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想起发生在八十年代末的那次押运，我就不能不忆起那位大眼晴的护士姑娘。这二者在外人看来似乎有点风牛马，在我却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么说罢，一位农村大娘赶集挎的竹篮里，也许就是一块纸包的猪头肉，旁边是一块碎花布料，猪头肉是老头子一辈子的口福，面料将裁成小孙女过年的新衣，她把它们一起放进篮里，好日子就在她的臂弯里栖息着。
多年后，我回想往事，觉得自己篮子里也出现了这种情形，所不同的，这是对我的生命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两把工作钥匙。本来，我就像一支已经离弦的箭，方向、射程、路途是早固定好了的，可突然而又偶然遇到了一阵侧风，就使我的飞行航迹出现了偏差，也就多少改变了命运落点。
但我一直觉得，苏助理把那大串钥匙递给我的那个下午，一切都有点乱套。苏助理扔得那个动作，给人的感觉既草率又轻佻，不像机关干部应有的老成持重。当时在场的还有修理所几个高低不齐的兵，他们眼神更透着邪乎，好像在目睹一出正在上演而不可阻止的人间悲剧。如果那里面藏着妒忌倒也罢了，不是，那里面多的倒是旁观者的嘲讽。后来我才知道，这大多不关我的事，他们对苏助理向来就有抵触情绪，而苏助理那个扔钥匙的动作，是想表示一种选择的权威，他选择了我，一个茬口崭新的新兵蛋子，而没有从他们几个老兵当中挑一个，明摆着是回击平时受到的轻慢。
当时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初秋下午，三点多的太阳，眼看不要挂上西边的树梢了，将落未落的叶子们发出哗哗的声音，把秋天的意味喧染得足足的。天气仍不失燥热，一会儿我攥着那串钥匙的手就出汗了，我的后背也渗出一层湿腻来。当时我无从预知，就是因为这串钥匙，我和一项押运任务挂上了勾。
所长当时不在现场，但昨天已经把调动的事告诉了我。说马上要到年底了，现在的保管员今年得复员，苏助理在全团挑了一遍，看上了你，这军械仓库保管员可不是闹着玩的，岗位光荣，责任重大。
我听着没有说话，眼晴盯着所长办公室墙上的那付字出神。那是四个字的“宁静致远”，算是隶书，字面意思远高于书法水平，顶多也就比我们村那位每年春节卖对联的老师写的稍好吧。这和我观看欣赏书法作品的怪僻习惯有关，总是看书法后面的文意才思，不太注重看浓浓淡淡的横竖撇捺。
所长见平时像个顺毛驴似的我呆呆的，就奇怪的瞧着，难道你还有想法？
我此刻的想法是有，可不是这件事儿。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去年一个冬天，今天一个春天，我拿出了比在高中还要认真的学习劲儿，苦读着数理化，准备考军校。修理所战士七八个，集中在一个大房间里住，开始时我晚上挑灯夜战，尽管我用的是度数最小的15瓦灯泡，再用厚纸片把台灯罩起来，然后像个老鼠似的，悄悄坐在那里读、写、算，但我再小心，也有窸嗦声，在寂静的深夜里心惊肉跳地传出，大伙一会儿就影醒了，这个在翻身，那个在叹气，弄得大伙白天干活儿，都像犯了大烟瘾似的，哈欠连天。面对同志们的不满，我也无奈，白天工作忙，只有晚上是我学习的时间。一直鼓励我考学的所长看出了问题，有一天从裤带上解出一把钥匙递给我说，小武，你晚上到我办公室里学吧，就是冷一点。
我捏着所长递给我的钥匙，第一次到所长办公室里，竟一点也没有感到冷，为有了学习空间而兴奋，而当后来我再进去学习时，却是冷的呆不住。以前在济南上中专的同学，告诉我大冬天冒雪和女朋友逛护城河，一走就是大半夜，竟不觉得冷，我听着根本不信，认为纯粹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在胡说八道哩。现在有点悟了。这和几天后，我在青岛海军医院见到那位大眼睛护士时，累了一天却一下子精神起来，有点相似。多年后，我在海岛招待所把一夜未眠写好的求爱信，壮着胆交给后来成为妻子的另一位姑娘后，沿着海边一气走出了几公里，竟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更是夷非所思的事。当时我没好意思坐所长办公的椅子上，而是坐到了对面，好像虚位以待，这样才够尊重，也才能安心些。冷得像冰窖的办公室，逼我穷则思变，想了个妙法，就是在每天晚上学习前，先在宿舍里的媒炉子上烤热两付手套，进去学习的时候戴上一付，另一付垫在屁股底下，手上的一付凉了，换下来，然后再垫到屁股底下去，这样轮流倒替能坚持几个小时。自然，我从此也就成了所长办公室的公务员，打水扫水，送报接待，每天忙得心甘情愿，心情舒畅。所长找我谈话时，那是刚刚参加完高考不久，正在待榜呢。
很自然的，我舍不得离开这里。我说，不能换别人去吗？
所长耐心地说，从修理所到仓库，虽说都是在机关军械股的领导下的小分队，但当了保管员就是军械股的亲兵了，以后什么入党立功，甚至转志愿兵都会容易得多。而且我们还是一个单位的，经常还会打交道，你有了问题也照样可以找我。
我那时思想单纯如白纸，确实不是入党、受奖等功利性的前景影响了我，倒是所长动感情的话让我不好再说什么。
分析苏助理能选上我的缘由，并不蹊跷。虽然当时我是个半老不新的兵，一年快到头了，崭新的军装都洗得有些白，有点老兵的味道了，可新兵没有下来，你仍然是个新兵蛋子。这是一个节骨点，像那的拔节的玉米桔杆，眼看这一节就要成形，又开始酝酿下一节了，所以有些要紧，也有些难做。但有一件事让他喜欢了我，也加快了我“拔节”的步伐。那次我奉所长之命到股里送一份报表，苏助理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烦烦地接过去扫一眼，挥手让我走，临出门时却喊住了我。你们修理所还真是！这个问题，这是谁填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些紧张，表格填错了吗？
