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我陪母亲去了一次桂林。这是我唯一的一次，陪母亲外出旅行。
那时母亲六十五岁，已退休十年，而我当时三十五岁，在一家私人企业工作。我和母亲共同生活在南方一个不是很有名的小城市，母亲住在城中祖上留下的一套象模象样的三居室，我住在城西一套给拆迁户的过渡房。我母亲没退休的时候，我很少登她的门，也很少打电话。这几年她上年纪了，逐渐变得虚弱、健忘，她需要我，我每隔几十天就要去看她一下，帮她办些诸如买米扛煤气瓶之类的重体力活。做为独子，我做这些只是为了尽义务，而不是为了爱。就象当年她生我出来一样。
尽管如此，她对我还是不满意。我好不容易把煤气瓶扛回来，她在一边指手划脚，责备我道：“瞧你就不是个做事的样子。”再不然就说我买的米不好吃。她从来不会对我说个好字，从来不会说：“张包，你做的蛮好。”这是她永远说不出口的的话。在我们家里听不到赞扬。“行，还可以！”这是我母亲嘴中能蹦出的最完美的语言。当我还是个小把爷的时候就是这样，每次考试成绩再好，拿回家时总是听到这一句话：“不错，还可以。”
二
我的父亲是在我八岁那年去世的，距今已有二十七年，但是母亲对他的怨气却从来没有削减过，并且时常把这股怒火转嫁到我身上。按母亲的说法，我完全继承了父亲的样子。她的意思很明显——她的生活本不该这么糟，完全是我们父子俩的错。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就会跟你父亲一样的下场。”母亲总是这样说我。“这样是什么样”？抽烟、喝酒？上班吊儿郎当？更头疼的是我的婚姻，至今单身的我，是母亲一个永恒的话题。
“这么大了，还不肯安家。”母亲经常这样叹惜道：“和你父亲一个样子。”
“爱情就是一个永世挖不到头的井。”我轻松说道，母亲镇定地摇摇头说：“每个人在一生中只能有一次最纯情的爱。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母亲的这一次是给了我父亲吗？我不相信。因为我从小就看到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张，父亲死后，母亲虽然青春焕发，却也没跟哪个男人拉扯过。那么，会不会在婚前发生什么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呢？又是跟谁呢？
母亲是在她二十三岁那年和父亲结的婚，父亲是个军人，在遥远的海南岛守卫着一个美丽的小岛，每年只有一个探亲的机会，有时遇到台风，出不了岛，一次机会都没有。当我出生时，父母已结婚七年，父亲是在他第三次探亲假中把我种下的。“我本来就不想要孩子。”母亲总是不断重复着这句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你父亲总是不着家，要你来做什么。”显然，我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偶然产物，母亲也不爱我的父亲。母亲跟我从来不谈过去，我对我的家世及她跟父亲的爱情一无所知，如果我要问就这些往事，母亲就会非常厌恶。“认识你爸是件后悔的事，跟你爸结婚更是个荒唐的事。”她摆出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表情。然后，再补充一句：“你就和你爸一样。”
三
母亲六十五岁大寿时,我在市中心最高档的红灯笼饭店为她请了一桌客，来的客人都是和她一样的老太太。在她的社交圈中没有亲戚，只有经常和她一起搓麻将的麻友。在她的麻友中似乎我是个好儿子，她经常当着麻友的面说：“我儿子对我不错。”或者说：“张包单位今天又发奖金了。”这次她说的是：“张包明天带我去桂林玩，公司派他出的公差，我是顺带的。”这些话当然会给这帮麻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错，我是要到桂林，但并不是出公差，象我这样一个私人企业的小职员，是轮不到出公差的份的。我到桂林是想去见米哥。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渴望，渴望得到一种父辈的爱。当我第一次看到米哥，看到米哥象刀削过般俊俏的脸，还有那黑亮黑亮的眼睛，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是那么的爱他。而他给我的回报也是热烈的。我们是在网上一个聊天群中认识的，很快我们就私聊了，刚开始我们只是局限于聊聊天，很快双方都不满足这种状况了，视频见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打开视频一瞬间我就爱上了米哥，他的脸就是无数次出现在我梦中的，象我父亲那样的脸。就是在那次视频聊天的晚上，伴随着一句问候，一个目光，仿佛象一道闪电落在我们中间，我们聊啊聊，幸福和喜悦让我们有点忘乎所以。
