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村来了一个算命的瞎子。瞎子姓王，是县城人。关于这个瞎子，县城下面的各个乡里把他传说得像神仙一样。他朝伊村的打麦场上席地一坐，不大工夫，伊村的老老小小全跑去了，把他围得密不通风。他不应该屈尊下乡来的呀!据村里消息灵通人士说，这王瞎子，他家里连着三个儿子结婚，大操大办，把他整穷了，只好从县城里出来四乡八村地替人算命，赚点儿钱。你看这世道，儿子吃老子，好像是天经地义的。
虽是屈尊，架子还是拿着。瞎子冷着脸，十分倨傲。别人报上来的生辰，他爱理不理，爱算不算的。或沉吟，或装聋作哑。这也是他的架子，乡亲们不以为忤，亲眼看见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今年一个春天就没有白过。瞎子每算好一个，他的带路童子就报一声被算人献上的礼物，一小包米，几只鸡蛋，或几只山芋……瞎子倒也不挑剔，来什么收什么，不说怪话。
我父母也去了。那年我七岁。我被我父亲押在家里打棋谱，我还没学会说话就被我父亲硬逼着学象棋了，其中的原因，留待以后再说。他一听说瞎子来了，马上放下棋子，对我说：“八年没见这人，他还记得我吗?”牵着我的手去了。到那里一看，我母亲早就在那里看着热闹。我父亲挤到前面，对瞎子说：“您老人家好!八年前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叫我到一个地方去找一个高人。不知您还记得不记得?”瞎子不说话，伸手摸索我父亲的嘴角和眼角，然后说：“好!好!看上去你好了。”
这时，我母亲分开人群挤到我父亲边上，很有些寻衅地对瞎子说：“你既能给我男人指一条光明大道，那也能给我指一条光明大道。”瞎子急速转动着眼珠子，显然有些生气地说：“生在穷乡僻壤，一个妇女，要么有能耐远走高飞，要么就安心在家里相夫教子。有什么资格追天索地?我八年前就给你男人算过命了，他是一只大鹏鸟，你是灶上的葫芦瓢。”瞎子说完，我母亲鼻子里轻慢地“哼”了一声，拉着我的领子就走了。她就是这种性格，别人见惯不怪。
回到家里，她对着灶屋里的干草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听：“哼，我为什么要死守在家里?这个家有什么好?说不定出去的是我。谁说女人就注定要守一辈子的家?现在的世道乱了，女人没有地位了。哼!”说完一些狠话，她还是钻进灶屋里开始烧饭，一边烧饭一边摔摔打打。
父亲是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回来的，估算着妻子的火快消了。没想到他刚一进门，一只葫芦水瓢就从灶屋里飞出来，正好砸在他的心窝上。他嘀咕了一声：“侠女的飞剑，真准!”不声不响地跑到屋后坐着去抽烟了。
我父亲这天没有吃早饭，因为他一大早就开始督导我打棋谱。他饿得发慌。我母亲把饭一烧好，他就忍不住去揭了锅盖，给自己盛了一大碗米饭。吃了几口，手上一空，碗没了。抬头一看，碗在老婆的手里掂着呢。父亲站起来转身就走，母亲说：“哪里走?”一把揪住他的衣服。父亲说：“我再到瞎子那里去把你我的命换过来，你是一只大鹏鸟，我是家里的葫芦瓢。”母亲松开手说：“我也不想做大鹏鸟，我也不想做葫芦瓢。你让老瞎子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才能碰到一个我真正爱的男人?”父亲说：“快了，快了。这个命我给你算了。不出今冬明春，你就安心地等着吧!”
熟悉我们家情况的人都知道，我母亲固然性情乖张，但我的父亲也是自作自受。他是自投罗网。
我母亲生在棋王家里，是棋王三个女儿中的老二。棋王的三个女儿每人都有一个花名绰号。大女儿叫大绣球，二女儿叫二玫瑰，最小的叫小茉莉。这个二玫瑰就是我的母亲。她浑身带刺，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啥都敢说，啥都敢做。又有一样与众不同的性格，不爱钱，不爱权，只对男女之间的情事在心在意。当她的姐妹们说三道四，可劲地积攒私房钱的时候，她却与邻村的一个铁匠私奔了。那铁匠是有妇之夫，而她当时已经与县里的一位官员之子订了婚，那官员之子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是个前途无量的人。
这件事一夜之间传开，人人都觉得匪夷所思，谁会放着现成的好日子不过?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面呢。一年过后，她一个人两手空空地回娘家了，原来她与铁匠分手了。她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悲伤的样子，也没有表示出对家里人的歉疚。回到家里，吃、喝、洗澡、换衣裳，然后去逛街，串姐妹的门……哪一件都没耽搁。棋王私下里把他的大女儿和三女儿叫到面前训话，说：“二姑娘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朝深里说，是‘文革’带来的遗害，那几年弄得人都不知道羞耻了。你们不要向她学习。有谁想给她提亲，你们不用回家商量，立马应允了。听懂了吧?”