那时办公条件还不发达，虽比红军时期“取暖基本靠抖，安全基本靠狗，通信基本靠吼，行军基本靠走”大有不同，但“文字基本靠手”的局面尚未完全改变。我于是喃喃着，是我写的。这个问题，你有一手好字，知道吗？苏助理脸上有点乱蓬蓬的，四肢有些手舞足蹈。来，帮我干个活儿，把这份材料抓紧抄誊一份，这个问题，急着报呢，刚出差回来就接了份急活儿。我从担忧的冰窟一下掉进温暖的春池里，有点反映不过来。可是所里……，你放心，我马上跟你所长打电话，这个……，他少有的停顿一下，很权威地说，不是问题，嗯。
那次为他抄报告，时间并不长，关键是我在抄的过程中不自觉的做了些处理，理顺了好多别扭的句子和不太容易发现的错别字，还大胆删掉了几个实在不必要的“这个问题”。当时我是初生牛犊，后来才知道这在机关可是一大忌讳，弄不好就会卷辅盖走人。可苏助理非但不责怪我，反而真像发现了人才一样高兴，因为那份报告得到了上级的表扬，虽然这与我没有多大关系。从此，他常挂到嘴上有这样句话：高中生，就是有水平！到我进复习班前，这样的活儿又接着干了几次，每次都弄得苏助理像喝了二斤老烧似的。
苏助理对我的知遇之恩，从抄文件开始，到扔给我钥匙，最后到派我执行押运任务结束，把我短暂的士兵生涯搞得跌宕起伏的，算是我命中贵人了，但他人缘却一般，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这个问题”不离口。
“这个问题”是苏助理的口头禅，一旦嘴里冒出这四个字，那就意味着他要发表长篇讲话了。初次接触的人，听了这句颇有份量的开场白，自然态度认真而又尊敬的，可一阵唾沫乱飞之后，就会把大家弄得如坠云里雾中，等第二个“这个问题”出口时，时间一般会过去一个多小时，听得人认为终于看到了停止的希望，可这才到中间，他一般在谈到第三个“这个问题”后才会煞尾。到我入军校报到时，听说随着苏助理职务的提升，已经发展到第四个了。接触过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都是“闪”为上，我有几次遇上，作为一个兵无法，只好耐住性子听下去，这也许是我得到他好感的又一个原因吧。其实，我那时脑子早就开了小差，虽然明明是盯着他看，很认真的听呢，其实，我是先盯着他的头发，在蒙古大草原那儿徜徉一会儿，然后盯住他的额头，在黄土高坡上散会儿步，接着是眼睛，把葡萄、核桃和毛栗作一番比较，然后到鼻子那儿，到了横亘华北的太行山下的西柏坡，其实是个风水宝地呢，那前面有好大的湖泊，还有浩浩渺渺的芦苇荡……如果还没有听完，我会从上到下再来一遍，这样才可以勉强坚持到底。
第二天，我冒着被“这个问题”轰炸的危险，还是鼓起勇气，到了股里，把那串在我口袋里装了一夜，还带着我体温的钥匙放到了苏助理的桌上。晚上我打电话跟我在炮营的老乡讲了换工作的事，他提醒我说，这工作没意思，部队“八大员”，什么公务员、卫生员、饲养员，最后才是保管员，八员之中其它的没有技术含量也有人情含量，只有保管员什么含量都最少，而且还有危险性。我倒不全赞同老乡黄伟的观点，我这位一个大客拉过来的老乡，文化水平和社会经验成反比，说起人情世故一套套的，却是大字不识几个，连信都不会写，因为要求一个远房什么亲戚帮忙，每个星期天都背着个挎包来烦我。从包里掏出当地产的廉价红酒，然后老弟长老弟短的央求，让我代笔写信，希望能跟着亲戚鞍前马后。看在红酒的份上，写也就罢了，关键按他那要求，那信非写得极尽卑怯、极尽阿谄、极尽奉承不可，大概成了天底下巴结人的话语大全，就这样，他还觉得表达不诚恳呢。情不由衷吧，到目前为止，我的酒量倒长了不少，但他那事儿还悬着。所以尽管烦为他写信，但对他分析“八大员”的情况，也觉得有让人折服的道理。我现在在修理所，时间虽不长，但参加了几次火炮维修，跟班长学过焊工，开过几次车床，确实有些技术含量呢，这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且不说还有掌握技术好转志愿兵的优势。所以我想，凭和苏助理的好感，找找他，能不调还是不调。
苏助理并不理睬我，继续在看什么材料。我僵立着，也不好说什么，就识趣地弯腰拿起暖瓶，为他水杯里继上水。墙上的钟在我头顶后上方嚓嚓地走着，我觉得那纯粹是我的心跳。
苏助理，别让我干这个，我不行。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僵持，终于开口了。
谁说你不行？是不是觉得考学差不多？苏助理把目光从翻滚的茶水上转向我，黑胖的圆脸上变幻着奇怪的表情。
我赶紧辩解，这个没有，我考得不好。当时这的确不是我的谦虚，凭我的感觉，如果我们团今年能考上十一个，我也许是那第十一个。但早就有人考据了，从建团至今，我们团的升学率还从没超过八个。
你知道吗？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经过反复考察，先在全团物色了16个人，后筛选到8个，又4个，最后敲定了你。后经股长批准，并在部里办公会上讨论决定的。
虽然所长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从苏助理嘴里说出来，我还是有些吃惊。一个小兵工作调动安排，会有这样复杂的程序。十六分之一？我在想着这是个什么概念，心里有些松动。
他接着又说，不但你是货真价实的高中生，而且你在去年底被评为优秀团员，今年初作为机关战士代表，参加了全团军人代表会议，是不是这样？
我不由心里慨叹，当一个人把你了解的这样透彻，你基本上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士为知已者死吗。
这个问题，我问你。苏助理和缓一下口吻，和平时期部队最要紧的是什么？
这和我工作调动有关系吗？我想，他是不是要开始长篇大论了。但还是晃了一下头，好象记得报纸有篇文章讲过，是强化战斗队的思想，从实战出发搞好军事训练，让人等装备不能让装备等人……停停，我还未说完，苏就摆手止住了我，好象也觉得问得有些离题。又问，除此之外呢？我心说，这个问题答案也太宽泛了，哪是一句话的事呢？我迟疑地说，再就是安全了吧？
什么“吧”，应该就是！安全稳定压倒一切，安全不是中心影响中心，这个问题你应该懂吧。我急忙点点头。