米哥四十八岁，曾经拥有个幸福的家庭，妻子是个有着不列颠血统的金发女郎，那是他十五年前在阳朔西街当攀岩教练时艳遇的结果，他们的这段婚姻在当地曾经引起过轰动，但是却很短暂，金发女郎长年累月的吃着避孕药，这是她婚前就养成的习惯，据说这样对女性的身体有好处，但是这样的结果却是十年的婚姻未给米哥种下一子半女。“婚姻为什么非要留下什么？”金发女郎一脸疑惑地说。“只能耕耘不能收获的田地，在哪找不到？”米哥毅然决然地从大不列颠回到了阳朔，在桂林阳朔西街一间酒吧当调酒师。
视频后不久，米哥明确了我所在城市的方位后，毫不迟疑地来到我的城市，与我度过我一生中最美丽、最激动的三天时光。我没有想到得到一个男性的关怀是如此的美妙。在此之前，我经常这样幻想：我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然后在一间房子里有一张漂亮的大床。我躺在床上，一个漂亮的男人拿一个西瓜递给我，用他那热切的眼光注视着我。米哥把我幻想的全部实现了，我没幻想过的，米哥也做到了，我从米哥那里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象父亲又象情人的呵护和疼爱。十八岁时我就有过跟女孩搂抱的想象，但一抱着的时候，忽然间觉得对方象妈妈，我好希望她紧紧抱着我，不要放手。
见过米哥后，我做了一个梦，我对着母亲大喊：“你将我推开，怎么样，我照样能得到这一切。”母亲问我：“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我？”我说：“你们从来没有爱过我，我需要爱，更需要一种雄性的爱，让我成为男人的阳刚的爱。”
现在我要到桂林去了。桂林距米哥做事的阳朔县城也只有六十公里，走高速公路也只有四十多分钟路程。我想问问他调酒师是个什么活？他怎么靠干这个生活的？因为在他到我住的城市的时候，我们只顾着沐浴着他那父辈般的爱，只顾着为我们之间发生的事而惊喜。我忘记了问他很多事情。
等那些老太婆麻友散了以后，我扶着母亲往回走。她还在兴致勃勃地说人家的闲话——什么郭大妈比她小八岁，可是看上去至少比她老十岁；什么刘伯娘的身体差多了；什么王阿姨的耳朵几乎完全听不到别人说话了，她说什么我们都随口附和着了。我的母亲和其他老太太麻友相比，的确就像宋祖英、刘晓庆似的，总是那样出类拔萃，那么鹤立鸡群。
回到家里，母亲把粽子塞进一个塑料袋递给我，笑盈盈地说：“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糯米食。”在她眼里，我永远是那个忧郁、冷漠、半大不大的孩子。自儿时起，我和她之间就有一堵墙，很高，很脆弱。每次见面，每次谈话，如果我们在墙边靠得太紧，它就会摇摇欲坠，好像随时会塌下来将我们其中一个压死。我十七岁的那年，在毕业典礼上，我代表全班同学上台致辞，我非常自豪地问母亲一句：“行吗？”她用挑剔的眼光看看我，说：“嗯，还行吧。”赞美，认同，永远不会从她的嘴里吐出来，她身上没有这个细胞，好像一句赞美就会降低她的身份，让她变得渺小。一次次的冷漠，我和她之间的墙一点点地垒高，我无数次想：下次见到母亲一定说点好听的，我们在一起要有欢笑——然而，到我再去看她，在她把门打开的那个瞬间，我就绝望了：嘿！旧账还没有算完，每个伤口都还在淌血，怎么可能有笑声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母亲一起去旅行，更不要说去桂林，更不要说是现在，在我想要与米哥见面的时候。尽管母亲说了将近二十年了——这就是我最后一个春节了，我活不到下一次过生日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在消失……或者，只要她稍微有点感冒伤风，她就会说：“我只有一天可活了。”这些都是她敲诈我的手段。
“远程旅行太累了，你受不了的，”我找了个借口，一边想象着坐火车换班车和母亲一起在路上会是什么样子。
“只要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她说：“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地方。”“桂林可算不上美。”我说，而她敏捷地顶了回来：“那你又去干什么呢？又看上哪个姑娘？”
“我是去跟一位与我有工作关系的男人会面。”我终于说了实话。
这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总是梦见和母亲一起旅行，梦见米哥。
四
第二天一早，我打车到她那里去。她给我开了门，穿着一身我从未见过的亮闪闪的对襟扣的唐装。
“妈妈”我说：“我们得坐很久火车，然后……”“我知道，”她不耐烦地说：“我喜欢坐火车。你爸爸那时长年累月地坐火车，回来探亲。而我一次火车都没坐过。”你父亲说:“等他从连级干部当到营职，就可以给我办随军手续了。到那时不要说坐火车，还有轮船坐呢。”
可是还未等他当上营长，就滚回来了。
我只能发呆。她如此高涨的情绪是我多年没见过的，我无法拒绝。
我想先在桂林住下，看看市内风景，让自已那颗躁动的心渐渐平息下来，然后再找个理由到米哥那里。而在去的路上，也好和母亲谈谈放在心灵深处多年的事情。火车是个全封闭的空间，生了气也没办法，你不能一走了之，我说话也不用看母亲的脸色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好吧，”我说：“那就走吧。”
