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是从后窗扬进来的，迅雷不及掩耳，就那么“刷”的一声。
“鬼扬土！”有人惊呼，这种惊呼更像来自大脑中枢神经的条件反射，或者完全出于本能，就像宿营地的哨兵突然发现已被敌军包抄，慌乱中放了一枪。谈笑风生戛然而止，死寂和恐怖不期而至。大家面面相觑，噤若寒蝉。事发现场就几个人：书记甄久耕和前来道贺的几个老师。
事实胜于雄辩，鬼，又来了，就在后窗外。
后窗外是冰雪锁死了的山坡，除了孤魂野鬼，大晚上的不可能有人以受冻为代价搞这种无聊之极的恶作剧，再说，冰雪之下不可能有这种只有屋檐下才有的被日头晒透了的干面儿土。阴阳两界，凡人是无法看到鬼的，但自后窗而入的土，夹杂着粉尘，却是一目了然，足以让人联想到鬼扬土时那猖狂的动作和狰狞的表情。
当晚，我在我们家见到了甄书记。甄书记很少这么晚到我们家来，但来了。
当时我正趴在简易写字台上做作业，隔空子偷窥我父亲写给县教育局的报告、请示等公文什么的。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校长了，先是樊集寨中学的校长，后来调任方台子中学的校长，再后来调任野雀窝中学的校长，如今又成了九十里铺中学的校长，和甄久耕搭起了班子。父亲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把一个烂摊子拾掇得像模像样，为此我们全家跟着他颠沛流离遭了许多罪。
我偷窥父亲的公文不是没有理由，父亲的字里行间经常有新鲜事儿，比如在《关于请求委派城区优秀教师来我校支教的请示》中，特别强调要男教师，不要女教师。我嘴里不说，心里很不痛快。13岁的我早已懂得了欣赏。咱学校女教师本来就少，仅有的几位，长得还不如学生好看。比如我们初二级的靳国花同学，脸蛋像苹果，嘴巴像樱桃，眼珠像葡萄，鼻子像粉梨，反正好吃的都长在了她脸上。有次县教育局领导在乡长的陪同下来检查工作，一眼就看上了“三好生”靳国花，说是儿媳妇生产缺个保姆。父亲故意不理这个碴儿，甄书记就劝导父亲：“既然上边要，就让她去吧，何况大学的门对种田人早关死了。”靳国花就进城当了保姆，把全班女同学羡慕得要死，后来就呼啦啦进城了不少。
那年腊月，我随父亲进城买年货，父亲领我顺道去了教育局。教育局长开导我父亲：“你个老隋啊！久耕同志不就那点毛病嘛，美国的克林顿在外边还有个莱……莱什么斯基呢。你盯紧点好了，以别让他上手为底线。”
我当然不晓得甄书记到底是啥毛病，只晓得甄书记有个爱好，就是善于对女教师助人为乐。有个落雪的黄昏，我去数学老师穆喜莲宿舍不耻下问，看见甄书记坐在凳子上，平举的两条胳膊上缠着一圈白得耀眼的毛线，像一辆被控制了的纺车。他的右腿伸得奇长，远远送出一只脚来，鞋尖就要进入穆老师高跟鞋的鞋弓下面了。穆老师跷着二郎腿儿，两只手悠然地缠着毛线卷儿，吐出的瓜子皮儿，居然像蛾子一样落在了甄书记的膝盖上，一粒儿，又一粒儿。
我当时无限美好地联想到了课文《记一辆纺车》，想到了解放区的军民大生产。老师说过，这篇叫做散文的课文，很有诗意。
甄书记来我家的那天晚上，一脸土色，比成语面如土色更要面如土色，因为我发现他的眉毛、眼袋、胡子茬上的确挂着尚未清理干净的干面儿土，像是刚从砖窑里爬出来。他不是嘻嘻哈哈进来的，他带来了过于肃穆的陌生气息。他对我父亲说：“老隋，一号房子，我还是不住的为好，就按照你说的，留给城里来的支教老师吧。”
那些年，通过我父亲跑县领导，跑企业家，四处奔走，多方化缘，我们九十里铺中学教职员工和学生宿舍的条件得到了根本的改善，新落成的几排宿舍全是砖混结构，整齐划一，而且还编了号，一号房子和二号房子有厅有套间，条件最好，其余都是普通房。
“好好的你不住，这是为啥嘛？”父亲发问时，一脸的糊涂状。