那么，在安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说到这里，苏助理语气中明显出现了居高临下的成分，好像指挥一场战斗的指挥员，此刻才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是枪弹安全，我未加思索，脱口而出。说完一想才明白，苏助理兜了个大圈了，在这儿等着我呢。
要你负责的“军械仓库”，是团里的重要岗位和目标，作为军械仓库保管员，工作是神圣而光荣的，不但思想上要忠诚可靠，而且纪律上能自管自控。现在组织选择了你，这个问题，绝对是对你的信任和重用，这个问题……
我分不清这是他第几个问题了，腿站酸了，头发胀了，额头上冒出了一层细汗，索性伸手把那串钥匙拿在手里。
苏助理看我在他有理有据的游说下，彻底缴械投降了，就痛打落水狗，宜将剩勇追穷寇，越说越带劲了。……这个问题，从我从事三十年的光辉的军械生涯来看，我从一个胶南的农民儿子，成长为一名副营职干部，这是人民的养育，组织的裁培，领导的教育……所以你要认清这个问题，高中生嘛，应该有水平……
从此以后，我的心里多了一份介于神圣和神秘之间的东西。许多时候，当我站在成排成行，锃光闪亮的枪架面前，当我搬动垒成小山似的弹药箱时，置身于枪林、弹雨之间，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谍战片里的情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演绎成其中的一个角色，被阶级敌人跟踪了，被绑架到一个黑屋里，他们严刑拷打，实施逼供，让我交出钥匙，而我早就把那串足有半斤重的钥匙吞进了肚里，大义凛然，不屈不挠，直至昏死过去……这样的想法，经常让我汗毛倒立，热血沸腾，神情里露出一个士兵少有的庄严感。偶尔请假到市里办事，发现钥匙带在身上，我都会惊出一身汗，就会把手按在那个部位，让那硬硬的感觉一刻也不离开我。
当然这样的事发生的概率很小，倒是不久苏助理安排给我的押运任务，着实把我锻炼了一番。
这个任务简单地说，就是按照上级命令，把一批退役的火炮，通过铁路输送到几千里之外的洞库封存。如果火车线路顺利，三天三夜就可完成任务。
苏助理告诉我，这次押运本来由他带队，但上级最近要来一个检查组，股里抽不出人来，就抽调下面炮营的一个排长加三个兵，算上我，共五个人。炮共十门，早已安排特务连装好车了，明天出发。苏助理说着，拿出一个皮夹，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来，给我看，这个问题，调拔单，也就是交接文书，一式三份，火车最后到站后，会有当地军代处的同志前来接洽，你让他们在这个文件上签上字，盖上印，留给他们一份，带回来两份，就算完成了任务。这个问题，清楚吗？见我面露难色，他说这个不用担心，这是火炮押运，不是小型弹药，你们也不用带武器，看好不让外人老百姓接近就行了。再说，那个排长我也交待过了，主要由他负责。当然，这个问题，你是咱军械股的人，是机关下去的，新兵也算班长，要保持机关兵的形象，和排长搞好配合。高中生嘛，应该有水平。
第二天上午，我跟那位排长和几个炮营的兵在火车站碰面了。没想到里面有黄伟，他上来就拉着我的手，欢喜地说，我认为机关会来个领导，没想到会是你。我也很高兴，但我不想弄得太俗，就把他的手挡开了。我想跟排长打招呼，他却老远点点头，就转身进站了。一个红脸膛的大个子兵，对我笑笑，那厚嗓宽音把我吓了一跳。他说排长去问调度去了，看什么时候出发。
我对他点点头，但心里有些不快，觉得有点受轻视。我正出神，黄伟却叫另一个正躲在集装箱后面阴凉地里抽烟的兵，飘虫，不过来和武班长认识一下？你们还是同行呢。我怕高攀不起呢，“瓢虫”飞过来和我握手，两只眼晴骨碌碌乱转，透着一股机灵劲儿。别听他们瞎叫，我姓戚，名星，炮七连军械员，和七星瓢虫那关系远了，纯粹是瞎掰，抗戚名将戚继光听说罢，他才是俺八辈祖宗呢。大个子在一旁嘿地笑了，我和黄伟也都笑了，把大家初次见面的拘谨打消了。
这才注意到上午的阳光有些毒，空荡的货车站广场上，东一簇西一堆，全是待运的货物，几个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无精打采地在忙着，空中连一丝风也没有，脚底下的水泥地板有些发烫。我们不约而同的聚到集装箱后面，大家说着话儿，等排长回来。
“瓢虫”突然指着前边说，看排长上哪儿去了。大家前后跟过去，这才发现，载着我们火炮的一趟平板列车静静地卧在哪里，火炮从炮管到炮身全都裹着那苍绿色的炮衣，只有两条炮架裸露着，成一个“V”字形，像人的双臂一样被紧紧地箍在一起。火炮一座座相距约一米，次弟排开，像一队征装待发的士兵。受了鼓舞似的，那平板车约半米高吧，排长一个箭步上去，我们也跟着跳上去，围在排长周围。大个子向我耳语，排长这是在勘察地形呢。
排长先是盯着火炮看，我们也盯着火炮看，见火炮与平板车被铁丝和绳索牢牢地固定在了一起，铁丝绷得峥峥的，如满弓之弦。排长又延伸目光，斜着身子向车前和车后观望，我们也斜着身子向车前和车后观望，好像前边和后边装着地方的其它货物，我们的火炮被安排在了中间。排长又抬头看天观云，我们也抬头观云，但天上云不多，仅在遥远的天南端有一缕轻纱似的薄雾，也渐行渐远，向我们告别呢。突然排长抬脚向火炮轮胎上就是一脚，“嗵”的一声吓我们一跳，只见火炮纹丝不动，好像和平板车长在了一起。这话儿干得还行。排长说这句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我解释说这都是苏助理安排的，是特务连出的公差。
排长说，我们现在是为你打工呢。我说，我们是为苏助理打工。排长又说，机关兵，就是水平，话音未落，突然又是“嗵”响了一声，大家吃了一惊，原来是“瓢虫”在东施效颦呢，却立马弯腰抱着脚喊起痛来，原来他踢得是大架。排长嘴角一抖，不无揶揄地说，还军械员呢。走，我们到那边开个会。排长说着，腾身而下，脚落如燕。