忽然母亲在车内轻快地啍起了刘三姐曲子：“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母亲经常跟我一起唱歌，她还会背许多诗，一有机会就唱起来。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即使我从不曾坐在她的怀里，蜷在她的床上，让她拉着手走路。这段温馨的时光，很快被父亲的转业回来打破了，那时母亲总怀疑我的父亲有两个情人，一个是年轻的小学老师，另一个是市里大商场的会计，跟父亲年纪差不多。她怀疑他定期去找她们，经常在她们那里过夜。“我在毛妹家”，有时父亲有事在单位加班，他也会故意这样说，或者：“不用等我了，我在王老师家里过夜。”“好吧，好吧！”母亲就会说，“告诉毛妹，少用点香水吧，你从她那儿回来以后身上的味道难闻死了。”要不然就是说：“别忘了把王老师的内衣送回去，我在你的柜子里看见的。”儿时的我听不懂话里的深刻含意，只会笑，自已幻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来，寻找自已快乐，而母亲好象当我不存在一样，从来都是板着脸，冷冷地看着我。……
上火车之后，我问母亲：“爸爸的兄弟还有在世的吗？”
“可能老二还在吧。”母亲说，“老二还在世，是你父亲的老同学素芬告诉我的，素芬偶尔会给我打个电话。”
当父亲还在世每年只回来探一次亲时，母亲经常到素芬所在的糖果厂领些糖回来包，母亲包糖的技术很差，却乐此不疲。
“说起来我们家倒还有些亲戚。”母亲说。“但我家里有三个姐弟都是残疾，不是聋就是哑，还有个驼子，只有我是健全的。”母亲忽然很高兴地说“什么？是因为遗传吗？那我可是够走运的。”
“你大舅舅小时候发高烧，很早就失去了听力。小舅舅打架把脑子打坏了，说话不清不楚。姨妈很有钱，但背直不起。但就是这种境地的亲戚，那时，也看不起我们，你爸长期在外，家里没个男人帮我撑起来，我又没有固定工作，家里穷得丁当响。有一次我去找你姨妈借钱买衣车，她当面说没有，背后跟人说怕我还不起，所以，我跟他们就没有了来往。”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在我进入青春期之后，母亲和我之间总是有那么多的怒气和暴躁，是从哪里来的了。有一次她用火通条打得我皮开肉绽，完了像没事人儿似的不闻不问。我让学校老师给我看身上的伤痕，老师都难过得掉眼泪。后来我很快就离开母亲进了寄宿学校。我们有五年的时间没有见面，彼此从对方的生活中消失了。只是素芬姨妈偶尔到学校给我点零花钱用。
“那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打我？”答案马上就来了：“我没有打过你。”母亲沉默了许久，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我打了你后马上就后悔了……”我伸过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拒绝。我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举动，而她又什么时候允许过这样的举动。
我思索着，母亲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酷似我的父亲，而自从父亲转业归来她就不想要他了——在他们那个以政治为纲的时代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年月中变得独立而刚强。而父亲带着浑身创伤从海防回来了，梦想重新占据了他们本来已经失落的骄傲和荣耀，他们想成为家庭的主宰，还想重新控制家中的一切——银行的存折在哪里？怎么让孩子听话？女人们要回到灶台边去。那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女人在他们不在的时候挺直腰杆了。那时候很多家庭都破裂了。我们作子女的几乎没有机会去跟这些陌生的男人沟通，跟我们从艰苦的环境中归来的父亲建立感情。我记得父母之间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吵，吵完后，母亲冷冷地看着父亲：“我们都别再作戏了，分手吧。”
“那时候我们谁也不愉快，除了素芬姨妈。”母亲说。
“为什么除了素芬姨妈？”我问。母亲说：“她很坚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是没有素芬姨妈，我根本熬不过那个岁月。”她啜了一口水，瞥了我一眼：“你也不行。”接着，她又轻声补充一句：“要是没有素芬姨妈，就根本没有你了。”
她吃着快餐面，看也不看我：“我原本不想要孩子。在那个年月，你父亲长期不在家，谁想要孩子呢！那时素芬姨妈也把孩子打掉了，没有任何问题。一直到怀你五个月的时候我什么法子都试过了，用肥皂水灌肠，拿毛衣针往里面刺，我怀里抱着砖头从板凳上往下跳——可是没有用。你不肯走，你要活。”
我屏住了呼吸，心在狂野地跳动。脑海里出现了几千个画面和无数的问题，心里是一片泪海。全身混合着恐惧与幸福。恐惧，为了生。幸福，为了生。