在乡村教师的圈子里，都说我父亲是个明白人。农民出身的教书匠，半辈子过来赚个明白二字，等于头顶罩上了一层金边儿，荣耀着哩。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糊涂的时候，但这些年，父亲似乎老是莫名其妙地犯糊涂，比如此刻面对自己的搭档，脸上的糊涂简直没法形容。用前几年我上小学时学来的常识，就是父亲脸上点、横、竖、撇、捺，乃至竖弯勾、横折折撇全是糊涂状，哪像德高望重的隋校长啊！
“你个小娃娃给我出去，大人说话哩，你不要竖耳朵。”甄书记这话是对我说的，他说，“我给你爸爸说个事儿。”
乐得我转身飞出屋子去操场溜冰了。那些天的日头无精打采一副磨洋工的样子，操场沿墙根一带背阴的冰雪，趁机变得坚硬透亮，像铸了一层玻璃。平时，这里常有住校生学着电视里城里学生滑旱冰的样子溜来蹭去穷开心，但今晚却出人意料地空旷。孤独的残月像个缴不起学费的穷学生，连洒下的清晖都像点点泪滴。无情的西北风撕扯着白杨树上最后几片枯黄的叶子。晚自习后的学生宿舍灯火通明。我根本不晓得，同学们正龟缩在宿舍热议着鬼扬土的话题，我误以为宿舍窗口投向我的目光，蓄满的是艳羡，或者是对我溜姿的欣赏。我一时好不得意！第二天，我的同桌王麻子诡秘地告诉我：“晓得吗？昨晚，就是昨晚，你们家斜对面的一号房子，鬼扬土了。”鸡皮疙瘩瞬间就爬遍了我的全身，我的天……天哪！昨晚，我得意忘形的样子，一定让他们充满好奇和期待，没准儿会目击到远远比鬼扬土更刺激的鬼捉人的好戏吧。
中午回家吃饭，我迫不及待地问父亲：“爸爸，同学们都传昨晚鬼扬土了，是真的吗？”
“都啥时代了！你个当学生的，信这个干啥？”父亲说，“传言归根到底是传言，咱山村传言还少吗？”
关于鬼扬土的传说，我从小就有耳闻。流传最悬乎的一次鬼扬土事件大约发生在6年前。当时乡政府搞扩建，要征用包括一号房子所在位置的半拉校园。那天的正午没有风，称得上光天化日。日头耷拉着脑袋，在云层中惺忪地俯瞰着大地，老师们正在上课，学生们正在听讲，树上的知了莫名其妙地鼓噪。校园外的集镇上，人、骡子和三轮车都在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里喧闹着。乡长和工程技术干部一行多人浩浩荡荡开进校园的时候，我父亲恰恰赶集去了，甄书记忙不迭地接待了各位贵宾。大家正在土木结构的危房指点江山的时候，“刷”的一声，土就从后窗扬进来了。土扬得很专业，很精准，很激烈，弄得乡长灰头土脸，圪蹴了身子，半晌睁不开眼睛。
“妈呀！”当时的女干部——如今的县妇联主席尖叫了一声，迅即甩掉精巧的小肩包，捋起袖子，用兰花指撑开乡长的眼皮儿，轻轻地，轻轻地吹啊，吹啊，像吹婴儿的肚脐窝儿。
几个乡干部怒火中烧，第一时间冲出了校园，连跳带蹿地在赶集的人群中穿过，绕过幽静的背街，拐到后窗的山坡上四下搜寻。那是一种可以叫做地毯式的搜寻，搜寻的结果是：一个人影儿都没有。干部们无功而返，回到集镇上，碰见父亲臂弯里挎着一篮子鸡蛋往学校赶。父亲主动问：“你们这些当公仆的，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忙哪路数的革命呢？累成这个样子了。”
干部神秘兮兮地说：“隋校长，大事不好了！你们学校有间房子，有人从后窗往里扬土哩，哦哦哦，是人不是人还说不准，反正我们找了好一阵子，没找着人。”
父亲当场就十分认真起来，说：“这还了得，扬的土伤着人了没有？”
“伤着了，偏偏就伤着咱乡长了。”干部说。
“走，跟我走，后窗是山坡，地形我比你们熟悉，你们如果不嫌把西装领带皮鞋弄脏的话，就跟我再去搜搜。”父亲说。
父亲一主动，干部们谁也不好不响应。父亲亲自领着干部们再次绕过背街，来了个二次搜山。这次搜寻比上次范围要大，时间要长。父亲搜得很认真，又是爬坡，又是攀岩；又是翻地埂，又是钻灌木丛，弄得浑身都是泥土草屑，连裤子也多处被荆棘划破。父亲的表现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干部，表现归表现，感动归感动，致命的是，这次行动依然扑了一空。扑空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结论，这个结论，愈加地靠近鬼扬土。