我从侧后望过去，突然发现排长的长相动作，竟大有武术明星李连杰英气勃勃的风度。身高特标准，大概一米七五左右，身材略瘦削，脖子却粗壮有力。特别是那紧抿的嘴角，雕刻成一个坚毅的线条，显示出俊朗果敢的神情。奇怪的是他肯定是成天在训练上摸爬滚打的，脸却并不黑，倒白晰洁净，而我们那位苏助理倒是成天趴在办公室里，却黑得像锅底，真不可思议。回想刚才那飞身上车、试踢炮胎、腾身下车的利落动作，倒像一个武艺高强的侠客。这才知道，苏助理为挑这个“替身”，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大家跟我肯定都有同感，在集装箱越来越小的阴影里坐下来时，朝排长围成一个半圆，排长是块磁石，我们是螺丝钉，排长是圆心，我们圆周。黄伟最后才跑过来，排长瞪他一眼，他一低头，嘴里咕哝，这厕所真远。
武班长，我先说说罢？排长脸上一半阳一半阴，所以只好歪着头跟我说话，样了有些滑稽。我一边想像着杜甫先生的“阴阳割昏晓”的意境，一边很阳光地说，排长，听从你的安排。因为我只是有一双脚有幸晒不着，其它部位全部在接受着阳光的爱抚呢。这时紧靠排长的“瓢虫”挪挪地方，排长也挪挪地方，脸上的光斑没了，这才让他舒服了点。
我们出发的时间，被车站推迟到了下午五点。排长边说，边伸出一条腿，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烟来，熟练地撕开，用手指在烟盒底一弹，三支烟冒出来，红头白身。你们谁抽？排长半伸着，寻找烟友，但又好像只是客气一下，旋即衔起一只，“瓢虫”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准备了打火机，眼疾手快“啪”地打出火苗，排长猛吸一口，一股青烟在炽热的空气中打着旋。你们都认识了吧？我姓李，木子李，叫我老李就行了。然后指着我，你是姓武吧，苏助理跟我说过，团军械仓库保管员，说你很能干哩。我倒底幼稚，架不住两句好话，有些脸红地说，他的话得折半听。排长一怔，你说像到商场买衣服，打对折？机关兵，就是有水平。他转脸，这几个，都是我们六连的兵，黄伟你老乡，不用说了，这个大个子，王兴，炮班班长，优秀“四会”教练员，被连里选为提干苗子吧？大个子铁塔一样，黑脸上动了动嘴，说还不够条件。排长指着“瓢虫”，说这个是我排里的兵……，瓢虫抢着说，我跟武班长介绍过了，如果大家觉得戚星这名拗口，叫我“瓢虫”也行，人无外号不发家嘛，只是别让外人听见。
排长接着说，好了，大家都认识了。从现在开始，在我军的编制上……，他顿了一下，似觉不妥，又改口说，在我团的编制上，就多了一个临时战斗小分队，其任务就是把十门退役火炮安全、准时地交接到兄弟部队。为了顺利完成这个任务，便于组织和领导，我宣布，这个小分队由我任组长，编号01，武班长任副组长，编号02，其余为组员。排长把烟屁股在身后集装箱的铁板上摁灭，换了话题。但我刚才看了看情况，我们执行任务面临的困难不少。最近据有着消息称，有几股流窜作案团伙在这一带活动，沿途京津线部分老百姓也不安稳，许多煤车在停靠时屡屡遭扒窃。虽然我们护送的是大型火炮，锁定牢固，但我们必须看到，数天数夜里，平板车无遮无挡，既要经过山高林密的大山，还要经过社情复杂的城市……
我觉得排长说得有点耸人听闻，就反驳说，我们又不是过敌占区，封锁线，虽说军民鱼水情没有过去战争年代那么浓了，但这是部队的押运车，还有我们这帮押运的兵，老百姓敢怎么样，就是惯匪也不敢对军运有所觊觎吧。排长听了我的话，立即火了，你不信是吧，武班长同志，和平时期，谁还看得起当兵的？你看，我们出发的时间应该是今年上午，可火车站硬给推到下午，我们这可是军事行动，他们都可以随便更改。老百姓？现在谁不认钱不认人？拆卸火炮一个炮管得卖多少钱？一百个老百姓中出一个刁民，就够我们喝一壶的了。排长脸上泛红，嘴角那条线鼓起一条痕来。坐在我旁边的黄伟悄悄捅了我一下。也许排长说得有道理，把事情做最坏打算，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我随即缄口不语。
排长吐出一气，接着说，不但我们自己跟车护卫有许多困难，而且这一路停靠的地方也比较多，安全隐患可以讲层出不穷。怎么办？我想这样。排长看来早有深思熟虑。下面分下工。我们五人每人负责两门炮。具体是：武班长在前头，王班长在后头，黄伟在武班长之后，戚星在王班长之前，我在中间，有事好照应，大家晚上睡觉时要分别守在1、3、5、7、9炮位上，而且我们是白天睡觉，晚上上岗，这道理不难理解，大家务必要遵守，明白吗？水，排长说到这里，对“瓢虫”说，“瓢虫”变戏法似地拿出一瓶水递给排长。
我说出心中的忧虑，照你这样分析，遇到情况我们手无寸铁的，如何防卫？再说晚上可能会很凉，这平板车如何躺得下？我看得实行武装押运了。排长喝完水，抹一下嘴，回击我，你别提了，您哪个苏助理！我要是他肯定会这样办。你说得这些情况，我也想过了，这样，你，必须回去一趟，想办法借警棍，最好多借几个，再想法找五件雨衣。他说着抬头看看瓦瓦蓝的天，这天可不会老这样，再说秋天露水大，晚上我们可以遮盖一下。排长说完，突然捂着肚子作痛苦状，扭头问“瓢虫”，你这矿泉水哪买的？瓢虫说就在那边的小买部呢，话未说完，也脸色突变，坏了，这水有问题。
排长站起来，厕所？黄伟伸手一指，那边库房角上。二人急三火四地奔着去了。
我望着他们狼狈的样子，心里在打鼓，兵未出动，先有损伤，此次押运恐怕有不测风云。
火车站离我们团部并不远，来回坐公交车也就半个小时。黄伟自报奋勇地要跟我回机关借东西，午饭后，当我们拿着物品坐上车返回时，正是下午两点多，火辣辣的太阳正照在头顶，“秋老虎”咄咄逼人，把初秋的艳阳天搞得如酷夏般火热。雨衣借得很顺利，军需仓库保管员和我同住一个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借警棍却是费了些周折，原因只有保卫科和特务连有，他们自然不愿借，要不是苏助理黑脸厚皮地交涉，排长的计划肯定落空，这样也只借了两根警棍。增加了装备，苏助理反倒多了份担心，说这个排长又要犯老毛病了吧，叮嘱我押运途中要冷静处事，千万不要引发什么矛盾纠纷。说得我半懂不懂的。
