各位教授，一个个德高望重，学有专长，我们照例又挨个拍了几下巴掌，以示见到他们的内心狂喜和无限崇敬。接着，古典文学一级教授成先生代表教师讲话。成先生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他先讲了一番治学的态度与道理，使把话题转到了学生的创作上来。据成先生说，创作本是一件绝好的事，但大学是培养研究人才的地方，再来搞创作便是左道旁门了。而且大学是给学生打基础的阶段，打好基础，一生受益无穷，打不好基础，再想补偿也不容易找到机会了。成先生言之成理，语重心长，我们听得心服口服，不出一声。
散会时正巧和刘方贵走在一起，便随口问他：“怎么样？”刘方贵一脸自信而又不满的神色：“来考中文系就是为了学创作的0搞研究？哼！”说罢摇摇头，一脸不屑的神色。我见旁边有不少中老教师，而且有多人双目圆睁，目光炯炯地向他行注目礼，便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平静如初地说：“搞创作主要是要有点生活，搞研究学问可就大了。”说时心里极为安稳，没有一点只保护自己而没保护朋友的叛卖感。见刘方贵转过头来要反驳，我连忙又极自然地低声补充说：“不过，搞创作也是得有点才气的。”于是刘方贵也平静如初了。
下午是集体参观校园和图书馆。图书馆号称藏书二百万，其巾至少有十万册可以向学生开放，我们听了都极为满足。校园也极为漂亮，行政楼一带到处亭台楼阁，花坛曲径，山丘湖池。学生宿舍里面虽然脏水横流，无处下脚，外面却全用粉红色喷刷一新，一幢紧接一幢，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实在是赏心悦目，一点看不出一屋挤二十多人的那种大车店的景色。至于藏身校园深处的教工宿舍则另是一番景象。一个个窗口全挂满了晾晒的衣服或尿布，犹如联合国门前的万国旗，色彩缤纷，香飘四季。楼门口还都用自行车摆了个迷宫，每次进楼总要左绕右绕，令人兴味盎然。楼前楼后还往往点缀一两堆垃圾，个个形如假山，不但颇见艺术匠心，而且韵味独具。整个教工宿舍区不仅自成一景，而且和旁边带草坪的留学生大楼互相补充，和掩映在垂柳中的办公院落更是相映成趣，就好象是大观园里的“稻香村”和“潇湘馆”、“怡红院”一样。众人见了都大赞一番。赞叹之余，便有人提出，该找块破木板钉在树上，为这一番格局立个匾。立刻便有人提出，匾额上可用粉笔书写四个魏碑大字：“景自天成”。马上又有人认为不妥，该题“巧夺天工”。于是又有说“天造地设”的，又有说“人间仙境”的，不一而足。接着又有人开始推测总体格局设计者的身分、年纪、级别、经历、狐臭程度、艺术观点、家庭摆设、厕所结构、与社会各压力集团及校内各实力派之关系等等，众人不断为之发展补充，好象要为设计者树碑立传或是写一篇全面悼词似的。一个曾想报考某校建筑系的同学立即触景生情，庆幸好久，说若是搞建筑，将来学成之后遇着这么强大的竞争对手，定是要一败涂地的。大家都盛赞他会见风使舵，无比英明。嬉笑之中，刘方贵忽然正色说道：“改学了文学还不是一样。”一顿时，众人一片默然，一个个都垂了头，而色沉沉，开始为自己致哀。三分钟后，才忽然有人说：“现在，不一样啦！”没人赞同，没人反驳。仍是一片默然，好象仍没缓过气来。又过了三分钟，忽然有一人说：“谁放屁啦？”顿时，所有人都活跃起来，都说：真臭真臭！而且都尖起鼻子来互相乱闻。而且都笑骂着互相指责。最后终于嘻嘻哈哈，各自作鸟兽做了。
