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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押运 /沂河水声

发布时间:2022-11-26 10: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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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想起发生在八十年代末的那次押运,我就不能不忆起那位大眼晴的护士姑娘。这二者在外人看来似乎有点风牛马,在我却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么说罢,一位农村大娘赶集挎的竹篮里,也许就是一块纸包的猪头肉,旁边是一块碎花布料,猪头肉是老头子一辈子的口福,面料将裁成小孙女过年的新衣,她把它们一起放进篮里,好日子就在她的臂弯里栖息着。

多年后,我回想往事,觉得自己篮子里也出现了这种情形,所不同的,这是对我的生命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两把工作钥匙。本来,我就像一支已经离弦的箭,方向、射程、路途是早固定好了的,可突然而又偶然遇到了一阵侧风,就使我的飞行航迹出现了偏差,也就多少改变了命运落点。 

但我一直觉得,苏助理把那大串钥匙递给我的那个下午,一切都有点乱套。苏助理扔得那个动作,给人的感觉既草率又轻佻,不像机关干部应有的老成持重。当时在场的还有修理所几个高低不齐的兵,他们眼神更透着邪乎,好像在目睹一出正在上演而不可阻止的人间悲剧。如果那里面藏着妒忌倒也罢了,不是,那里面多的倒是旁观者的嘲讽。后来我才知道,这大多不关我的事,他们对苏助理向来就有抵触情绪,而苏助理那个扔钥匙的动作,是想表示一种选择的权威,他选择了我,一个茬口崭新的新兵蛋子,而没有从他们几个老兵当中挑一个,明摆着是回击平时受到的轻慢。

当时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初秋下午,三点多的太阳,眼看不要挂上西边的树梢了,将落未落的叶子们发出哗哗的声音,把秋天的意味喧染得足足的。天气仍不失燥热,一会儿我攥着那串钥匙的手就出汗了,我的后背也渗出一层湿腻来。当时我无从预知,就是因为这串钥匙,我和一项押运任务挂上了勾。

所长当时不在现场,但昨天已经把调动的事告诉了我。说马上要到年底了,现在的保管员今年得复员,苏助理在全团挑了一遍,看上了你,这军械仓库保管员可不是闹着玩的,岗位光荣,责任重大。

我听着没有说话,眼晴盯着所长办公室墙上的那付字出神。那是四个字的“宁静致远”,算是隶书,字面意思远高于书法水平,顶多也就比我们村那位每年春节卖对联的老师写的稍好吧。这和我观看欣赏书法作品的怪僻习惯有关,总是看书法后面的文意才思,不太注重看浓浓淡淡的横竖撇捺。

所长见平时像个顺毛驴似的我呆呆的,就奇怪的瞧着,难道你还有想法?

我此刻的想法是有,可不是这件事儿。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去年一个冬天,今天一个春天,我拿出了比在高中还要认真的学习劲儿,苦读着数理化,准备考军校。修理所战士七八个,集中在一个大房间里住,开始时我晚上挑灯夜战,尽管我用的是度数最小的15瓦灯泡,再用厚纸片把台灯罩起来,然后像个老鼠似的,悄悄坐在那里读、写、算,但我再小心,也有窸嗦声,在寂静的深夜里心惊肉跳地传出,大伙一会儿就影醒了,这个在翻身,那个在叹气,弄得大伙白天干活儿,都像犯了大烟瘾似的,哈欠连天。面对同志们的不满,我也无奈,白天工作忙,只有晚上是我学习的时间。一直鼓励我考学的所长看出了问题,有一天从裤带上解出一把钥匙递给我说,小武,你晚上到我办公室里学吧,就是冷一点。

我捏着所长递给我的钥匙,第一次到所长办公室里,竟一点也没有感到冷,为有了学习空间而兴奋,而当后来我再进去学习时,却是冷的呆不住。以前在济南上中专的同学,告诉我大冬天冒雪和女朋友逛护城河,一走就是大半夜,竟不觉得冷,我听着根本不信,认为纯粹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在胡说八道哩。现在有点悟了。这和几天后,我在青岛海军医院见到那位大眼睛护士时,累了一天却一下子精神起来,有点相似。多年后,我在海岛招待所把一夜未眠写好的求爱信,壮着胆交给后来成为妻子的另一位姑娘后,沿着海边一气走出了几公里,竟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更是夷非所思的事。当时我没好意思坐所长办公的椅子上,而是坐到了对面,好像虚位以待,这样才够尊重,也才能安心些。冷得像冰窖的办公室,逼我穷则思变,想了个妙法,就是在每天晚上学习前,先在宿舍里的媒炉子上烤热两付手套,进去学习的时候戴上一付,另一付垫在屁股底下,手上的一付凉了,换下来,然后再垫到屁股底下去,这样轮流倒替能坚持几个小时。自然,我从此也就成了所长办公室的公务员,打水扫水,送报接待,每天忙得心甘情愿,心情舒畅。所长找我谈话时,那是刚刚参加完高考不久,正在待榜呢。

很自然的,我舍不得离开这里。我说,不能换别人去吗?

所长耐心地说,从修理所到仓库,虽说都是在机关军械股的领导下的小分队,但当了保管员就是军械股的亲兵了,以后什么入党立功,甚至转志愿兵都会容易得多。而且我们还是一个单位的,经常还会打交道,你有了问题也照样可以找我。

我那时思想单纯如白纸,确实不是入党、受奖等功利性的前景影响了我,倒是所长动感情的话让我不好再说什么。

分析苏助理能选上我的缘由,并不蹊跷。虽然当时我是个半老不新的兵,一年快到头了,崭新的军装都洗得有些白,有点老兵的味道了,可新兵没有下来,你仍然是个新兵蛋子。这是一个节骨点,像那的拔节的玉米桔杆,眼看这一节就要成形,又开始酝酿下一节了,所以有些要紧,也有些难做。但有一件事让他喜欢了我,也加快了我“拔节”的步伐。那次我奉所长之命到股里送一份报表,苏助理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烦烦地接过去扫一眼,挥手让我走,临出门时却喊住了我。你们修理所还真是!这个问题,这是谁填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些紧张,表格填错了吗?