棋王这句话传到了二姑娘的耳朵里，她也不生气，实事求是地自我评价说：“我是个水性杨花的人!难怪爸爸看着生气。”
没有人提亲。棋王的大女儿乔雪春、三女儿乔雪银相继出嫁，二女儿乔雪树就像被人忘了似的。谁敢娶她啊?她自己都说了，她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那时候“文革”已结束，政府不再那么讲究政治挂帅，社会上吃的玩的一时都兴了起来。棋王收了好些徒弟，每个月的初八，在家门口的大柳树下设局迎战各方好手，也是切磋棋艺，发扬国粹的意思。一九七九年农历六月初八，我父亲翻过一座山，绕过大半个湖，来到老乔家那棵著名的大柳树底下。他不是象棋好手，也不想拜师学艺。只因为政府退还了他两样“文革”中被抄家的物资：一只紫檀木棋盘和一副犀牛角象棋。有了这两样东西，他没头没脑地就觉得与棋王有缘，一定要让棋王看看这两样祖传的宝贝。
棋王看到这两样东西，眼睛都直了。他今年六十岁了，被人叫了三十多年的棋王，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棋盘和棋子。他小心地把紫檀木棋盘翻过来，欣赏背面雕刻的密密麻麻的云龙纹。从棋盘的做工、色泽、手感上判断，应当是明代的东西。棋王看了一阵，放下这两样东西就回屋里去了，他坐在屋里用力地劝说自己，给自己世俗思想与灵魂做出理性的审判。最后，他高尚的灵魂胜利了。君子不夺人之爱，更不可妄起邪念。他松了一口气。
棋王再次出去的时候，发现拿棋盘的小伙子已被人打昏在柳树底下，那副棋盘和棋子不见了。发生这种事，棋王一点儿也不奇怪，他知道他的徒弟中有几个是“造反派”出身，崇尚武力和斗争哲学。他用足了力气吼道：“哪个人干的?还有没有王法?”
一个徒弟跑上来说：“师傅，不是我干的。但是我说句公道话，人家是为了您老人家……您回去看看，那两样东西放到您家里去了——就放在二姑娘手上。”
话音刚落，二姑娘的身影出现在客厅里，先是棋盘从门里飞了出来，没等棋王出声阻止，一副犀牛角棋子如天女散花一般落在地上。棋王心疼得直跺脚，赶忙俯下身去捡，恼怒地说：“以前的姑娘都有规矩的，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然的话被人看不起。现在倒好，姑娘家就像野小子一样。”屋里“扑哧”一笑，二姑娘出来跟父亲一起捡了。正好昏在柳树下的小伙子醒了过来，灰尘四扬地走过来。二姑娘厌嫌地挥挥手，把棋子一把塞给了他，骂道：“快走吧!丢人现眼！”她忽然又想起什么，问：“你会不会打架?”刚醒过来的小伙子不紧不慢地回答她：“打架?蠢人干的事!”
我父亲绕过了大半个湖，翻过了一座山，回到家。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被人打了，为什么心里还甜滋滋的?
结论：他喜欢上了棋王的二姑娘。他不在乎她不好听的名声。
我父亲大名叫程家良。他在中学里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优秀青年，因为父母亲都是村子里的小百姓，他没有门路被当地政府推荐上大学或参军，所以高中毕业后就回乡务农了。他和我母亲一样，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与我母亲的个性正好相反，他守规矩，懂礼貌，凡事追究一个“理”字。他天性爱“理”，年轻轻的，就被村里一些人笑他迂腐。
我父亲带着瞎子的信去了祖国的大西北。过了半年他才回来，他到村口就有人告诉他：“程家良，你媳妇在集市上买鸡蛋吃哩。她每天都要吃一大堆鸡蛋，她的肚子大得不得了。”我父亲心急火燎地赶到集市上，只见我母亲拎着一袋子鸡蛋，嘴巴里吃着东西，鹅行鸭步，笑容灿烂，看上去十分自在。她一见我的父亲，“哈哈”大笑起来，说：“程家良，欢迎你回家!你再不回来，粪池就要溢出来了。你这个狗东西，在外面混了半年，有没有找到治我的法子?是打我?骂我?还是挖个地洞囚我?”