黄伟抱着雨衣，在车上告诉我关于排长的一件事。排长是去年底从机关特务连被“贬”到炮六连的，那时他是警卫排长，负责每周俱乐部放电影时维持秩序。在一次放电影时来了几个不着调的小皮子，他们旁若无人地踩着排椅从上面趟了过去，大有故意挑衅之势，血气方刚的排长肯定不能放过他们，领着几个兵把他们收拾着稀里哗啦，最后被一个个抱成团滚下了俱乐部台阶，鼻青脸肿地逃走了。当时闻讯起来的副参谋长并没有责备他们，反倒赞赏地拍拍排长的肩膀。可第二天，地方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找到了团长，说是警卫排昨夜打伤了县人大主任的公子，必须给个说法。李排长就这样来到了炮六连。黄伟说，排长他们当时下手也狠了点，本来他是军务股看好的参谋苗子，这下黄了。
我这才明白苏助理临走时那话的意思，原来李排长有“前科”呀。事情就是这样怪，我却对排长看似鲁莽的行为有几分欣赏，无形中增添了对他的敬意，上午对他的那点不快早就烟消云散了。
到了车站，除了排长，他们几个在就着矿泉水啃面包呢。排长在一边抽着烟，神情与上午判若两人，俊朗的脸上发青带灰，真是好汉拖不过两泡稀。他淡淡地说，借来了，这下我们有恃无恐了，你和王兴各拿一个警棍吧。我寻找着“瓢虫”，见他没心没肺地和他们吃着呢，他倒坚强，拉稀了也不担误吃东西。可排长好像特别重，一转眼，又爬起来趔趔趄趄地朝着厕所去了。
我拍了一下头，叫了起来，刚才回去忘了到卫生队去拿点药了，我现在买去。瓢虫说，不用，俺俩都吃过药了。我问他你怎么没事了？我只喝了一小口，排长把一瓶都快咕噜完了。
在登车前，排长说，现在轮流出去买买东西，每天按20元的标准，让武班长记着，最后回来时算帐。并叮嘱大家，不要买多了，天热怕坏，到下一站再买。特别矿泉水要小心，我一个人拉稀还好说，再出现几个，我们这个小分队就得换人了。转头找着瓢虫，你小子把我害苦了，等任务结束我再找你小子算帐。“瓢虫”扇了一下翅膀似的，伸一下舌头。
大家不过买些自己喜欢吃的面包、火腿、香肠等东西，只有王兴回来时买了一本书，却不让大家看，回来就塞进他那个箱子里去了。
热烈了一天的阳光终于疲惫了，恹恹地向西部起伏的大山靠拢，透撒出嫣红倦意。我们按照分工，在4点40分登上板车，各就各位。我把包放在第一门炮大架底下，把雨衣辅开来，把箱子放在北边挡风，躺一下试试，平板不平，粗糙凹凸，有些硌人，但也凑和了。两眼仰视万里晴空，耳边吹过温凉清风，感到特别有意境，大有“天作屋，地当床，清风明月是衣裳”的豪兴，一点也不比酒徒刘伶的“裸居”逊色。我把这个意思跟过来查看的排长说了，他哈哈大笑，连连说，机关兵，就是有思路，并把大家召集过来，让回去如法炮制。排长说话底气又上来了，看来身体在傍晚凉爽的微风中开始好转。兵们一高兴，嘴里就哼出了曲调，伴着“向前，向前”的旋律，我们的专列向着晚霞的方向缓缓出发了。
“咣当、咣当”这不快不慢的节奏，成了催眠曲，不用排长说，一会儿我就昏昏入睡了。
……山路，细长如羊肠，我从部队向家乡的方向赶，眼看前面的车要开动了，我却迈不动步子，急得我一身汗，而奶奶、母亲、父亲在远远的地方，影影绰绰地望着我……
列车突然悸动了一下，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擦一把眼角的清泪，发现一轮杏黄色的圆月，小跑着在半空追赶我们，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我想起排长的要求，坐起来，探头从炮架望出去，月光下的一切影影憧憧，匆匆闪过，朦胧而含蓄，风从前进的方向刮过来，直灌衣领，阵阵寒意袭来。一丛丛荒草过去了，一根根电杆过去了，一棵棵高高低低大树过去了。偶尔有如豆之光遥遥走来，渐变成一团光走近，转眼又远去，又重新变小变暗了，那是沿途的小站或商店的灯光罢。黑暗中的前进，使人觉得在走进不可知的地方，神秘莫测而又引人暇思。这时我的头脑变得非常清晰，好像那月光是可以洗涤的清水，是能使记忆复活的载体，让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睁开了眼晴，张开了耳朵，打开了鼻窍，整个人变得敏感而多情，缱绻而缠绵，浮想联翩，思接千里。
突然从车的后面，传来了低沉粗哑的歌声。“十五的月亮，照着家乡照着边关……”我辩听着，这不是王兴班长嘛，没想到他的男低音还有些成色。我忍不住爬起来，慢慢扶着炮，小心地挪到他那儿，还未站稳，一个硬硬的东西顶在我的腹部。
是我！我叫起来。
我知道是你，这月光多亮，放心我没摁开关。他又指着旁边的包裹说，来，坐会儿。
我坐下来，和他并排着，垂直火车前时的方向，两人不由自主地仰望着那颗对我们不离不弃的月亮。
你接着唱罢，嗓子不错，有点李双江的味道吧，我信口评说。咳，都是月亮惹得祸，让我嘴巴麻溜得有些失控。听了我的话，王兴显然有些兴奋，带着他乡遇故知的激动，把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上。又套用排长的话说，到底是机关兵，就是有水平。你知道吗，我的理想是当歌唱家。
我听了吓了一跳，想不到一抓一大把的炮兵班长，成天操枪弄、五大三粗的人，竟有这样的想法。扭头看着他，他脸半仰着，柔和的月光为他那张黝黑的抹上了一层亮色，一付憧憬在理想里的陶醉模样。
在新兵连春节联欢晚会上，我唱的《十五的月亮》非常成功，连长夸我是块唱歌的料子呢。不信我再给你唱一首。他说从身边包里掏出下午买的那本书，我趴过去一看，原来是《民歌60首》。他哗哗翻着，又把书举起来，对着月光费劲地找，也许是字太小了，月光虽亮不如烛啊，他无奈地放下，说我记词不大行，还是这个《十五的月亮》吧，这首歌我唱得最好了。
而我却被那歌词感动着。想到刚才梦中回故乡的情景。不知怎么，自从当兵以来，梦里最多的，不是稔熟的村庄，小河，也不是音容宛在的父母亲人，而是老在归途中徘徊，家在咫尺而门难进，人在对面而不相知，总被路途中的汽车抛锚、误过车次、江河阻隔而耽搁，成羁绊之客，在遗憾中醒来。
“……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这是谁的地方，人哪儿去了？夜色里传来排长检查的声音，被火车的咣当声打磨得有些支离，然而仍然清晰可辩。我告别王兴，哼着着他歌曲的余韵回到我的阵地。