父亲一回家，那狼狈不堪的样子就把我们吓了一跳。母亲说：“你这是咋了你？”
父亲说：“赶集的时候，见牲畜市场一头毽子牛冲出了人群，跑到了后山，牛主人嘛，是个咱学生家长，碍不过，就帮着追了一趟。”
后来我们才晓得那是假话，但当时我们深信无疑，反正父亲在集镇上帮老乡追个牛啊驴啊猪啊的，不是一次两次了。我理解父亲造假的良苦用心，他如果告诉我们是带领乡干部们找扬土的鬼，那还不把我们活活吓死？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哩，个个准被吓灭了不可。对了，我有必要补充一点，据说父亲和干部们从后山出来后，父亲沮丧地说：“为了帮你们搜山，我的鸡蛋没了。”干部们这才发现父亲臂弯里挎的竹篮子空空如也，就问：“鸡蛋呢？”父亲说：“还用问嘛！磕磕绊绊的，全碎在灌木丛中了。”干部们觉得过意不去，就问：“几斤？”父亲说：“也不多，就5斤。”干部们就给父亲赔偿了5斤。父亲执意不肯收，最后只好说：“既然你们买了，我就收了吧，不收，你们心里更难受。”据知情人讲，当晚，父亲打着手电筒独自探进灌木丛，把他藏在那里的鸡蛋原封不动地找了回来，添补了学生食堂。学生食堂最寒酸了，缺盐少油的。
第二天，乡长再次莅临学校，首先对我父亲带领乡干部们搜山的感人事迹表示敬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今后要进一步支持教育工作。最后，乡长郑重其事地对我父亲说：“隋校长，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地嘛！这个地嘛！就不征了。”
“唉！我们当老师的，想给乡政府作点贡献，送点地皮，咋就这么不顺哩！”父亲遗憾地说，“我早就想过，等你们征了地，盖了楼，要给你们送匾的。”
“谢谢隋校长！”乡长激动了，感动了，顺手给父亲施舍了一支叫红塔山的香烟，同时往自个儿嘴里叼了一支，秘书马上把打开的打火机呈了上去。父亲那天没带火柴，就把香烟夹在耳朵上。乡长动情地拍拍父亲的肩膀说：“有你这片心，我们当领导的，也欣慰了。我在城里当副科的时候，就听说您扎根农村教育事业几十年如一日，有胸襟，有点子，有魄力，昨天我们调研了学校焕然一新的面貌，真是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呢！”
那支红塔山香烟，父亲当天就转手送给了甄书记。甄书记感动得握了父亲的手，像平时没握过似的。红塔山香烟在教师堆儿里是缺物，甄书记选择了饭后享受红塔山，每吸一口，就闭了眼，似在神游蓬莱仙阁，连干燥的鼻毛都支棱出来了，却不见烟雾排出来。
6年前的那次鬼扬土事件在我们这里影响深远。有人曾私下咨询过镇上最有名的风水师——我父亲的老友马阴阳。马阴阳只说了一句话：“当年，城里下放来的一个老右派就是在一号房子位置上的吊。”
我没赶上看30多年前的老右派上吊，但近年来死人的事倒是见了不少，有的死者还在我们学校上过学，比如上湾村的杨四海辍学后在城里当了农民工，一年下来没领到工钱，就偷了老板家的钱，公安破案到家门口，才发现杨四海早把自己挂在了梁上。听说是抓盗窃犯，我们都去看热闹。那天，杨四海的舌头吐了好长。
本次鬼扬土事件发生后，甄书记和我父亲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先后做了重要讲话，甄书记讲话的要点是：我们是学校，是教育和被教育的场所，谁也不应该相信所谓的鬼扬土现象，那土，必然是风刮进来的，是自然现象嘛。