那时办公条件还不发达,虽比红军时期“取暖基本靠抖,安全基本靠狗,通信基本靠吼,行军基本靠走”大有不同,但“文字基本靠手”的局面尚未完全改变。我于是喃喃着,是我写的。这个问题,你有一手好字,知道吗?苏助理脸上有点乱蓬蓬的,四肢有些手舞足蹈。来,帮我干个活儿,把这份材料抓紧抄誊一份,这个问题,急着报呢,刚出差回来就接了份急活儿。我从担忧的冰窟一下掉进温暖的春池里,有点反映不过来。可是所里……,你放心,我马上跟你所长打电话,这个……,他少有的停顿一下,很权威地说,不是问题,嗯。

那次为他抄报告,时间并不长,关键是我在抄的过程中不自觉的做了些处理,理顺了好多别扭的句子和不太容易发现的错别字,还大胆删掉了几个实在不必要的“这个问题”。当时我是初生牛犊,后来才知道这在机关可是一大忌讳,弄不好就会卷辅盖走人。可苏助理非但不责怪我,反而真像发现了人才一样高兴,因为那份报告得到了上级的表扬,虽然这与我没有多大关系。从此,他常挂到嘴上有这样句话:高中生,就是有水平!到我进复习班前,这样的活儿又接着干了几次,每次都弄得苏助理像喝了二斤老烧似的。

苏助理对我的知遇之恩,从抄文件开始,到扔给我钥匙,最后到派我执行押运任务结束,把我短暂的士兵生涯搞得跌宕起伏的,算是我命中贵人了,但他人缘却一般,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这个问题”不离口。

“这个问题”是苏助理的口头禅,一旦嘴里冒出这四个字,那就意味着他要发表长篇讲话了。初次接触的人,听了这句颇有份量的开场白,自然态度认真而又尊敬的,可一阵唾沫乱飞之后,就会把大家弄得如坠云里雾中,等第二个“这个问题”出口时,时间一般会过去一个多小时,听得人认为终于看到了停止的希望,可这才到中间,他一般在谈到第三个“这个问题”后才会煞尾。到我入军校报到时,听说随着苏助理职务的提升,已经发展到第四个了。接触过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都是“闪”为上,我有几次遇上,作为一个兵无法,只好耐住性子听下去,这也许是我得到他好感的又一个原因吧。其实,我那时脑子早就开了小差,虽然明明是盯着他看,很认真的听呢,其实,我是先盯着他的头发,在蒙古大草原那儿徜徉一会儿,然后盯住他的额头,在黄土高坡上散会儿步,接着是眼睛,把葡萄、核桃和毛栗作一番比较,然后到鼻子那儿,到了横亘华北的太行山下的西柏坡,其实是个风水宝地呢,那前面有好大的湖泊,还有浩浩渺渺的芦苇荡……如果还没有听完,我会从上到下再来一遍,这样才可以勉强坚持到底。

第二天,我冒着被“这个问题”轰炸的危险,还是鼓起勇气,到了股里,把那串在我口袋里装了一夜,还带着我体温的钥匙放到了苏助理的桌上。晚上我打电话跟我在炮营的老乡讲了换工作的事,他提醒我说,这工作没意思,部队“八大员”,什么公务员、卫生员、饲养员,最后才是保管员,八员之中其它的没有技术含量也有人情含量,只有保管员什么含量都最少,而且还有危险性。我倒不全赞同老乡黄伟的观点,我这位一个大客拉过来的老乡,文化水平和社会经验成反比,说起人情世故一套套的,却是大字不识几个,连信都不会写,因为要求一个远房什么亲戚帮忙,每个星期天都背着个挎包来烦我。从包里掏出当地产的廉价红酒,然后老弟长老弟短的央求,让我代笔写信,希望能跟着亲戚鞍前马后。看在红酒的份上,写也就罢了,关键按他那要求,那信非写得极尽卑怯、极尽阿谄、极尽奉承不可,大概成了天底下巴结人的话语大全,就这样,他还觉得表达不诚恳呢。情不由衷吧,到目前为止,我的酒量倒长了不少,但他那事儿还悬着。所以尽管烦为他写信,但对他分析“八大员”的情况,也觉得有让人折服的道理。我现在在修理所,时间虽不长,但参加了几次火炮维修,跟班长学过焊工,开过几次车床,确实有些技术含量呢,这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且不说还有掌握技术好转志愿兵的优势。所以我想,凭和苏助理的好感,找找他,能不调还是不调。

苏助理并不理睬我,继续在看什么材料。我僵立着,也不好说什么,就识趣地弯腰拿起暖瓶,为他水杯里继上水。墙上的钟在我头顶后上方嚓嚓地走着,我觉得那纯粹是我的心跳。

苏助理,别让我干这个,我不行。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僵持,终于开口了。

谁说你不行?是不是觉得考学差不多?苏助理把目光从翻滚的茶水上转向我,黑胖的圆脸上变幻着奇怪的表情。

我赶紧辩解,这个没有,我考得不好。当时这的确不是我的谦虚,凭我的感觉,如果我们团今年能考上十一个,我也许是那第十一个。但早就有人考据了,从建团至今,我们团的升学率还从没超过八个。

你知道吗?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经过反复考察,先在全团物色了16个人,后筛选到8个,又4个,最后敲定了你。后经股长批准,并在部里办公会上讨论决定的。

虽然所长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从苏助理嘴里说出来,我还是有些吃惊。一个小兵工作调动安排,会有这样复杂的程序。十六分之一?我在想着这是个什么概念,心里有些松动。

他接着又说,不但你是货真价实的高中生,而且你在去年底被评为优秀团员,今年初作为机关战士代表,参加了全团军人代表会议,是不是这样?

我不由心里慨叹,当一个人把你了解的这样透彻,你基本上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士为知已者死吗。

这个问题,我问你。苏助理和缓一下口吻,和平时期部队最要紧的是什么?

这和我工作调动有关系吗?我想,他是不是要开始长篇大论了。但还是晃了一下头,好象记得报纸有篇文章讲过,是强化战斗队的思想,从实战出发搞好军事训练,让人等装备不能让装备等人……停停,我还未说完,苏就摆手止住了我,好象也觉得问得有些离题。又问,除此之外呢?我心说,这个问题答案也太宽泛了,哪是一句话的事呢?我迟疑地说,再就是安全了吧?

什么“吧”,应该就是!安全稳定压倒一切,安全不是中心影响中心,这个问题你应该懂吧。我急忙点点头。

那么,在安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说到这里,苏助理语气中明显出现了居高临下的成分,好像指挥一场战斗的指挥员,此刻才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是枪弹安全,我未加思索,脱口而出。说完一想才明白,苏助理兜了个大圈了,在这儿等着我呢。

要你负责的“军械仓库”,是团里的重要岗位和目标,作为军械仓库保管员,工作是神圣而光荣的,不但思想上要忠诚可靠,而且纪律上能自管自控。现在组织选择了你,这个问题,绝对是对你的信任和重用,这个问题……

我分不清这是他第几个问题了,腿站酸了,头发胀了,额头上冒出了一层细汗,索性伸手把那串钥匙拿在手里。

苏助理看我在他有理有据的游说下,彻底缴械投降了,就痛打落水狗,宜将剩勇追穷寇,越说越带劲了。……这个问题,从我从事三十年的光辉的军械生涯来看,我从一个胶南的农民儿子,成长为一名副营职干部,这是人民的养育,组织的裁培,领导的教育……所以你要认清这个问题,高中生嘛,应该有水平……