我父亲回来后，我出生了。我刚会“牙牙”学语的时候，我父亲就在我面前摆上棋盘，教我认识每个棋子应该摆放的位置。所以，我刚会说话，就能准确无误地把棋子放在该在的位置上。然后，我父亲开始教我怎样走棋。
他说这就是那位高人教他的招术。这种话谁会相信呢?但是他出去的半年里究竟做了些什么，没人去问。因为在这样的年代里，他这种行为是没有价值的。这是一个相信金钱的年代，男女之爱显得虚无缥缈，无足轻重。
我母亲一直不相信他找到了什么高人，她认为这半年里他也许去远方寻找别的女人去了，借以排遣他对妻子的失望。所谓的治妻招术，说不定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名堂。但她对此没有任何反感之处，她怀了孩子，马上就要做母亲了，但是心里感受不到生活的压力，也感受不到家庭的束缚。改革开放的年代，大家都在一门心思地追求物质，她还在不切实际地对爱情想入非非。
我父亲给我取的大名叫程爱树。从这个名字里你可以看出来，他确实深爱着我的母亲。我会走路后，他就带着我到处与人下棋，我就在旁边看着他走的每一步棋子，记在心里。他带上我还有一个作用：他赢的话，我就把赢来的钱放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回家交给母亲。他若输的话，我就从衣服里面的口袋里掏钱给人家。他总是赢多输少，不几年我家就拆掉茅屋建瓦房了，但我母亲的心从来不在父亲身上，她说：“程家良啊!我不是一个好女人，我注定是个坏女人。”我父亲听了这种话也不生气，反而安慰她说：“乔雪树，你要是个坏女人我为什么要娶你呢?你是一朵玫瑰花，就是刺多了一些。”
我父母就这样过了八年。一直到我七岁那年，王瞎子的钱包被三个儿子折腾得空空荡荡，屈就来到乡下算命。你也知道了，王瞎子来的这天，我母亲又与我父亲吵了一架。因为王瞎子说她是一只葫芦瓢，而我父亲是一只大鹏鸟。这以后不久，我父亲真像一只鸟儿一样飞出去了。
我父亲出去前对所有的人都说，他是进行着一个壮举。什么样的壮举呢?就是他要一个人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巡回象棋赛。时间不限，也许五年六年，也许五六十年。他要靠这个发家致富，让妻儿老小过上社会主义的小康生活。我对此深信不疑，屡屡恳求父亲带上我，但父亲严肃地打消了我的念头，因为我秋天就要上学了。
我父亲离家的真实情况是：我妈爱上了村里槐树林里那个养蜂人。
我母亲是个美人坯子，男人见了她没有不多看一眼才走的。她可从来不正眼瞧男人，因为还没有她瞧得上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有钱或有权，她瞧不上就是瞧不上，没有道理可讲。今年五月中旬，村里来了一个养蜂人，住在槐树林里。这时候的槐树花开得一片雪似的，还带着浓浓的香味。女人们都到槐树林里去找养蜂人，从他那里买些金黄透亮的槐花蜜。我妈从不喜欢与村里的女人们一起行动，她是一个人去的，而且是在傍晚。养蜂人看了她一眼，又看她第二眼。很奇怪，这个其貌不扬的养蜂人只看了我母亲两眼，我母亲浑身就有些发抖了。养蜂人嗅到了味道，死死地盯着她不松开眼珠子，给她的蜂蜜多了一倍还不止。忽然大胆地拉住了我母亲的一只手，看她没有反抗，又拉住了母亲的另一只手。他把母亲的手一只一只地反复抚摸，突然扔掉，很武断地说：“幸福就在这里，看你能不能把握它?”