母亲说：“我们都认为，你经过这些折磨，肯定是个残疾孩子。可是你非常健康。是素芬姨妈把你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当时我在厨房里做事，文化大革命武斗的炸弹到处乱飞。别人都躲到防空洞去了。我们两个在厨房里，只有烛光相伴，窗玻璃都被炸飞了。我们就在地上烧一堆火，忽然，你降临人世了。我的天啊，你确确实实是个健全的孩子。我和素芬姨妈抱着你号啕大哭。”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在那个时代要孩子是一种怎样的牺牲，何况是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男人的孩子，他在婚后七年都没能给她一个孩子，可是偏偏在动荡不安中给了她一个孩子。那一天，我第一次含着泪端详我的母亲。
到桂林的晚上，我们坐在一家安静的小酒馆里吃漓江鱼。“今天我请客。”母亲说，又给我要了一杯葡萄酒，自己要了一小杯白酒。她跟着服务员走到柜台前，让人把每一种酒都指给她看。她骂了他几句，因为这里没有高度酒，最后她要了三花酒。
“你是因为什么才跟爸爸不和的？”我问。她说：“我在他身边就觉得喘不过气来。他只要碰碰我我就觉得难受。”她喝光了剩余的三花酒，又补充说：“在动荡中我很快乐，我们都很快乐。过着没有男人的日子。”
母亲当天晚上就醉了，她迷迷糊糊回到酒店倒头就睡。
我不愿母亲过多地涉足我的生活，当然，我不会把我和米哥的事情告诉她。何况我和米哥的碰面会太亲密，太过分，太涉及隐私，太危险。我想起自己还在家住的时候，母亲下班恰好碰上我放学，看见我跟一个女孩子一起走，她就冲上去对我的同学很不客气的吼到：“干吗跟我的儿子好？”她问那个我深深爱着的小女孩，“难道就没有更可爱的男孩子吗？”
第二天，我一眼就看见了米哥。他在人群中如鹤立鸡群，灿烂夺目。母亲坐在我身旁，矮小而雀跃，说道：“就是他吧。”“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你根本不认识他。”“我看得出来”母亲说“他放射着光芒。他为你放射着光芒。”
三天很快就过去了，我和母亲要离开阳朔了，在母亲穿过检票口的一瞬间，我和米哥迅速亲吻了一下，我不能肯定母亲是否看见了这一幕，因为她忽然回过头来，笑着喊道：“张包！谢谢！”
后来有时我们会谈起米哥，她一再地问起他，不过我总是避而不谈，暗暗祈祷着不要让她知道，但是当我们坐在一起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冷漠得可怕了。
太神了，回来后母亲就住院了，不久就彻底瘫痪，意识也几乎没有，一次我带着米哥去看她。米哥做了我做不到的事：给她剪了手和脚的指甲，梳了头，替她擦洗身体。而我只是坐在那里，为了每一个逝去的机会哭泣，握着母亲的手，将那只绵软无力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米哥在我身边坐下，一只手握住了我，另一只手握着母亲。母亲奄奄一息、瞪着惊恐的眼珠子一个劲儿喘气，我说：“妈妈，你的气色好极了，你连皱纹都没有。”在那一刻我恍然发觉，我以前也从来没有赞美过她，或是对她说过什么亲热的话。直到她再也不能回答我的时候，我才把这样的话说出口，我恨不能代替她一动不动毫无生机地躺在那里，让她对我说些充满关爱的话，赞美我，亲近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啊……
母亲忽然睁开了她那双干枯的眼睛，盯着我们，仿佛她知道我终于得到了幸福，终于安定下来了，她抓过米哥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这是偶然？还是有意之举？几天之后她去世了，米哥亲自给她穿上了新买的漂亮寿衣。
过了几个月，我清理了母亲的住所，把家具送了人，自己留下了几样小东西做纪念，我把这几样小东西收进一个盒子里，那是母亲用来放杂件的。盒子中有照片，还有几本五、六十年代特殊封面的笔记本。照片中有我父亲，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有素芬姨妈怀抱中的我，还有就是我的母亲，六十年代的她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我拿出盒子最下面是一个封面上印有主席像和要斗私批修语录的笔记本，信手翻了起来，只见上面一张小纸条写着：给张包。笔记本用透明胶带包得严严实实的，我只好用剪刀剪开。对那笔记本内所记载的的东西我感到一阵神秘感和恐惧，我能感觉到，母亲生前唯一的、最大的、真正的秘密正在逐渐展开。
笔记本前面记着母亲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些学习心得，还有父亲某年某月寄了多少钱回来的流水帐，在笔记本的中间没有任何笔记，却有一张四寸黑白照片。照片上是素芬姨妈和我的母亲——母亲穿着一条花裙子和素芬姨妈依偎在一起。
我翻过照片，在照片背后看到了一行小字，深棕色的墨水已经褪色，那是母亲秀气的字迹：和素芬在一起——我最美丽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