从此以后,我的心里多了一份介于神圣和神秘之间的东西。许多时候,当我站在成排成行,锃光闪亮的枪架面前,当我搬动垒成小山似的弹药箱时,置身于枪林、弹雨之间,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谍战片里的情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演绎成其中的一个角色,被阶级敌人跟踪了,被绑架到一个黑屋里,他们严刑拷打,实施逼供,让我交出钥匙,而我早就把那串足有半斤重的钥匙吞进了肚里,大义凛然,不屈不挠,直至昏死过去……这样的想法,经常让我汗毛倒立,热血沸腾,神情里露出一个士兵少有的庄严感。偶尔请假到市里办事,发现钥匙带在身上,我都会惊出一身汗,就会把手按在那个部位,让那硬硬的感觉一刻也不离开我。

当然这样的事发生的概率很小,倒是不久苏助理安排给我的押运任务,着实把我锻炼了一番。

这个任务简单地说,就是按照上级命令,把一批退役的火炮,通过铁路输送到几千里之外的洞库封存。如果火车线路顺利,三天三夜就可完成任务。

苏助理告诉我,这次押运本来由他带队,但上级最近要来一个检查组,股里抽不出人来,就抽调下面炮营的一个排长加三个兵,算上我,共五个人。炮共十门,早已安排特务连装好车了,明天出发。苏助理说着,拿出一个皮夹,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来,给我看,这个问题,调拔单,也就是交接文书,一式三份,火车最后到站后,会有当地军代处的同志前来接洽,你让他们在这个文件上签上字,盖上印,留给他们一份,带回来两份,就算完成了任务。这个问题,清楚吗?见我面露难色,他说这个不用担心,这是火炮押运,不是小型弹药,你们也不用带武器,看好不让外人老百姓接近就行了。再说,那个排长我也交待过了,主要由他负责。当然,这个问题,你是咱军械股的人,是机关下去的,新兵也算班长,要保持机关兵的形象,和排长搞好配合。高中生嘛,应该有水平。

第二天上午,我跟那位排长和几个炮营的兵在火车站碰面了。没想到里面有黄伟,他上来就拉着我的手,欢喜地说,我认为机关会来个领导,没想到会是你。我也很高兴,但我不想弄得太俗,就把他的手挡开了。我想跟排长打招呼,他却老远点点头,就转身进站了。一个红脸膛的大个子兵,对我笑笑,那厚嗓宽音把我吓了一跳。他说排长去问调度去了,看什么时候出发。

我对他点点头,但心里有些不快,觉得有点受轻视。我正出神,黄伟却叫另一个正躲在集装箱后面阴凉地里抽烟的兵,飘虫,不过来和武班长认识一下?你们还是同行呢。我怕高攀不起呢,“瓢虫”飞过来和我握手,两只眼晴骨碌碌乱转,透着一股机灵劲儿。别听他们瞎叫,我姓戚,名星,炮七连军械员,和七星瓢虫那关系远了,纯粹是瞎掰,抗戚名将戚继光听说罢,他才是俺八辈祖宗呢。大个子在一旁嘿地笑了,我和黄伟也都笑了,把大家初次见面的拘谨打消了。

这才注意到上午的阳光有些毒,空荡的货车站广场上,东一簇西一堆,全是待运的货物,几个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无精打采地在忙着,空中连一丝风也没有,脚底下的水泥地板有些发烫。我们不约而同的聚到集装箱后面,大家说着话儿,等排长回来。

“瓢虫”突然指着前边说,看排长上哪儿去了。大家前后跟过去,这才发现,载着我们火炮的一趟平板列车静静地卧在哪里,火炮从炮管到炮身全都裹着那苍绿色的炮衣,只有两条炮架裸露着,成一个“V”字形,像人的双臂一样被紧紧地箍在一起。火炮一座座相距约一米,次弟排开,像一队征装待发的士兵。受了鼓舞似的,那平板车约半米高吧,排长一个箭步上去,我们也跟着跳上去,围在排长周围。大个子向我耳语,排长这是在勘察地形呢。

排长先是盯着火炮看,我们也盯着火炮看,见火炮与平板车被铁丝和绳索牢牢地固定在了一起,铁丝绷得峥峥的,如满弓之弦。排长又延伸目光,斜着身子向车前和车后观望,我们也斜着身子向车前和车后观望,好像前边和后边装着地方的其它货物,我们的火炮被安排在了中间。排长又抬头看天观云,我们也抬头观云,但天上云不多,仅在遥远的天南端有一缕轻纱似的薄雾,也渐行渐远,向我们告别呢。突然排长抬脚向火炮轮胎上就是一脚,“嗵”的一声吓我们一跳,只见火炮纹丝不动,好像和平板车长在了一起。这话儿干得还行。排长说这句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我解释说这都是苏助理安排的,是特务连出的公差。

排长说,我们现在是为你打工呢。我说,我们是为苏助理打工。排长又说,机关兵,就是水平,话音未落,突然又是“嗵”响了一声,大家吃了一惊,原来是“瓢虫”在东施效颦呢,却立马弯腰抱着脚喊起痛来,原来他踢得是大架。排长嘴角一抖,不无揶揄地说,还军械员呢。走,我们到那边开个会。排长说着,腾身而下,脚落如燕。

我从侧后望过去,突然发现排长的长相动作,竟大有武术明星李连杰英气勃勃的风度。身高特标准,大概一米七五左右,身材略瘦削,脖子却粗壮有力。特别是那紧抿的嘴角,雕刻成一个坚毅的线条,显示出俊朗果敢的神情。奇怪的是他肯定是成天在训练上摸爬滚打的,脸却并不黑,倒白晰洁净,而我们那位苏助理倒是成天趴在办公室里,却黑得像锅底,真不可思议。回想刚才那飞身上车、试踢炮胎、腾身下车的利落动作,倒像一个武艺高强的侠客。这才知道,苏助理为挑这个“替身”,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大家跟我肯定都有同感,在集装箱越来越小的阴影里坐下来时,朝排长围成一个半圆,排长是块磁石,我们是螺丝钉,排长是圆心,我们圆周。黄伟最后才跑过来,排长瞪他一眼,他一低头,嘴里咕哝,这厕所真远。

武班长,我先说说罢?排长脸上一半阳一半阴,所以只好歪着头跟我说话,样了有些滑稽。我一边想像着杜甫先生的“阴阳割昏晓”的意境,一边很阳光地说,排长,听从你的安排。因为我只是有一双脚有幸晒不着,其它部位全部在接受着阳光的爱抚呢。这时紧靠排长的“瓢虫”挪挪地方,排长也挪挪地方,脸上的光斑没了,这才让他舒服了点。