当晚无事，我便拉着刘方贵挨宿舍串。走进一同宿舍，见几个同学，在埋头苦写，便凑趣说：“刚来就写信，真是家书抵万金啊！”不料却纷纷回答说是在写小说，而且不是中篇就是长篇，镇得我天翻地覆，半天没说出话来。刘方贵便请求其中一个写长篇的一展大作。对方欣然同意。刘方贵看了三四页就转给了我，竟不置一评。我接过来便认真拜读，读了六七页便觉出自己水平有限，难以再读下去。打心眼里想恭维几句，又实在找不到地方下嘴。为客气起见，只好说：“写了这么厚了，不容易，真不容易。”一对方一听欢天喜地，马上给我讲起创作理论来。我一点不懂，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觉得颇有获益。刘方贵则是一脸的不以为然，一面听，一面拿出烟丝卷起一支大炮来。待对方停了嘴，他才慢悠悠地说。“小说嘛，首先得找对一种感觉。”对方马上起而反驳。刘方贵也不深辩，只说要去厕所换换空气，转身走了。
第一学期过得很快，好象没上多少课就开始期末考试了。头一次在大学里考试，谁都不摸门儿，一个个吓得神魂颠倒，整天冲着教材玩命，所有人都拼得你死我活。三门课一考下来，大家才都松了一口气：原来大学考试也不过如此，只要背功出了师，照样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一松，第二学期就开始有人旷课了。
大家都旷课，我自然也随大流。不过早年工人学哲学时我就学过《矛盾论》，知道“物极必反”、“量变质变”的道理，所以旷课从来不敢旷得太多，以免将来秋后算帐，而且吃不了，兜着走。碰上不想听的课就拿本书在下面看，并且每隔十分钟便一本正经地向老师注视三十秒，略做专心听课状。
旷课最多的要算是刘方贵了。凡是不点名的课，他一概不上，不是到街头巷尾去闲逛，就是躺在宿舍里睡大觉。虽是蒙头大睡，却也并不鼾声如雷。常常是忽然掀开被子直愣愣地坐起来，两眼发直，面容呆滞，片刻之后，或是又重新躺下，或是抓过一叠纸来埋头狂写，写得连晚饭也顾不得吃。写好之后常常面有得色，甚至喜不自禁，高声诵读，旁若无人。把玩再三之后才小心地折起来，放在抽屉里。若不睡觉不闲逛时，旷了课便去图书馆。他专爱看作家传记与创作谈一类的书。另外就是看作品。诗集、散文集、小说集，不管有名没名的，什么书都看。抱着本三流小说看得爱不释手，欲仙欲死的事也是有的。而且看完什么书嘴里就是什么味。所以一听他说话就知道他刚看过的是中国书还是外国书，是古典书还是现代书。有时候也是杂味，特别是后来，越来越是杂味。不过不管怎么杂，总是没有理论味，那些跟课程有关系的理论书他是从来不看的，而且据说是看一眼就要得半个小时的偏头疼，不过这样一来，他的成绩就越来越不妙了。
我见他考试老是千方百计地争夺倒数第一，而且老是能够成功，就劝他多听点课，别老这么辛辛苦苦地发扬风格。他却说：“那些课我实在是听不进去。”又说：“你们想搞研究的听听还行，我听它干什么？”我就提醒他说，成绩和分配之间多少还有点函数关系。不想他竟全然不在乎：“哪儿都有生活，到哪儿都能写作。”我见劝他不动，便只好作罢。
有一回我又偶尔旷了一次课，发现刘方贵正在宿舍里写东西，就随口问他同时给几个姑娘写情书？他却说是在写散文，并且拿过来一定要我看。我一看便被镇得够戗。他那篇散文写的是对家乡风土人情的种种怀念，鲜明的意象层出不穷，联想也十分奇特动人，寓意则是深沉而广远的，比之一般报刊所见实在是不知强了多少。只是情绪过于阴郁，调子过于低沉，若投之报刊，多半会被转投纸篓的。我连读了两遍，然后报喜不报忧地评论了一番。刘方贵马上喜笑颜开，立即宣布我为他的第一知音，并对我大讲他的浪漫史。他说他中学有一个女同学如何如何漂亮，又如何如何爱他，但他又如何如何不爱她。他要走时，那女同学跑多少里路送他，并且如何求他答应通信，而他又如何冷酷地拒绝，并且尽管那女子如何如何好，他却如何如何地不后悔。但他的语调里流露出来的意思却好象和他的话完全相反，弄得我听了半天也弄不清到底是谁不爱谁和谁不理谁。于是干脆问他是否和那姑娘睡过觉。他一听立即勃然作色，说要有那等事，他就绝不会再原谅他自己，恐怕早已经跳河自杀了。说完便拧起眉毛在屋里走来走去，仿佛在为是否跳河做最后的考虑。我记起他的确不会游泳，怕真出了人命，就连忙掉转话题，问他的同学里象他这般有才有貌的多不多。他一听果然高兴起来，告诉我他们班有几个同学，身强力壮，蛮横无礼，打起架来抡棍子抄菜刀，为当地一霸，但跟他却十分哥们儿。每每拉着他大碗喝酒，喝起来便无话不说。