黎明时分，我们的押运车驶进了一个叫蓝村的小站，像经过一夜跋涉走累了的老牛，列车喘着粗气慢慢停下了。我们几个兵像从炮膛里钻出来的，聚拢到排长那儿打哈欠、伸懒腰。排长却是红着眼睛爬起来，站在那儿直打晃，一会儿一个震天喷嚏打得他眼泪都下来了。他恼火地说，怎么搞的，我有点感冒了，好像这全是我们的错。叹口气又对我说，小武你到调度室去问一下，为什么我的车又停了。顺便给大家弄得豆浆油条回来，那儿应该有。
如麻花一样的铁轨横七竖入地摊在那儿，像无数颗大树的树根被平铺起来，无规则地延伸过来，又变换成另一种姿式延伸到另一个方向。我和王兴跌跌撞撞地横跨过去，一会踩着恪脚的碎石，会儿踏上坚硬的钢轨，一会迈上窄窄的枕木，终于到调度室，值班员表情冷漠地说，要换道，可能得下午才能调出来，但你们不能离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走。
看来又得等一天了。今天的天气好像比昨天还热，太阳还不到一竿高呢，就照得四周热哄哄的。我和王兴端着早点向回走，他却要我帮忙，说宣传队是不是住在你们后边？我说不是，他们住在团办公楼后边，也不远。那你们跟他们熟吧，我说在一个饭堂吃饭呢，不过一般不打交道。那能不能给我介绍宣传队长认识一下，我想加入宣传队学习学习，走上当歌唱家的第一步。
我听了差点把手里的豆浆抖撒掉。王兴不知道，爱好和专业有天壤之别。而且那个宣传队虽然号称“战士业余宣传队”，里面的成员个顶个是特招入伍的，就那几个活蹦乱跳的女兵，看着不起眼，不是艺术学校的尖子，也是地方文艺骨干，那可是全团官兵眼里的白天鹅。别的不说，你想想吧，让王兴这样的黑脸大汉与那帮美女同台演出，会是什么效果，门都没有。我觉得昨夜的话今天一见阳光，怎么像冰棍一样化得提不起来呢？我深悔昨夜对他的吹捧了，误人子弟，害人不浅。但又不忍心道破，就学着鲁迅老先生对付祥林嫂的样子，说这个说不准，也许行吧，可以试试。你不行可以先从连营的文艺骨干做起，弄好了自然宣传队会发现你这个人才的。王兴笑了，到底是机关兵，就是有思路。回去后我去找你，靠你引荐了。
啊老天，他只听了我前半句话。
排长又出现了昨天下午的样子，精神很不振奋。听了我的报告，萎蔫得像个遭霜打的茄子。瓢虫一手拿着开盖的矿泉水瓶子，一手拿药，排长接过一扬脖冲下去。这时一列货车轰轰隆隆地从我们旁边疾驰而过，震得列车发抖。排长看着，回头跟我说，武班长，信我的话了吧，地方对我们就是重视不够。早饭你们吃罢，我要休息一会儿。
时间在无声地流动，偷儿一样让人不觉生命的逝去，可阳光不同，它在一点点地增加强度，时刻让你感受到它的存在。这个车站四周平如广场，几百米之内别说树，就连一颗草都难觅。我们的炮和我们的人，就这样在阳光下炙烤着，火炮仅有的那点阴影变得像饥年穷妇熬做的稀粥，没有一点凉意。不一会儿，我们就像涸辄之鱼，汗尽继之以水，水进继之以汗，大家都快成咸鱼干了。
黄伟敞开风纪扣，在我身边蹲下，用帽子扇着风说，我父亲就爱在这样的天气里锄草，别人家都晒得受不了，躲到树荫里还来不及呢，他总是逼着我们进玉米地去，说是天热人人热不死，天热草草就死了，这时锄地一遍顶两遍。我那年就是忍受不了才当兵的。可转眼服役期就要到了，我不像你那样，有文化，今年就是考不上，看样子将来转志愿兵也没问题。可我真没法了，任务结束后，你还得帮我再写一封信。
我知道我这个老乡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转个志愿兵。这让我想起了新兵连排长给我们讲的一个关于志愿兵的故事。一位从军校科班毕业几年，都已是副连的干部，到山区的岳父家过生日，老岳父关切地问女婿，现在是什么角色，女婿骄傲地说，我已是连级了。岳父听了却叹口气，说什么时候你能熬上个志愿兵就好了，让女婿大惑不解。
想到这里，我擦着脸上的油汗，看着黄伟愁云密布的脸，真有些同情他。就又问，你叫大伯的那位亲戚是亲的吗？黄伟信誓旦旦地说，是叔伯的，没出五服哩。我穿开裆裤的时候，他从部队回来探亲，那时官就不小了，摸着我的头说要带我走。这可是我娘亲口告诉我的，现在我终于我和他都是同行了，他总不能不管吧。
黄伟伸手触了一下炮架，电击一样闪了回来，水壶里的水滴落到上面，吱一声就没了，黄伟惊叫，连炮都烫人了。
这时“瓢虫”摔着帽子过来，说传达1号指示，让我们到调度那儿休息，排长在这儿守着。我不放心走到排长那儿，见他帽子盖住脸，躺在火炮下睡着了，两股炮架的阴影正好落在他的身上。想想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排长可是一点饭米没沾牙，刚才吃了药才睡着，不然这样的热天怎么躺得住。“瓢虫”悄悄告诉我，看来排长昨夜确实没睡，别打扰他了。
调度室外面有一处阴凉，我们几个聚在哪里。黄伟问瓢虫，你和排长是老乡吧？瓢虫不理睬他。
黄伟油油地唱：
他乡遇故乡，两眼泪汪汪，记起小村庄，还有爹和娘。
我突然对“瓢虫”好奇起来，问他，排长没结婚吧？瓢虫叹口气，凭排长的条件，你们说，真没可挑的，找什么样的都不成问题。可关键是现在的姑娘不爱武装爱红装，找一个提出让他转业，再找一个还让他转业……我打断他的话，你对排长这样了解，我看不是老乡也是亲戚。黄伟在旁帮腔，这假不了，肯定是。瓢虫瞧了我一眼，好，告诉你们吧，省得你们瞎猜。你们不知道，我和排长既非亲非故，也不是什么老乡，我只是他前年带来的一个兵。
我们听了愈加不解。瓢虫活泼的神情突然忧郁了，继续说，在我十二岁那年，父母离异，接着他们都有了各自家庭，我从此就和七十岁的奶奶生活在一起，十七岁那年我缀学回家，争着要外出打工，奶奶却颠着小脚把我领到武装部，非要我当兵不可。她说，部队里人好，她放心。排长去家访时，奶奶把我的情况都跟他讲了，并跪下求排长一定要把我培养出来，奶奶说，她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有今天没明天的，惟挂心这苦命的娃儿，不孝儿媳她是不敢指望了，只有拜托解放军，拜托组织。当时排长也跪下了，他们像祖孙二人一样，抱着哭成一团，那时我还不懂事，站在一边还觉得好笑呢。瓢虫眼圈红了，又说，排长别看他武武爪爪的，其实心特善良，到了部队就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生活上关心不用说，把情况反映给连里团里，组织上这才让我学了军械员……