我们出发的时间,被车站推迟到了下午五点。排长边说,边伸出一条腿,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烟来,熟练地撕开,用手指在烟盒底一弹,三支烟冒出来,红头白身。你们谁抽?排长半伸着,寻找烟友,但又好像只是客气一下,旋即衔起一只,“瓢虫”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准备了打火机,眼疾手快“啪”地打出火苗,排长猛吸一口,一股青烟在炽热的空气中打着旋。你们都认识了吧?我姓李,木子李,叫我老李就行了。然后指着我,你是姓武吧,苏助理跟我说过,团军械仓库保管员,说你很能干哩。我倒底幼稚,架不住两句好话,有些脸红地说,他的话得折半听。排长一怔,你说像到商场买衣服,打对折?机关兵,就是有水平。他转脸,这几个,都是我们六连的兵,黄伟你老乡,不用说了,这个大个子,王兴,炮班班长,优秀“四会”教练员,被连里选为提干苗子吧?大个子铁塔一样,黑脸上动了动嘴,说还不够条件。排长指着“瓢虫”,说这个是我排里的兵……,瓢虫抢着说,我跟武班长介绍过了,如果大家觉得戚星这名拗口,叫我“瓢虫”也行,人无外号不发家嘛,只是别让外人听见。

排长接着说,好了,大家都认识了。从现在开始,在我军的编制上……,他顿了一下,似觉不妥,又改口说,在我团的编制上,就多了一个临时战斗小分队,其任务就是把十门退役火炮安全、准时地交接到兄弟部队。为了顺利完成这个任务,便于组织和领导,我宣布,这个小分队由我任组长,编号01,武班长任副组长,编号02,其余为组员。排长把烟屁股在身后集装箱的铁板上摁灭,换了话题。但我刚才看了看情况,我们执行任务面临的困难不少。最近据有着消息称,有几股流窜作案团伙在这一带活动,沿途京津线部分老百姓也不安稳,许多煤车在停靠时屡屡遭扒窃。虽然我们护送的是大型火炮,锁定牢固,但我们必须看到,数天数夜里,平板车无遮无挡,既要经过山高林密的大山,还要经过社情复杂的城市……

我觉得排长说得有点耸人听闻,就反驳说,我们又不是过敌占区,封锁线,虽说军民鱼水情没有过去战争年代那么浓了,但这是部队的押运车,还有我们这帮押运的兵,老百姓敢怎么样,就是惯匪也不敢对军运有所觊觎吧。排长听了我的话,立即火了,你不信是吧,武班长同志,和平时期,谁还看得起当兵的?你看,我们出发的时间应该是今年上午,可火车站硬给推到下午,我们这可是军事行动,他们都可以随便更改。老百姓?现在谁不认钱不认人?拆卸火炮一个炮管得卖多少钱?一百个老百姓中出一个刁民,就够我们喝一壶的了。排长脸上泛红,嘴角那条线鼓起一条痕来。坐在我旁边的黄伟悄悄捅了我一下。也许排长说得有道理,把事情做最坏打算,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我随即缄口不语。

排长吐出一气,接着说,不但我们自己跟车护卫有许多困难,而且这一路停靠的地方也比较多,安全隐患可以讲层出不穷。怎么办?我想这样。排长看来早有深思熟虑。下面分下工。我们五人每人负责两门炮。具体是:武班长在前头,王班长在后头,黄伟在武班长之后,戚星在王班长之前,我在中间,有事好照应,大家晚上睡觉时要分别守在1、3、5、7、9炮位上,而且我们是白天睡觉,晚上上岗,这道理不难理解,大家务必要遵守,明白吗?水,排长说到这里,对“瓢虫”说,“瓢虫”变戏法似地拿出一瓶水递给排长。

我说出心中的忧虑,照你这样分析,遇到情况我们手无寸铁的,如何防卫?再说晚上可能会很凉,这平板车如何躺得下?我看得实行武装押运了。排长喝完水,抹一下嘴,回击我,你别提了,您哪个苏助理!我要是他肯定会这样办。你说得这些情况,我也想过了,这样,你,必须回去一趟,想办法借警棍,最好多借几个,再想法找五件雨衣。他说着抬头看看瓦瓦蓝的天,这天可不会老这样,再说秋天露水大,晚上我们可以遮盖一下。排长说完,突然捂着肚子作痛苦状,扭头问“瓢虫”,你这矿泉水哪买的?瓢虫说就在那边的小买部呢,话未说完,也脸色突变,坏了,这水有问题。

排长站起来,厕所?黄伟伸手一指,那边库房角上。二人急三火四地奔着去了。

我望着他们狼狈的样子,心里在打鼓,兵未出动,先有损伤,此次押运恐怕有不测风云。

火车站离我们团部并不远,来回坐公交车也就半个小时。黄伟自报奋勇地要跟我回机关借东西,午饭后,当我们拿着物品坐上车返回时,正是下午两点多,火辣辣的太阳正照在头顶,“秋老虎”咄咄逼人,把初秋的艳阳天搞得如酷夏般火热。雨衣借得很顺利,军需仓库保管员和我同住一个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借警棍却是费了些周折,原因只有保卫科和特务连有,他们自然不愿借,要不是苏助理黑脸厚皮地交涉,排长的计划肯定落空,这样也只借了两根警棍。增加了装备,苏助理反倒多了份担心,说这个排长又要犯老毛病了吧,叮嘱我押运途中要冷静处事,千万不要引发什么矛盾纠纷。说得我半懂不懂的。

黄伟抱着雨衣,在车上告诉我关于排长的一件事。排长是去年底从机关特务连被“贬”到炮六连的,那时他是警卫排长,负责每周俱乐部放电影时维持秩序。在一次放电影时来了几个不着调的小皮子,他们旁若无人地踩着排椅从上面趟了过去,大有故意挑衅之势,血气方刚的排长肯定不能放过他们,领着几个兵把他们收拾着稀里哗啦,最后被一个个抱成团滚下了俱乐部台阶,鼻青脸肿地逃走了。当时闻讯起来的副参谋长并没有责备他们,反倒赞赏地拍拍排长的肩膀。可第二天,地方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找到了团长,说是警卫排昨夜打伤了县人大主任的公子,必须给个说法。李排长就这样来到了炮六连。黄伟说,排长他们当时下手也狠了点,本来他是军务股看好的参谋苗子,这下黄了。

我这才明白苏助理临走时那话的意思,原来李排长有“前科”呀。事情就是这样怪,我却对排长看似鲁莽的行为有几分欣赏,无形中增添了对他的敬意,上午对他的那点不快早就烟消云散了。