我听着一本正经地点头，嘴上却不置可否。大凡书呆子都有这种痴想，以为自己威信多么高，什么人都跟他说心里话。我在工厂时也有几个胡闹的哥们儿和我不错，说起拍婆子，碴架的事从来不避着我。后来有个哥们儿进了炮局，我这才知道他还洗过八十多个小佛爷，撬过二十多家的锁。这些事他以前跟我半句都没露过。
说完他的哥们儿，刘方贵又给我讲起他的另一件浪漫史，讲得更加如饥似渴，更加细腻深刻，更加出生入死，赌咒发誓得更加要上吊跳河。我听着实在于心不忍，急忙找个借口开溜了。
这个学期开了写作课，这使刘方贵大为高兴起来，第一次交作业便交上了一篇工工整整的小说。两个星期之后作业发了回来，大部分人的成绩都不错，得三分的寥寥无几，刘方贵却是其中之一。这使刘方贵大受打击，整天面黑如漆，如丧考妣，提起写作课的老师便狠狠地叨咕说：“他他妈懂什么？讲什么都是白描，举例子就是《小二黑结婚》，哼！”
骂归骂，上写作课刘方贵仍是每课必到，仍是详详细细地作笔记，认认真真地写作业。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有一天，老师提起了刘方贵的一篇小说。老师说，他的写作态度还是很认真的，只是小说格调低下，感情颓废，还有过多的自然主义描写，而且写的那种三角恋爱不仅是很不健康的，也是非常可笑的。为了使大家能和他一起享受口诛笔伐之乐，当即叫一个同学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写的是主人公最喜欢的一个女同学和他最敬爱的老师的恋爱悲剧。感情沉郁真挚，结局惨痛不堪，而且文字极好。小说念完，教室里一片沉寂，一时谁都说不出话来。半天半天，才忽然有九分之四点六的人狂热地鼓起掌来。老师面对掌声有点哭笑不得，但仍勇敢地固守己见，声嘶力竭地继续评点。老师的用心自然是极好的，其苦口婆心也很让人感动，只是他那挥来挥去的胳膊和故作庄严的言辞，总使大家哈哈大笑，都说不花钱白看了一场滑稽戏。
大学上到了第二年，才开始有人在班里交朋友。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异常迅猛，很快就形成热潮。轰轰烈烈，热火朝天，连许多已有朋友的也按捺不住，纷纷投身进来。于是从三角到四角，从双边到多边，形式日益多样，花样不断翻新，最后以所有已婚的革命战友的全体加入为标志，终于达到了高潮。当然，按照流行的标准来说，仍然不能算是运动。和旷课一样，在这个潮流里刘方贵又是首当其冲。他先向全班最老而又最美的一个女生频频发起进攻，接着又对全班最小而又最矮的一个女生缠住不放。徐娘同志出于怜悯。把他写去的数张条子一一托人奉还。娇小同志则乐得多个侍从，装做什么也不懂，一任他鞍前马后地奔忙。其结果，自然不问而知，不过关于结局，还有一段传闻。据说，放假时两人一路，车过某城，刘方贵死活要下车把那女同学送到家。女同学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她在前边走，他提着两个人的三四个提包在后面跟着。到了她家门口，她才款款转过身来，粲然一笑，说道。咱们的友谊只能发展到这儿了。然后柔声道谢，提包进屋，留下他一个人对着紧闭的大门目瞪口呆。据说，目瞪口呆之余，他还低吟了一句半普希金的爱情诗：我们艰难地爱着，而她们却……然后摇头叹息。等等等等。此事虽无案可稽，却颇合两人性情，窃以为信然。