我父亲讲话的要点是：封建迷信信不得，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谁要是真的见过鬼，我敢从崖畔上垂直跳下去……
作为学校的党政一把手，我父亲和甄书记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对路，用我们农村人的话，就是尿不到一个壶里。比如在研究分配新房子的问题上，我父亲建议班子成员和教职员工一视同仁，住普通房，一号房子和二号房子作为待遇给教学一线的资深老教师或者从城里来的支教老师住。但是甄书记认为党政两个一把手在农村三尺讲台辛辛苦苦半辈子，搬进一号房子、二号房子合情合理，谁也不会有意见。父亲只好说：“您是书记，那就住一号吧。”
“那你就住二号吧。”甄书记说，“到时候咱一起乔迁。”
“我住普通房就可以了。”父亲说，“二号让给老教师杨五金，他刚从民办转成公办，工资待遇低，老婆还在家务农，儿子在外打工。”
谁也没想到，甄书记还没乔迁呢，就惨遭鬼扬土。
一号房子就这样以等待支教人员的名义空置了一段时期，里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浮土，浮土很细，白森森的。直到听说支教人员马上要来，校工才招呼几个不谙世事的新生进去，做了一番打扫。
支教人员叫赵媛媛，来自县二中，据说还是什么学科带头人。赵媛媛不仅名字时尚，学历也创我们学校之最：硕士研究生。她给高中教政治，还给初中各级补习英语。赵媛媛皮肤白皙，长得耐看，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夏天穿连衣裙，冬天穿羽绒服，成为我们九十里铺最靓丽的风景。她不仅给九十里铺中学带来了新气象，而且在一号房子一住就整整一年，很出色地完成了支教任务。在她住一号房子的日子里，全校师生恪守着一个城里人闻所未闻的惊天秘密：鬼扬土。
蹊跷的是，谁也没见赵媛媛老师惊慌失措地从一号房子逃出来过，也没听说她半夜大呼小叫。去赵媛媛那里交作业的班长、学习委员们都说，一号房子被赵媛媛老师布置得很优雅，很温馨，很清爽，总归是很城里。据老师传，有那么几次，大概是夜幕降临的时候，甄书记实在想进去关心一下赵媛媛老师。敲门，门开了，但是甄书记看到赵媛媛倩影的同时，也看到了黑糊糊的后窗口。
“甄书记请进！”赵媛媛说，还做了个邀请的姿势。
“哦哦哦，不进了，不进了。”甄书记说，“晚上别忘了把炉子封好，一氧化碳厉害着哩。”
“嘻嘻。”赵媛媛老师笑了，说，“这大夏天的，我没有生炉子啊。”
“哈哈哈哈。”甄书记爽朗地笑了，说，“你看我你看我，开了半天支部会，糊涂了不是，晚上把纱窗关好，山里的蚊子没见过城里人的皮肤，图新鲜呢。”
赵媛媛老师返城后，我父亲再次给县教育局打报告，恳请继续派援兵来支教。但是暑假过后，援兵并未到。父亲专程前往县教育局询问根由，领导无可奈何地说：“真是奇了怪了，好不容易给你们动员了一个男的，是县三中的骨干老师刘军亮。他上周突然来解释，母亲年迈，儿子太小，家庭包袱太重，离不开，这哪像一名年轻党员的话呢！隋校长你放心，支持农村教育是长远战略，人选，我们继续物色。”
后来才听说，美丽的赵媛媛老师在那个暑假惨遭车祸。她是在自愿做一项学生进城当农民工的调查时被撞死的。这些年，土地不养人，我的许多同学都进城当了农民工，听说有的女同学早就不时兴当保姆了，时兴去夜总会。赵媛媛从一个夜总会出来不久，竟忘了躲车……赵老师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支教工作：“如……如果有来生，还……还要去九十里铺……”
都说车祸是意外，但为啥这样的意外偏偏就落到了赵媛媛的头上？大家心照不宣，赵媛媛是从一号出去的，鬼没有给她扬土，却给了她死亡。
支教工作在我们九十里铺中学实际上彻底画上了句号。