到了车站,除了排长,他们几个在就着矿泉水啃面包呢。排长在一边抽着烟,神情与上午判若两人,俊朗的脸上发青带灰,真是好汉拖不过两泡稀。他淡淡地说,借来了,这下我们有恃无恐了,你和王兴各拿一个警棍吧。我寻找着“瓢虫”,见他没心没肺地和他们吃着呢,他倒坚强,拉稀了也不担误吃东西。可排长好像特别重,一转眼,又爬起来趔趔趄趄地朝着厕所去了。

我拍了一下头,叫了起来,刚才回去忘了到卫生队去拿点药了,我现在买去。瓢虫说,不用,俺俩都吃过药了。我问他你怎么没事了?我只喝了一小口,排长把一瓶都快咕噜完了。

在登车前,排长说,现在轮流出去买买东西,每天按20元的标准,让武班长记着,最后回来时算帐。并叮嘱大家,不要买多了,天热怕坏,到下一站再买。特别矿泉水要小心,我一个人拉稀还好说,再出现几个,我们这个小分队就得换人了。转头找着瓢虫,你小子把我害苦了,等任务结束我再找你小子算帐。“瓢虫”扇了一下翅膀似的,伸一下舌头。

大家不过买些自己喜欢吃的面包、火腿、香肠等东西,只有王兴回来时买了一本书,却不让大家看,回来就塞进他那个箱子里去了。

热烈了一天的阳光终于疲惫了,恹恹地向西部起伏的大山靠拢,透撒出嫣红倦意。我们按照分工,在4点40分登上板车,各就各位。我把包放在第一门炮大架底下,把雨衣辅开来,把箱子放在北边挡风,躺一下试试,平板不平,粗糙凹凸,有些硌人,但也凑和了。两眼仰视万里晴空,耳边吹过温凉清风,感到特别有意境,大有“天作屋,地当床,清风明月是衣裳”的豪兴,一点也不比酒徒刘伶的“裸居”逊色。我把这个意思跟过来查看的排长说了,他哈哈大笑,连连说,机关兵,就是有思路,并把大家召集过来,让回去如法炮制。排长说话底气又上来了,看来身体在傍晚凉爽的微风中开始好转。兵们一高兴,嘴里就哼出了曲调,伴着“向前,向前”的旋律,我们的专列向着晚霞的方向缓缓出发了。

“咣当、咣当”这不快不慢的节奏,成了催眠曲,不用排长说,一会儿我就昏昏入睡了。

……山路,细长如羊肠,我从部队向家乡的方向赶,眼看前面的车要开动了,我却迈不动步子,急得我一身汗,而奶奶、母亲、父亲在远远的地方,影影绰绰地望着我……

列车突然悸动了一下,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擦一把眼角的清泪,发现一轮杏黄色的圆月,小跑着在半空追赶我们,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我想起排长的要求,坐起来,探头从炮架望出去,月光下的一切影影憧憧,匆匆闪过,朦胧而含蓄,风从前进的方向刮过来,直灌衣领,阵阵寒意袭来。一丛丛荒草过去了,一根根电杆过去了,一棵棵高高低低大树过去了。偶尔有如豆之光遥遥走来,渐变成一团光走近,转眼又远去,又重新变小变暗了,那是沿途的小站或商店的灯光罢。黑暗中的前进,使人觉得在走进不可知的地方,神秘莫测而又引人暇思。这时我的头脑变得非常清晰,好像那月光是可以洗涤的清水,是能使记忆复活的载体,让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睁开了眼晴,张开了耳朵,打开了鼻窍,整个人变得敏感而多情,缱绻而缠绵,浮想联翩,思接千里。

突然从车的后面,传来了低沉粗哑的歌声。“十五的月亮,照着家乡照着边关……”我辩听着,这不是王兴班长嘛,没想到他的男低音还有些成色。我忍不住爬起来,慢慢扶着炮,小心地挪到他那儿,还未站稳,一个硬硬的东西顶在我的腹部。

是我!我叫起来。

我知道是你,这月光多亮,放心我没摁开关。他又指着旁边的包裹说,来,坐会儿。

我坐下来,和他并排着,垂直火车前时的方向,两人不由自主地仰望着那颗对我们不离不弃的月亮。

你接着唱罢,嗓子不错,有点李双江的味道吧,我信口评说。咳,都是月亮惹得祸,让我嘴巴麻溜得有些失控。听了我的话,王兴显然有些兴奋,带着他乡遇故知的激动,把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上。又套用排长的话说,到底是机关兵,就是有水平。你知道吗,我的理想是当歌唱家。

我听了吓了一跳,想不到一抓一大把的炮兵班长,成天操枪弄、五大三粗的人,竟有这样的想法。扭头看着他,他脸半仰着,柔和的月光为他那张黝黑的抹上了一层亮色,一付憧憬在理想里的陶醉模样。

在新兵连春节联欢晚会上,我唱的《十五的月亮》非常成功,连长夸我是块唱歌的料子呢。不信我再给你唱一首。他说从身边包里掏出下午买的那本书,我趴过去一看,原来是《民歌60首》。他哗哗翻着,又把书举起来,对着月光费劲地找,也许是字太小了,月光虽亮不如烛啊,他无奈地放下,说我记词不大行,还是这个《十五的月亮》吧,这首歌我唱得最好了。

而我却被那歌词感动着。想到刚才梦中回故乡的情景。不知怎么,自从当兵以来,梦里最多的,不是稔熟的村庄,小河,也不是音容宛在的父母亲人,而是老在归途中徘徊,家在咫尺而门难进,人在对面而不相知,总被路途中的汽车抛锚、误过车次、江河阻隔而耽搁,成羁绊之客,在遗憾中醒来。

“……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这是谁的地方,人哪儿去了?夜色里传来排长检查的声音,被火车的咣当声打磨得有些支离,然而仍然清晰可辩。我告别王兴,哼着着他歌曲的余韵回到我的阵地。

黎明时分,我们的押运车驶进了一个叫蓝村的小站,像经过一夜跋涉走累了的老牛,列车喘着粗气慢慢停下了。我们几个兵像从炮膛里钻出来的,聚拢到排长那儿打哈欠、伸懒腰。排长却是红着眼睛爬起来,站在那儿直打晃,一会儿一个震天喷嚏打得他眼泪都下来了。他恼火地说,怎么搞的,我有点感冒了,好像这全是我们的错。叹口气又对我说,小武你到调度室去问一下,为什么我的车又停了。顺便给大家弄得豆浆油条回来,那儿应该有。

如麻花一样的铁轨横七竖入地摊在那儿,像无数颗大树的树根被平铺起来,无规则地延伸过来,又变换成另一种姿式延伸到另一个方向。我和王兴跌跌撞撞地横跨过去,一会踩着恪脚的碎石,会儿踏上坚硬的钢轨,一会迈上窄窄的枕木,终于到调度室,值班员表情冷漠地说,要换道,可能得下午才能调出来,但你们不能离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走。