黄伟说，你这个缺火的……喉咙里一阵响把他噎住了。我心里也酸酸的，大家沉默起来。抬头望去，临近中午，空中有了点点凉风，远远的北方好像有云层聚积。我又担心了，热极生变，要来雨了吧。而太阳底下的纵横交错的铁轨，远远望去，上面浮着袅袅清雾，我知道，那是大地在蒸发着仅有的湿气。这也是酷热天气的征侯。
瓢虫擦擦眼，突然站起来，我去看看排长，转身跑过去了。
调度室的人向我们喊着，解放军同志，进来喝点水吧。今天高温都到四十度了，可别中暑。我听了一证，心说不好，排长可能要出事。
我们撒腿就跑，远远就听见瓢虫在列车上大叫。只见躺在炮架空隙里的排长脸色腊黄，一点血色没有，两眼半睁半闭，呼吸急促，两手乱抓着，把上衣撒开，露出毛茸茸的胸脯。我慌了，叫着排长排长，可他一点反映也没有。“瓢虫”带着哭腔说，排长，都是我害了你，你醒醒……我的头一下大了，有些发晕，刷地冒出一身冷汗，排长真中暑了。
我脑子快速转着，哑着嗓子喊，快，我们把排长抬到调度室那求救！我抬起排长的头，王兴抱住腰，黄伟和瓢虫抬起腿，我们踉踉仓仓地，又急又慌地跨过一道又一道铁轨，没想到并不胖的排长此刻是那样沉重，我们几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抬出来了一百多米的调度区，最后把排长放到调度室外面的台阶上，大伙都瘫在那儿猛喘。
我想不行，得抓紧，就抹一把脸上的汗水，挣扎着爬起来，进了车站办公楼，早上来问事时隐约记得二楼有个会议室，就直奔而去，果然听见会议室里有人讲话。
救人要紧，我顾不得许多，“砰”地推开门，里面长条桌四周坐满了人，都扭头看着我，被我的行为弄愣了。迎面坐在中间有个留大背头的，悦色问我，解放军同志，什么事？我们排长……我喘不过气来，只好顿一下，我们排长有生命危险，请救救他！
那位领导扫了一眼他的部属，略一踌躇，接着跟旁边的“小背头”耳语几句。那人立刻走过来，别急，人在哪里？
这位领导看了情况，也急了，立即叫来一辆小面包，七手八脚地把排长抬上去，大家接着都往车上挤。我猛然一想，不对，我们的火炮呢？我们是有任务的。他们几个也都醒过来，又都跳下车，大家面面相觑。我说，瓢、瓢虫，你跟去行吗？瓢虫转身就要上车，黄伟也争着要去。王兴却把他们拉住了，说，这事武班长还是你去吧，毕竟你在机关，见识多些也老练，排长这个情况，我们几个怕处理不好，去多了这边押运怕又误事。司机在着急鸣喇叭。我想王兴讲得有道理，就当机立断，对他说，由你负责押运了，交接文书在我的箱子里，我们走后，你把和我排长的东西放在这个调度室。这时，“瓢虫”却上来哭着抓住我的衣领，仇人似地喊，武班长，你一定要把排长救好，不然我饶不了你！王兴把他拉开，说你们别耽搁，快走吧。
车亮着嗓子没好叫地直接进了蓝村小站的卫生院。这只是一个条件简陋的乡村小医院，司机说，附近就这儿了，到大医院怕来不及，先抢救再说吧。
门诊值班的是位胖胖的中年女医生，她一见是穿军装的，就急忙把招呼人来把排长抬上担架，送进了急救室。那位女医生翻开排长的眼皮看看，两道眉毛拧了起来。又用听诊器在排长胸部探听一番，对另一位大夫说，快准备上呼吸机。
我站在旁边，心急如焚，问他们，俺排长这是什么病，有没有生命危险？你们一定要救救他，他可是在执行任务中病倒的。
那位女医生把我劝出门外，温和地对我说，小同志，你放心，这位解放军我们免费收治了，什么情况待会通知你。
我站在门外，看着几个大夫护士进进出出的忙碌，脑子里很乱，苏助理的交待，列车上的火炮，气自奄奄的排长……怎么会这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怎么办。我真有点六神无主了。
几个年轻的护士出来了，嘴里轻叹着，好帅的一个兵哥，可惜……
我一听，不好，推门冲进去。那位女大夫把我拉出来，严肃地跟我说，情况是这样的，病人情况非常危急，现在仍在抢救。但要报病危了，得通知他的家属……
我听了头有些晕，说，可我对他什么也不了解，只知道他是济南人。
这样，女大夫又进去，一会手里拿着排长的军官证出来，说，病人的衣兜里只有这个，看来你只得向单位报告了。
报告，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报告？我急得团团转。女大夫略一沉吟，说，那只有到邮局拍电报，这个最快。她见我六神无主的样子，转身安排了工作，利落地脱下白大褂，说声走，我送你去。
她从院里车棚里推出一俩自行车，一斜腿上去，喊我，来，上来。
坐上她的自行车，这才注意到天气骤变，又热又腥的风刮起来了，满天是尘土飞扬，北边遥遥地涌上了浓重的黑云。陌生的小城，路上人流如潮，正值下班高峰，行人眼望天气，皆神色匆匆，急着向家里赶，好象要躲避什么祸事。
谢谢你，大婶。我体味着她温暖的后背，心里感念着她这两肋插刀般的巾帼豪情，竟没有叫她医生或大夫，而是喊出了亲人的称呼。因为这感觉让我想起了遥远的童年，梦中的家乡。她边用力蹬车，边侧头说，我的孩子也在部队，他当兵的地方远呢，快两年了也没有回来过，今天看到你我就像看到了我的儿子。
果然，等我们赶到邮局时，里面已锁上门正在盘点。那位大夫上前敲门，里面人说，今天下班了，明天再来吧。我急上上前大声说，我是解放军，有急事，请您帮忙！门这才开了，不久，一张带着我的焦急，带着对排长命运的担心的电报，越过千山万山，飞向了我的部队，飞向了一情不知的苏助理。
电文是这样写得：
李排长病危，速到青岛海军医院。
因为这位大夫说，如果情况好转，需马上转移到青岛的大医院救治，他们的小医院条件太差了。并说那里有个海军部队医院，他们平时有业务往来，已经联系好了。