为了证明鬼扬土的事情是子虚乌有，我父亲不顾甄书记和广大教职员工的劝阻，卷起铺盖儿，拎个枕头，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一号。他以宣言般的口气说：“世界上怎么会有鬼呢？大家都看我的吧。”
那一刻的场面过于悲壮，像故事片里的战场，一号房子分明就是敌人的最后一个碉堡。我父亲腋下夹的、手里拎的哪是铺盖卷儿和枕头啊，分明是炸药包。当时广播里恰好播放南斯拉夫老电影《桥》里的插曲《啊，朋友再见！》：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那天早晨从梦中醒来，敌人闯进我家乡……那一刻，甄书记和许多老师的脸上都挂着晶莹的泪花。甄书记给父亲敬了一支烟，手抖个不停，打火机像小老鼠一样在手里活蹦乱跳的。耳听着插曲就这样进入了尾声：……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插上一朵美丽的花儿。
关键时刻，马阴阳浮出水面，说：“我想起来了，当年，学校和公社的房子都破烂不堪，也没围墙，老右派上吊的那间屋子，好像不是在一号房子所在位置，应该在乡政府孙乡长办公室的那片地儿。”
言外之意，即便有鬼，也和一号房子没有关系。话传到乡政府，孙乡长的办公室很快就变成了接待室。
父亲每天早上从一号房子出来，逢人就讲：“睡得很香，什么事情都没有。”
所有的解释、证明都是那么的缺乏现实力量。之后的好多年，我父亲为了支教工作一趟一趟往城里跑，连头发都跑白了，跑稀了。他的执著和渴望感动了县城里所有的优秀老师，却没有感动他们支教的决心。
一急再急，就急出了事情。父亲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突然狂呼：“这世上，谁能分得清人鬼？我就是鬼，土是我扬的。”
全场哗然。这话只有疯子才能说得出。
父亲果然从那天起成了疯子。疯子的话是信不得的。甄书记说过：“我们怎能相信一个精神病人的话呢？我们宁可相信鬼扬土，也不能不相信老隋啊。”问题是，一位耳聪目明的省级优秀教育工作者怎么会疯呢？大家的共识是，父亲如果不是逞能住进一号房子，他，他能疯吗？父亲被送进了县精神病医院。新任校长到位后，二话没说，住普通房，绝不靠近一号房子半步。父亲住院期间，每天语无伦次，大讲特讲唯物主义。甄书记、新任校长以及教职工、学生代表前来看望的时候，父亲的第一句话不是陈述句而是疑问句：“支教老师来了没有？”
“老隋你就不用惦记支教的事情了。”甄书记说，“许多学生都背井离乡去打工了，生源越来越少，眼看着咱学校就要空了。听说上边已经论证，要把城里的一个水泥厂搬迁到这里来，利用校址搞发展。”
父亲当即表示反对，严重的精神病让他的智商变得不可思议，他说：“如果这样，我死了变成鬼也不会罢休的。”
校园已经显得空荡荡，像个沉寂的古堡。父亲隆重的葬礼为那天的校园增添了难得的人气和生机。在“桃李满天下，美誉赢桑梓”的挽联两旁，从城里自发赶来的农民工一层又一层，黑压压一片。他们还保留着学生时代的质朴和秩序，像一支刚刚集合起来的队伍。
悄然隐退的，是水泥厂的项目。某天，有县、乡各级领导参加的项目奠基仪式正在校园举行。仪式的隆重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父亲的葬礼。空中突然“刷刷”作响，尘土飞扬，遮云蔽日。校外漫山遍野都是鬼，男鬼，女鬼，老鬼，小鬼，个个大呼小叫，摇旗呐喊，争先恐后地朝校园里扬土，其中领头的鬼很像我父亲。所有的人，终于有机会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连甄久耕书记自己都说不清楚，那到底是自己的梦，还是看走了眼。
马阴阳发话：“那些鬼，都是各朝代从这片土地上死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