看来又得等一天了。今天的天气好像比昨天还热,太阳还不到一竿高呢,就照得四周热哄哄的。我和王兴端着早点向回走,他却要我帮忙,说宣传队是不是住在你们后边?我说不是,他们住在团办公楼后边,也不远。那你们跟他们熟吧,我说在一个饭堂吃饭呢,不过一般不打交道。那能不能给我介绍宣传队长认识一下,我想加入宣传队学习学习,走上当歌唱家的第一步。

我听了差点把手里的豆浆抖撒掉。王兴不知道,爱好和专业有天壤之别。而且那个宣传队虽然号称“战士业余宣传队”,里面的成员个顶个是特招入伍的,就那几个活蹦乱跳的女兵,看着不起眼,不是艺术学校的尖子,也是地方文艺骨干,那可是全团官兵眼里的白天鹅。别的不说,你想想吧,让王兴这样的黑脸大汉与那帮美女同台演出,会是什么效果,门都没有。我觉得昨夜的话今天一见阳光,怎么像冰棍一样化得提不起来呢?我深悔昨夜对他的吹捧了,误人子弟,害人不浅。但又不忍心道破,就学着鲁迅老先生对付祥林嫂的样子,说这个说不准,也许行吧,可以试试。你不行可以先从连营的文艺骨干做起,弄好了自然宣传队会发现你这个人才的。王兴笑了,到底是机关兵,就是有思路。回去后我去找你,靠你引荐了。

啊老天,他只听了我前半句话。

排长又出现了昨天下午的样子,精神很不振奋。听了我的报告,萎蔫得像个遭霜打的茄子。瓢虫一手拿着开盖的矿泉水瓶子,一手拿药,排长接过一扬脖冲下去。这时一列货车轰轰隆隆地从我们旁边疾驰而过,震得列车发抖。排长看着,回头跟我说,武班长,信我的话了吧,地方对我们就是重视不够。早饭你们吃罢,我要休息一会儿。

时间在无声地流动,偷儿一样让人不觉生命的逝去,可阳光不同,它在一点点地增加强度,时刻让你感受到它的存在。这个车站四周平如广场,几百米之内别说树,就连一颗草都难觅。我们的炮和我们的人,就这样在阳光下炙烤着,火炮仅有的那点阴影变得像饥年穷妇熬做的稀粥,没有一点凉意。不一会儿,我们就像涸辄之鱼,汗尽继之以水,水进继之以汗,大家都快成咸鱼干了。

黄伟敞开风纪扣,在我身边蹲下,用帽子扇着风说,我父亲就爱在这样的天气里锄草,别人家都晒得受不了,躲到树荫里还来不及呢,他总是逼着我们进玉米地去,说是天热人人热不死,天热草草就死了,这时锄地一遍顶两遍。我那年就是忍受不了才当兵的。可转眼服役期就要到了,我不像你那样,有文化,今年就是考不上,看样子将来转志愿兵也没问题。可我真没法了,任务结束后,你还得帮我再写一封信。

我知道我这个老乡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转个志愿兵。这让我想起了新兵连排长给我们讲的一个关于志愿兵的故事。一位从军校科班毕业几年,都已是副连的干部,到山区的岳父家过生日,老岳父关切地问女婿,现在是什么角色,女婿骄傲地说,我已是连级了。岳父听了却叹口气,说什么时候你能熬上个志愿兵就好了,让女婿大惑不解。

想到这里,我擦着脸上的油汗,看着黄伟愁云密布的脸,真有些同情他。就又问,你叫大伯的那位亲戚是亲的吗?黄伟信誓旦旦地说,是叔伯的,没出五服哩。我穿开裆裤的时候,他从部队回来探亲,那时官就不小了,摸着我的头说要带我走。这可是我娘亲口告诉我的,现在我终于我和他都是同行了,他总不能不管吧。

黄伟伸手触了一下炮架,电击一样闪了回来,水壶里的水滴落到上面,吱一声就没了,黄伟惊叫,连炮都烫人了。

这时“瓢虫”摔着帽子过来,说传达1号指示,让我们到调度那儿休息,排长在这儿守着。我不放心走到排长那儿,见他帽子盖住脸,躺在火炮下睡着了,两股炮架的阴影正好落在他的身上。想想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排长可是一点饭米没沾牙,刚才吃了药才睡着,不然这样的热天怎么躺得住。“瓢虫”悄悄告诉我,看来排长昨夜确实没睡,别打扰他了。

调度室外面有一处阴凉,我们几个聚在哪里。黄伟问瓢虫,你和排长是老乡吧?瓢虫不理睬他。

黄伟油油地唱:

他乡遇故乡,两眼泪汪汪,记起小村庄,还有爹和娘。

我突然对“瓢虫”好奇起来,问他,排长没结婚吧?瓢虫叹口气,凭排长的条件,你们说,真没可挑的,找什么样的都不成问题。可关键是现在的姑娘不爱武装爱红装,找一个提出让他转业,再找一个还让他转业……我打断他的话,你对排长这样了解,我看不是老乡也是亲戚。黄伟在旁帮腔,这假不了,肯定是。瓢虫瞧了我一眼,好,告诉你们吧,省得你们瞎猜。你们不知道,我和排长既非亲非故,也不是什么老乡,我只是他前年带来的一个兵。

我们听了愈加不解。瓢虫活泼的神情突然忧郁了,继续说,在我十二岁那年,父母离异,接着他们都有了各自家庭,我从此就和七十岁的奶奶生活在一起,十七岁那年我缀学回家,争着要外出打工,奶奶却颠着小脚把我领到武装部,非要我当兵不可。她说,部队里人好,她放心。排长去家访时,奶奶把我的情况都跟他讲了,并跪下求排长一定要把我培养出来,奶奶说,她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有今天没明天的,惟挂心这苦命的娃儿,不孝儿媳她是不敢指望了,只有拜托解放军,拜托组织。当时排长也跪下了,他们像祖孙二人一样,抱着哭成一团,那时我还不懂事,站在一边还觉得好笑呢。瓢虫眼圈红了,又说,排长别看他武武爪爪的,其实心特善良,到了部队就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生活上关心不用说,把情况反映给连里团里,组织上这才让我学了军械员……

黄伟说,你这个缺火的……喉咙里一阵响把他噎住了。我心里也酸酸的,大家沉默起来。抬头望去,临近中午,空中有了点点凉风,远远的北方好像有云层聚积。我又担心了,热极生变,要来雨了吧。而太阳底下的纵横交错的铁轨,远远望去,上面浮着袅袅清雾,我知道,那是大地在蒸发着仅有的湿气。这也是酷热天气的征侯。