这两次失败之后，刘方贵好象一蹶不振了，旷课日渐其多，觉也睡得日渐其长了。白天照例是不叠被子的。不叠还倒罢了，还卷成一个大团，放在床中间，周围还别具一格地点缀上几件换下没洗过的衣服。而床单呢，则是皱皱巴巴，难辨颜色的国际流行色。偶尔上一次课，也是蓬头垢面，目光严肃，一脸深沉的悲哀。这一段他也不再写什么散文小说了，转而专门写诗。自然，都是爱情诗，而且几乎一天一首。写完了便默读三五遍，改上一两处，然后叹一口气，把它塞到抽屉里，仍又躺回床上，沉思不语。那一段，他一天跟谁都说不上三句话，但写的诗在宿舍里却完全公开。他的诗比他的散文更有灵气，常常有一种独到的观察和一种对世界的独特进入，意境也很深远。如能发表出来，定使文坛上半数诗人赧然停笔。可惜这些诗注定发表不了。于是大家只好争相传抄，竞相诵读，一时成为校内热门的流行读物，也成为中文系的一段佳话。
不久就是新年。“同是天涯沦落人”，“每逢佳节倍思亲”。于是苦中作乐，就各自买了酒菜在宿舍里欢聚。饭碗，酒瓶，暖壶盖都拿来当了酒杯，乒乒乓乓地一通乱碰，碰过之后就开始唱歌，指定每人一首，而且必须是真正的民歌。推来推去把我推到了头一个儿，我便当仁不让地唱了一段北京著名民歌《水妞儿》。一曲歌罢，一片不满之声，一致要求重来。经我再三辩解，又鉴于确实打了头一炮，已属不易，最后终于予以特赦，并声言第二个人一定先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决不准许违反原则。按顺时针顺序，第二个就是刘方贵，大家一致要求他唱《十八摸》。在千夫所指、万众威逼之下，刘方贵张了几回嘴，红了几次脸，终于是一个字也没唱出来，最后认罚三杯了事。
歌还没唱完，便有人招呼我们到留学生宿舍去看跳舞。老外跳舞比中国人精彩得多，两个人抱在一起又啃又咬，热闹非凡。本来我想多看一会儿，但因为喝酒喝得太多，看不多久便头重脚轻，只好一个人先走回了宿舍。
宿舍里只有刘方贵一个人，正对着一桌好菜自斟自饮。见我回来了，两只红眼一抬，酒杯一举，说：“回来啦？你也来点吧？”不等我回答，先就自己喝了一口。我说我大概已经喝多了，没再理他，就自己躺到了床上，迷迷糊糊地看他喝。他喝着喝着忽然热泪盈眶，接着就放声大哭，吓得我浑身一激灵，一时弄不清到底是谁死了。赶快问他，他说：“我心里苦啊！”我一听谁也没死，脑子就立时又沉了起来。不过他却越哭越伤心。我对他也挺同情。趁脑子还没有糊涂，就摇晃着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安慰说。“没关系。一年就过这么一个年，今儿晚上就是要有苦诉苦，有冤伸冤！一切有我呢，哥们儿，你说吧——！”
说完我就倒在了床上。
他还是一脸的泪，坐到床边上，拍着我的腿说：“我的命是真他妈的苦啊！”然后抓过杯子，一下把酒全都灌了下去，气还没喘匀，便望着房顶自言自语地叨咕起来：“我算是看清了，我算是成熟了。”
我急忙同情地点点头说：“对，是。”
“我是什么？我是侏儒！是不是？”
我又同情地点点头，说：“对，是。”
“你知道侏儒是怎么养大的吗？是放在铁罩子里！只能按照铁罩子的尺寸长！我成熟了，我是成熟的侏儒！我本来是什么样？我应该长成什么样？我成熟了……我成熟了……”他忽然又指着床头的那一排课本高吼一声：“那些书就是我的铁罩子呀！”我吓得一激灵，他却又没事了。
我没听上几句便迷糊了过去。等醒来一看，他还一个人坐在床边自斟自饮，自说自话，而且昂首挺胸，头发乱抖，两手象在台上朗诵那样地挥来挥去：“……我是天上的鸟啊，却被剪掉了翅膀，我是草原上的马啊，却被斩掉了四蹄……还有她们，人面狮身的女人，她们是插在我心里的刀啊……天空啊，草原啊，她们啊……”