十几分钟后，一辆救护车鸣叫着全速向青岛方向赶去。车上除了司机还有一位男医生，排长的胳膊上继续输着液体，因为颠波得太历害，我把排长的头抱在怀里。他仍然处于昏迷当中，脸如黄纸，气喘如丝，我奇怪地想，难道人之将死会是这个样子吗，怎么一点都不像想像中的恐惧呢？不行，我要救他，“瓢虫”还需要他，他还没有结婚，我还想让他知道谁在救他，是他反感的老百姓……，拿过氧气袋，我又用力给排长输氧，被汗水泡过一样的衣服凉冰冰贴在身上，一会儿又被热汗湿透了。那位大夫说，现在输氧并不重要了，关键看他自己能不能挺住。
这时天下起大雨来，重重的雨点砸在车窗玻璃上，车门缝里渐渐透进雨水来，打湿了车垫。时不时有闪电刀锋一般投过来，带来转瞬即逝的一道炫目光明，飞速的车轮轧轧地溅起积水，与扣人心弦的鸣叫和隆隆的雷声交织在一起，谱成了一曲风雨交加与死神争抢生命的交响。
救护车终于驶进了美丽的青岛海军医院，很快，排长被送到了急救室，一番马不停蹄的抢救开始了，一个小时后，一位军医出来告诉我，万幸，多亏送得及时，排长脱离了危险。
一会儿排长被送进病房。他此刻呼吸平稳了许多，像婴儿一样入睡了，脸色也泛起了淡淡的红晕。我虚脱似在坐在旁边的病床上，看着滴滴液体静静注入排长身体，如释重负。
你是勤务兵吗？一会儿进来一个大眼睛的护士，她有些好奇地望着我。我看她那盖住大半个脸的口罩，突然莫名轻松起来，说，他仅是个排长，怎么会有勤务兵。那你出去，这里由我负责呢，无关人员不得入内。见她幡然色变，我局促进站起来，这才发现在她白大褂的下摆底下，是带崭新的军裤，再下面是两只小巧灵珑的黑色皮鞋，原来她是当兵的。我胆子大些，这也是我的病人，是我把他送来的，要也要陪护。她“嗤”地笑了，好，好，跟你开玩笑呢，你可以在这个床上休息，但有个条件，她停住，大眼晴一忽闪，就是不许睡觉，要看好这点滴，快输完了，要叫我。我就在走廊中间的值班室里。我精神抖擞地说，这算什么难事，你放心吧。
小护士浅笑着出去了，轻柔的脚步声摩擦着光滑的地板，此刻在我听来，如沐天籁之音。外面的雨好像停了，从半开的窗里透进雨后松柏的清香，室内氲氤着病房特有的温馨，让从紧张疲劳和惊恐担忧中挣脱出来的我，感到一阵晕眩。我靠在床头，半躺着，想着小护士的大眼晴，一会儿竟迷糊得睁不开眼，三番五次，终又进入了熟悉的梦乡。
……山路，细长如羊肠，我从部队向家乡的方向赶，眼看前面的车要开动了，我却迈不动步子，急得我一身汗，而奶奶、母亲、父亲在远远的地方，影影绰绰地望着我……
看你还是睡了，不知什么时候小护士进来了。边熟练拔针，卸瓶，边轻声地嗔怪我。我一面擦着流到下巴的垂涎，一面问她，不是还有一瓶吗，你怎么？小护士用大眼晴望着我，把手里的两个空瓶朝我摇摇。哟，我睡了这么长时间，一看墙上的钟表，竟是凌晨三点了。
她看了看沉睡中的排长，说这个帅小伙没事了，今天我的任务也完成了，你这个偷懒的勤务兵也可以放心睡觉了。
小护士刚轻轻带上门，排长却醒过来了。他挣扎着抬起头，惊讶地端详着四周，我这是在哪里？我扑过去，惊喜地握住他的手，说排长你终于醒了。然后简要地把过程给他讲最一遍，蓝村调度室的大背头、小背头，卫生院的女大夫、男大夫，还有小面包、大面包的司机，他们对解放军如何尊敬，如何不计报酬地抢救，详细叙述了一遍，特别讲了那位带我去邮局拍电报的女医生，他听后频频点头，陷入了沉思，这正是我想看到的效果。
我想，大难不死，应该是必有所悟，生活是会教育人的，是最好的教科书，理性的人，它会领你走出雾泽，迈上坦途。
闻声而来的小护士又进来了，对排长轻声劝慰，您醒了，要好好休息。转脸却严肃对我说，勤务兵，现在不许跟病人多讲话，他需要静养。排长听了有气无力地笑，说他可不是我的勤务兵，他是机关…，不，他是副队长，是2号。小护士的大眼晴里充满了惊奇，一个小兵也能当什么队长，还是2号。我脸一扬，由她猜去。
后来苏助理赶到了医院，见李排长转危为安后，安排我继续陪护，又急忙忙地赶往火车站，尽管我跟他讲了由炮兵班长王兴代我负责，还是一万个不放心，非要追过去不可。等我和康复的李排长赶回部队，听说列车又在别的调度区停了几次，等苏助理赶过去时，王兴他们刚办完移交手续。
几天后，我就带着一个军校的通知书离开了这个部队。有时人的预感没法说，就是这一年，我们团一下考上了十二个，创下了团史之最，也才有了我这第十一个的好运气。
后来黄伟写信告诉我，我们那个临时小分队的成员，也都各有归宿。王兴歌唱家的梦想未能实现，但因找了那个宣传队长，安排让他参加了警备区基层文艺汇演，竟得了个二等奖，被团里记三等功，满足了提干条件，第二年就加入了军官队伍。“瓢虫”在我走后，被苏助理挑中接替了我的位置，成了团里的军械保管员。他自己，到底在年底盼来亲戚的信，调到了他的身边，干上了师部公务员，他最后说，从近几年情况来看，在这儿只要干得好，都能提志愿兵的。
黄伟不知道的是，临走前我凭生第一次找领导，也就是已经是军械股股长的苏助理，提了一个要求，让“瓢虫”戚星接替我。我相信那个感动我的故事自然也会感动苏股长，果然，他听后也眼泪婆娑的，但当时却没有发表长篇大论，在接连重复两遍“这个问题”之后，点点头，就这么定了。
李排长自然和我成了生死之交，特别是当他知道我把“瓢虫”推荐给机关后，我们就成了多年无话不谈朋友。在他提升连长第二年的“五一”前，给我寄来了一张他未婚妻的玉照，照片背后，有一句话：机关兵，应该有思路，帮我参谋一下。照片上的姑娘，一看就是一个城市女孩，很洋气，笑得很甜，只是远不如青岛海军医院的大眼晴护士姑娘，尽管我连她的面孔都没有看到过。
青岛医院的那位大眼晴护士姑娘，并没有和有些小说写得那样，后来和我邂逅，后来成为我的恋人，确实没有。只是几年后我从军校毕业，挂着红牌分配到一个海岛部队时，又遇到了和她眼晴非常像的另一位姑娘，并且毫不犹豫地和她私订终身，以最快的速度，像抢救濒危动物那样，把她拖上我的贼船，成了我相濡以沫的结发妻子。也难怪后来李连长每次见到我的妻子时，总要愣会神，他说，怪了，哪儿见过呢。
奇怪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那个一成不变的梦，变换了内容。
……我靠在自行车上，眼前是模糊而快速移动的人们，然后出现一辆呼啸而来急救车，发出刺破空气的尖利声音，又是那位女大夫，笑着挥手，影影绰绰地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