瓢虫擦擦眼,突然站起来,我去看看排长,转身跑过去了。

调度室的人向我们喊着,解放军同志,进来喝点水吧。今天高温都到四十度了,可别中暑。我听了一证,心说不好,排长可能要出事。

我们撒腿就跑,远远就听见瓢虫在列车上大叫。只见躺在炮架空隙里的排长脸色腊黄,一点血色没有,两眼半睁半闭,呼吸急促,两手乱抓着,把上衣撒开,露出毛茸茸的胸脯。我慌了,叫着排长排长,可他一点反映也没有。“瓢虫”带着哭腔说,排长,都是我害了你,你醒醒……我的头一下大了,有些发晕,刷地冒出一身冷汗,排长真中暑了。

我脑子快速转着,哑着嗓子喊,快,我们把排长抬到调度室那求救!我抬起排长的头,王兴抱住腰,黄伟和瓢虫抬起腿,我们踉踉仓仓地,又急又慌地跨过一道又一道铁轨,没想到并不胖的排长此刻是那样沉重,我们几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抬出来了一百多米的调度区,最后把排长放到调度室外面的台阶上,大伙都瘫在那儿猛喘。

我想不行,得抓紧,就抹一把脸上的汗水,挣扎着爬起来,进了车站办公楼,早上来问事时隐约记得二楼有个会议室,就直奔而去,果然听见会议室里有人讲话。

救人要紧,我顾不得许多,“砰”地推开门,里面长条桌四周坐满了人,都扭头看着我,被我的行为弄愣了。迎面坐在中间有个留大背头的,悦色问我,解放军同志,什么事?我们排长……我喘不过气来,只好顿一下,我们排长有生命危险,请救救他!

那位领导扫了一眼他的部属,略一踌躇,接着跟旁边的“小背头”耳语几句。那人立刻走过来,别急,人在哪里?

这位领导看了情况,也急了,立即叫来一辆小面包,七手八脚地把排长抬上去,大家接着都往车上挤。我猛然一想,不对,我们的火炮呢?我们是有任务的。他们几个也都醒过来,又都跳下车,大家面面相觑。我说,瓢、瓢虫,你跟去行吗?瓢虫转身就要上车,黄伟也争着要去。王兴却把他们拉住了,说,这事武班长还是你去吧,毕竟你在机关,见识多些也老练,排长这个情况,我们几个怕处理不好,去多了这边押运怕又误事。司机在着急鸣喇叭。我想王兴讲得有道理,就当机立断,对他说,由你负责押运了,交接文书在我的箱子里,我们走后,你把和我排长的东西放在这个调度室。这时,“瓢虫”却上来哭着抓住我的衣领,仇人似地喊,武班长,你一定要把排长救好,不然我饶不了你!王兴把他拉开,说你们别耽搁,快走吧。

车亮着嗓子没好叫地直接进了蓝村小站的卫生院。这只是一个条件简陋的乡村小医院,司机说,附近就这儿了,到大医院怕来不及,先抢救再说吧。

门诊值班的是位胖胖的中年女医生,她一见是穿军装的,就急忙把招呼人来把排长抬上担架,送进了急救室。那位女医生翻开排长的眼皮看看,两道眉毛拧了起来。又用听诊器在排长胸部探听一番,对另一位大夫说,快准备上呼吸机。

我站在旁边,心急如焚,问他们,俺排长这是什么病,有没有生命危险?你们一定要救救他,他可是在执行任务中病倒的。

那位女医生把我劝出门外,温和地对我说,小同志,你放心,这位解放军我们免费收治了,什么情况待会通知你。

我站在门外,看着几个大夫护士进进出出的忙碌,脑子里很乱,苏助理的交待,列车上的火炮,气自奄奄的排长……怎么会这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怎么办。我真有点六神无主了。

几个年轻的护士出来了,嘴里轻叹着,好帅的一个兵哥,可惜……

我一听,不好,推门冲进去。那位女大夫把我拉出来,严肃地跟我说,情况是这样的,病人情况非常危急,现在仍在抢救。但要报病危了,得通知他的家属……

我听了头有些晕,说,可我对他什么也不了解,只知道他是济南人。

这样,女大夫又进去,一会手里拿着排长的军官证出来,说,病人的衣兜里只有这个,看来你只得向单位报告了。

报告,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报告?我急得团团转。女大夫略一沉吟,说,那只有到邮局拍电报,这个最快。她见我六神无主的样子,转身安排了工作,利落地脱下白大褂,说声走,我送你去。

她从院里车棚里推出一俩自行车,一斜腿上去,喊我,来,上来。

坐上她的自行车,这才注意到天气骤变,又热又腥的风刮起来了,满天是尘土飞扬,北边遥遥地涌上了浓重的黑云。陌生的小城,路上人流如潮,正值下班高峰,行人眼望天气,皆神色匆匆,急着向家里赶,好象要躲避什么祸事。

谢谢你,大婶。我体味着她温暖的后背,心里感念着她这两肋插刀般的巾帼豪情,竟没有叫她医生或大夫,而是喊出了亲人的称呼。因为这感觉让我想起了遥远的童年,梦中的家乡。她边用力蹬车,边侧头说,我的孩子也在部队,他当兵的地方远呢,快两年了也没有回来过,今天看到你我就像看到了我的儿子。

果然,等我们赶到邮局时,里面已锁上门正在盘点。那位大夫上前敲门,里面人说,今天下班了,明天再来吧。我急上上前大声说,我是解放军,有急事,请您帮忙!门这才开了,不久,一张带着我的焦急,带着对排长命运的担心的电报,越过千山万山,飞向了我的部队,飞向了一情不知的苏助理。

电文是这样写得:

李排长病危,速到青岛海军医院。

因为这位大夫说,如果情况好转,需马上转移到青岛的大医院救治,他们的小医院条件太差了。并说那里有个海军部队医院,他们平时有业务往来,已经联系好了。

十几分钟后,一辆救护车鸣叫着全速向青岛方向赶去。车上除了司机还有一位男医生,排长的胳膊上继续输着液体,因为颠波得太历害,我把排长的头抱在怀里。他仍然处于昏迷当中,脸如黄纸,气喘如丝,我奇怪地想,难道人之将死会是这个样子吗,怎么一点都不像想像中的恐惧呢?不行,我要救他,“瓢虫”还需要他,他还没有结婚,我还想让他知道谁在救他,是他反感的老百姓……,拿过氧气袋,我又用力给排长输氧,被汗水泡过一样的衣服凉冰冰贴在身上,一会儿又被热汗湿透了。那位大夫说,现在输氧并不重要了,关键看他自己能不能挺住。