我看他一个人嚎得声嘶力竭，心里挺过意不去，就诚心诚意地劝他说：“就他妈那么点破事，别老倒腾个没完。躺下装会儿死猪比什么不强？”说完便踹了他屁股一脚。我一踹，他就掉到床下面去了，此后果然没有再出一声。
新年之后就是最要命的重头课考试。那时我正心起邪火，一门心思地攻读新闻采访学。一到复习，就全串到一块儿了。结果外国文学考试把《裸者与死者》和《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完全混为一谈，倒把普利策和李普曼的警句清清楚楚地背上了许多。政经考察的论文算是歪打正着，来了个倒金字塔，按编年史结构精练简洁地写了洋洋五千言。只是古典文学考得不太妙，分析古乐府的时候，把第一句比兴解释成延缓性导语，让成先生整整扣了我十二分。好在别处错的不多，总算是大吉大利，顺利过关。
不过，刘方贵的古典文学却没过关。考古典文学的前两天，我看刘方贵一个人坐在湖边愁眉苦脸，以为他又是为了找不到女朋友在那酝酿灵感，就走过去坐在他旁边，满怀同情地说：“方贵，别想得太多。伟大领袖早就教导过：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他却说：“成先生说，让我不用考试了。”
我听了羡慕不己，忙问是哪路神仙显的灵。他说，成先生嫌他旷课太多，说是不愿听他的课就不要来考了。我这才明白，不是让他免试，是来年重修。
成先生的课学问太大，考证太多，许多人不愿听，就不来了。人一少，成先生的面子就不大好看，想必是因此龙颜大怒，拿了刘方贵开刀。
既然成先生拿的是杀鸡给猴看的主意，那事情恐怕就很难挽回了，不过我还是劝刘方贵，不管是装孙子还是装爷爷，总要找成先生求求情，求不下来也要设法进考场，先考了再说。他想了想，也没更好的办法，就照办了。
没想到成先生真绝，已经白鬓如云了，考试那天还亲发考卷，发到刘方贵，硬是绷着脸把他空了过去，弄得刘方贵好不尴尬，愣了一会儿，只好低着头，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慢走出教室。
考完试我们就听说，刘方贵因为古典文学没成绩，而且一贯旷课，系里决定让他留级，我们赶快帮他到系里讲情，不料系里搬出尚方宝剑，说是校领导的决定。我们自知奈何不得，只好悻悻而去。
回宿舍见到刘方贵，我们便问他怎么打算。他惨惨一笑，表示只有听天由命。说他自己倒不要紧，只是家里还要供他多上一年，苦了父亲了，另外妹妹的初中也不知能不能上完。我们听了全都默然。想当初他也是县中的高材生，作文比赛在全省总是前五名，现在这样，不知其家人作何感想？大家都想安慰安慰他，可一个个搜肠刮肚，竟是谁也没找出一句合适的话来。
留级之后，刘方贵仍住在我们宿舍。为了父亲与妹妹，也为了自己，课是一节也不敢旷了，课余之时，有时也抱本理论书坐在那儿看，但往往看不过十分钟就又望着窗外发呆，旋即站起，或在屋中来回疾走，或颤颤地写下一首诗来。片刻之后，又迫使自己坐下，重新抱起理论书来苦读。
他的诗写得越发精妙，常常使人叹息不已，若能编集出版，定能在青年读者中畅销。不过大家心里都有数，所以也没人到出版社去替他游说。
我们快毕业那年，刘方贵交了个女朋友。两人是吃冰淇淋时认识的，所以那姑娘也象冰淇淋那样漂亮鲜丽。她在经济系读管理，对那些数学公式早已烦透了，因而对刘方贵更加一往情深。两人走路手挽手，一块儿吃饭脚夹脚，每天告别时都要用三个钟头，同时得一场心脏病，外加抽一次羊角风。
自从交上了这么个朋友，刘方贵立刻就象换了个人，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见人先带三分笑，说话也越发抑扬顿挫，情深意长。不但被褥拆洗一新，而且对考试也一本正经起来，总想考个好成绩贴在右脸上。无奈他天天晚上要和女朋友单独去上晚自习，所以成绩仍然上不去。