我母亲惊慌地逃出槐树林，一到家就对我父亲说：“程家良，我有救了!我活过来了!”看到丈夫苍白的脸色，她觉得有点儿对不住他，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她天性张狂散漫，又从来没有爱过一个男人。她骗不过自己，不能把到手的幸福放弃掉。她低下头去，认了一个错：“程家良，我对不住你!我天生就是个坏女人!”父亲说：“你要是个坏女人我怎么会娶你呢?你是一朵玫瑰花，就是刺多了一些。”
所以，父亲是第一个知道情况的人。母亲最先把情况告诉了他，这又一次证明，她把父亲当成了说话的对象，一个朋友，或者是兄长，一个包容她所有行为的贴心人，一个命里的救苦救难者，唯独不算她的爱人。
我父亲一丝不苟地担当着以上这些角色，他听了我母亲的坦白以后，马上就去了槐树林。他对养蜂人说：“我要一斤蜜。”养蜂人拿出一只玻璃瓶，往玻璃瓶里倒了一些蜜，连瓶带蜜放在秤上称了一下，对父亲说：“多给你差不多一两呢。”父亲看了他一眼，拿过他的秤杆，连瓶带蜜地称一下，才一斤多一点。那么一个玻璃瓶子起码有二两啊!他知道这个养蜂人是个不诚实的男人，为一点点的蜜就会撒谎。
父亲回来后对母亲说了养蜂人撒谎的事，他认为这个人是不可靠的，不是女人该信赖的人。母亲喊叫着说：“谁不撒谎啊?就是圣人，恐怕也有撒谎的时候。”她满面红光，一点儿也不想掩饰心中到来的爱情。我父亲知道，他该走了。
但他还有一件事要做，他必须到棋王家里去辞行。以前他要走好几个小时才到，现在修了路，通了桥，他大半个小时就到了岳父岳母的家里。
棋王坐在我父亲面前，塌着腰，像是矮了一截子，不住地唉声叹气，屡屡拿眼光瞄在我父亲的脸上，好像是他做错了事。这几年他收徒、讲课，气象很不一般了，身上穿着一件外国人送他的阿拉伯长袍。他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地说：“实事求是地讲，我算是开明人士。但是这东西实在过分……”他破口大骂：“一个破养蜂的……她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骂了女儿，他开始责怪我父亲：“你是怎么搞的?你是不是对她太民主了?我听说你们结婚时，族长给了你一个降她的计，让她一个人干家务、带孩子，还要让她下地劳动，让她养猪、养鸡鸭鹅……如果还有剩下的时间，让她给家里的被子、衣服上全部绣上花。你有没有按族长的吩咐做?”我父亲说：“这些事她全做了。她是个能干的女人。每天都把事情安排得妥妥帖帖，还忙里偷闲唱上几句戏文。”
棋王说：“她唱啥?”
“小尼姑思凡。”
“那你应该打她骂她!”
“我不打她不骂她，后来还怕她累坏了，不让她下地，帮她带孩子、烧饭……”
“不要说这些了，你就差没替她去绣花。你对我说说，你发现她有了外心以后有没有打她骂她?”
“不是我发现的，是她自己告诉我的。我知道以后没打她没骂她。”
“那……那我们也没办法了。你是活该！”
话说到这儿，我父亲才说明了来意：“我今天来，不是兴师问罪的。一个女人，她有权选择爱与不爱。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去看了那个养蜂人，我想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看到他眼神闪烁不定，手势轻飘花哨，身子骨也嫌单薄，满嘴谎话，不是一个能担当生活的人。”
棋王说：“想必你这些话是告诉了二丫头的?”
“告诉了。”
“她是什么反应?”
“她责怪我多事。她满面红光，精神焕发。”
棋王叹了一口气：“那她要吃苦了。”
我父亲说：“所以我现在来告诉你：你放心，她吃不了苦的。我七八年前就着手安排她的生活了，我的儿子现在就能下棋养家。”
棋王站起来朝我父亲鞠了一躬，他的阿拉伯长袍太长，差点儿绊他一跤。他抬起头说：“家良，你是个真英雄!”
棋王把那只棋盘还给了我父亲，自己只留下了那副犀牛角的棋子。我父亲就带着家传的紫檀木棋盘离家远去了。以后他一年回来一到两次，每次回来之前，他会想办法通知我，叫我到爷爷奶奶家里见面，让我与他下棋。每次他总是故意输给我，然后把他带回来的钱交给我，再三地嘱咐，好孩子不能自己偷着花钱，一定要把钱交给妈妈……当然，这些事，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