这时天下起大雨来,重重的雨点砸在车窗玻璃上,车门缝里渐渐透进雨水来,打湿了车垫。时不时有闪电刀锋一般投过来,带来转瞬即逝的一道炫目光明,飞速的车轮轧轧地溅起积水,与扣人心弦的鸣叫和隆隆的雷声交织在一起,谱成了一曲风雨交加与死神争抢生命的交响。

救护车终于驶进了美丽的青岛海军医院,很快,排长被送到了急救室,一番马不停蹄的抢救开始了,一个小时后,一位军医出来告诉我,万幸,多亏送得及时,排长脱离了危险。

一会儿排长被送进病房。他此刻呼吸平稳了许多,像婴儿一样入睡了,脸色也泛起了淡淡的红晕。我虚脱似在坐在旁边的病床上,看着滴滴液体静静注入排长身体,如释重负。

你是勤务兵吗?一会儿进来一个大眼睛的护士,她有些好奇地望着我。我看她那盖住大半个脸的口罩,突然莫名轻松起来,说,他仅是个排长,怎么会有勤务兵。那你出去,这里由我负责呢,无关人员不得入内。见她幡然色变,我局促进站起来,这才发现在她白大褂的下摆底下,是带崭新的军裤,再下面是两只小巧灵珑的黑色皮鞋,原来她是当兵的。我胆子大些,这也是我的病人,是我把他送来的,要也要陪护。她“嗤”地笑了,好,好,跟你开玩笑呢,你可以在这个床上休息,但有个条件,她停住,大眼晴一忽闪,就是不许睡觉,要看好这点滴,快输完了,要叫我。我就在走廊中间的值班室里。我精神抖擞地说,这算什么难事,你放心吧。

小护士浅笑着出去了,轻柔的脚步声摩擦着光滑的地板,此刻在我听来,如沐天籁之音。外面的雨好像停了,从半开的窗里透进雨后松柏的清香,室内氲氤着病房特有的温馨,让从紧张疲劳和惊恐担忧中挣脱出来的我,感到一阵晕眩。我靠在床头,半躺着,想着小护士的大眼晴,一会儿竟迷糊得睁不开眼,三番五次,终又进入了熟悉的梦乡。

……山路,细长如羊肠,我从部队向家乡的方向赶,眼看前面的车要开动了,我却迈不动步子,急得我一身汗,而奶奶、母亲、父亲在远远的地方,影影绰绰地望着我……

看你还是睡了,不知什么时候小护士进来了。边熟练拔针,卸瓶,边轻声地嗔怪我。我一面擦着流到下巴的垂涎,一面问她,不是还有一瓶吗,你怎么?小护士用大眼晴望着我,把手里的两个空瓶朝我摇摇。哟,我睡了这么长时间,一看墙上的钟表,竟是凌晨三点了。

她看了看沉睡中的排长,说这个帅小伙没事了,今天我的任务也完成了,你这个偷懒的勤务兵也可以放心睡觉了。

小护士刚轻轻带上门,排长却醒过来了。他挣扎着抬起头,惊讶地端详着四周,我这是在哪里?我扑过去,惊喜地握住他的手,说排长你终于醒了。然后简要地把过程给他讲最一遍,蓝村调度室的大背头、小背头,卫生院的女大夫、男大夫,还有小面包、大面包的司机,他们对解放军如何尊敬,如何不计报酬地抢救,详细叙述了一遍,特别讲了那位带我去邮局拍电报的女医生,他听后频频点头,陷入了沉思,这正是我想看到的效果。

我想,大难不死,应该是必有所悟,生活是会教育人的,是最好的教科书,理性的人,它会领你走出雾泽,迈上坦途。

闻声而来的小护士又进来了,对排长轻声劝慰,您醒了,要好好休息。转脸却严肃对我说,勤务兵,现在不许跟病人多讲话,他需要静养。排长听了有气无力地笑,说他可不是我的勤务兵,他是机关…,不,他是副队长,是2号。小护士的大眼晴里充满了惊奇,一个小兵也能当什么队长,还是2号。我脸一扬,由她猜去。

后来苏助理赶到了医院,见李排长转危为安后,安排我继续陪护,又急忙忙地赶往火车站,尽管我跟他讲了由炮兵班长王兴代我负责,还是一万个不放心,非要追过去不可。等我和康复的李排长赶回部队,听说列车又在别的调度区停了几次,等苏助理赶过去时,王兴他们刚办完移交手续。

几天后,我就带着一个军校的通知书离开了这个部队。有时人的预感没法说,就是这一年,我们团一下考上了十二个,创下了团史之最,也才有了我这第十一个的好运气。

后来黄伟写信告诉我,我们那个临时小分队的成员,也都各有归宿。王兴歌唱家的梦想未能实现,但因找了那个宣传队长,安排让他参加了警备区基层文艺汇演,竟得了个二等奖,被团里记三等功,满足了提干条件,第二年就加入了军官队伍。“瓢虫”在我走后,被苏助理挑中接替了我的位置,成了团里的军械保管员。他自己,到底在年底盼来亲戚的信,调到了他的身边,干上了师部公务员,他最后说,从近几年情况来看,在这儿只要干得好,都能提志愿兵的。

黄伟不知道的是,临走前我凭生第一次找领导,也就是已经是军械股股长的苏助理,提了一个要求,让“瓢虫”戚星接替我。我相信那个感动我的故事自然也会感动苏股长,果然,他听后也眼泪婆娑的,但当时却没有发表长篇大论,在接连重复两遍“这个问题”之后,点点头,就这么定了。

李排长自然和我成了生死之交,特别是当他知道我把“瓢虫”推荐给机关后,我们就成了多年无话不谈朋友。在他提升连长第二年的“五一”前,给我寄来了一张他未婚妻的玉照,照片背后,有一句话:机关兵,应该有思路,帮我参谋一下。照片上的姑娘,一看就是一个城市女孩,很洋气,笑得很甜,只是远不如青岛海军医院的大眼晴护士姑娘,尽管我连她的面孔都没有看到过。

青岛医院的那位大眼晴护士姑娘,并没有和有些小说写得那样,后来和我邂逅,后来成为我的恋人,确实没有。只是几年后我从军校毕业,挂着红牌分配到一个海岛部队时,又遇到了和她眼晴非常像的另一位姑娘,并且毫不犹豫地和她私订终身,以最快的速度,像抢救濒危动物那样,把她拖上我的贼船,成了我相濡以沫的结发妻子。也难怪后来李连长每次见到我的妻子时,总要愣会神,他说,怪了,哪儿见过呢。

奇怪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那个一成不变的梦,变换了内容。

……我靠在自行车上,眼前是模糊而快速移动的人们,然后出现一辆呼啸而来急救车,发出刺破空气的尖利声音,又是那位女大夫,笑着挥手,影影绰绰地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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