他还是天天写诗，只是不再给我们看。下午回来，总见他对窗冥思，然后龙飞风舞地一挥而就。吃过晚饭，又一笔一划抄好，放在上衣口袋里。然后略作担心状地嘟囔说，不知图书馆还有没有地方，于是梳梳头，人五人六地夹上两本书，匆匆溜走。
可是到了这个学期末，他晚上却很少出去了，而且认认真真地准备起复习考试来。我出于对他的关心，便轻声问他正和那姑娘酝酿什么恋爱悲剧。他却说绝无此事，只是想考好点，转变一下系里的印象。并说女方家里对他出身山沟颇不满意。“她家是本市的，将来我要是分到外地……”说毕连连摇头叹息。我见他满脸愁肠，便想给他打气，说：“你虽然已经好景不长了，可你还有你的诗啊。”他却说他已经不写诗了，他已改信民生主义，而他现在生活中首要的问题就是解决老婆问题，其余全都顾不上了。说完便无来由地要发怒。我见话头不对，连忙说他每临大事有主意，然后溜之大吉。
不久，我们毕业了，他还要再上一年。大家高高兴兴告了别，从此再没有他的消息。
我们毕业后，根本就没有研究单位可去。我颇识时务地混进一家合资企业，改行做开了生意。总算是祖上积德，生意还做得不错。
有一次我代表公司供销科上南方商量进货，在供货单位碰上一个同学。他在学校是专攻明清小说的，现在主管经销青花大碗。这青花大碗是明清特有的瓷嚣，所以他总算在大方向上还是专业对口的。从他这里我才知道了刘方贵后来的一些事。
为了能和女朋友分到一起，刘方贵最后一年完全放弃了写诗，学习颇为努力。但到底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考试背功不够，却总爱自由发挥，成绩一直上不去。毕业论文虽然很有独到见解，但观点又多少有点犯忌。加上原来就底儿潮，在系里印象不好，分配时就被分去加强西北一个小矿区。女朋友坚持了七七四十九天，最后还是吹灯了事。这下他真急了，立即痛改前非，苦练背功，想考研究生考回女朋友身边去。但他虽然苦背半年，到底功底太薄，第一志愿没考取，按成绩和专业调整到西北的一所大学里。前次这个同学去看他，问他写诗的事，他苦笑着说，诗已写不出来了，好在这一段已习惯了做学问，将来慢慢做学问混饭吃就是了。说时面色颇有些无可奈何的愁苦。
我们谈起刘方贵当年清峻的诗风和他的种种怪癖，都深深叹息了一番。他又提起了那次新年聚餐。我说。“刘方贵虽然自称侏儒，其实我们才是真正的侏儒。”他也叹息同意，说刘方贵虽然诗才毁得可惜，但若能做好学问，倒也是自有正果，总比我辈强。当下两人饮酒谈笑，深夜方散。
不久之后，我去书店闲逛，忽被人拍了肩膀。我感觉了一下那分力量，以为碰到了哪个经理局长。一看，竟是刘方贵，身边还带着一个文质帐形，戴深度黑边眼镜的女同胞。他介绍说，她是他爱人，两人正一同攻读古典文学，再有一年就可拿到硕士学位，并动员我也考个什么专业读一读。我提起他过去写的诗，他却笑道，“那都是年轻时的胡闹。”又告诉我最近他有一篇论文要发表，到时一定寄上“恭请指正”。我忙顺着他的口吻说：“哪里哪里，不敢不敢。”说完肠子直抽筋儿，这才觉出这口气颇象电影里三十年代的土老财。
不久他果然寄了论文来，文章写得很扎实，考证也很严谨，只是通篇四平八稳，并无什么新观点，不仅和时下那些是研究生或不是研究生的青年才俊的研究文章无法相比，而且和他自己过去那些虽显粗糙却有光芒的文章也无法比拟。不过他在信中却用极得意的谦虚口吻说，成先生对这篇文章很赏识，已表示愿意招刘方贵做他的博士生了，并有意要他日后留校任教。我想，恐怕是我老外了。
看完他的信，我忽然又发了一个奇想。成先生年青时或许也是个诗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