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老昆
雷老昆是北街人，解放前被人尊称为雷三少。土改那年虽未枪毙他，但让他给死囚陪过罪。所谓“陪罪”，就是开宣判会时，给陪罪者插上亡命牌，然后与死囚犯一齐拉到法场。事先知情人全保密，陪罪人并不知晓。雷老昆当时以为自己要死，结果枪声还没响，他就吓得尿了裤子。从此，就落下小便失禁的毛病。
听上辈人说，雷家先人曾是镇上首富，连皖地界首城里都有他们的生意。雷老昆的父亲叫雷大宇，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一齐上，不久就将家业败了大半。亏他死得早，总算给雷老昆留下上百亩好地。雷老昆掌家之后，惨淡经营，一心想兴家置业，光复宗室，不想时赶兵慌马乱的年月，家没兴起，土改时反倒落下顶地主帽子。挨斗争不说，还过了一回“鬼门关”，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整日活得提心吊胆。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雷老昆已年过花甲。由于属“地富反坏右”之列，仍要下大田干活，接受改造。每逢开会，还要拉到台上亮相。有一回，造反派斗争一个地主婆，让其他坏分子陪斗。他看到“革命群众”先让那地主婆“坐飞机”，然后揪她的头发。头发带着血丝，一缕缕地被揪下来，“寒”得雷老昆又尿了裤子。散会后回到家中，眼睛里还满是恐惧，脑袋里全是那地主婆带血丝的头发。他偷偷试着揪自己一缕儿，学着造反派的狠劲儿，猛地往下一拽，直疼得钻心，头发也没拽下。雷老昆捂着头皮揉了揉，禁不住更加害怕。他甩起大步跑到理发店，说要剃光头。理发员瞥他一眼，问：“你不是北街的雷老昆吗?”雷老昆点头又哈腰，说：“是是是。”理发员说：“上头有指示，五类分子一律不准剃光头!”雷老昆一听这话，面色顿时苍白如纸，惊恐地望了那理发员一眼，急忙跑回家，对大儿子说：“快，快!快给我剃光头!”儿子不解地问：“你剃光头干什么?”雷老昆说：“你没看今儿斗那地主婆，头发全被揪光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轮到了我们，咱要有个防备。不但我剃，咱全家都要剃!”大儿子说：“没剃头刀子怎么办?”雷老昆想了想说：“镰刀，用镰刀!”父子俩翻腾半天才寻出一柄锈迹斑斑的镰刀。儿子迟疑了片刻，退去镰柄，在石头上“噌噌噌”磨了两个时辰，才将生锈的镰刀磨得飞快。
雷老昆摸摸光头，放心了不少，心想就是轮到自己挨斗，别人也休想揪他的头发。接着，他命令老伴与儿子们都剃光头。老伴儿见他头上像刚褪去毛的猪皮，一片惨白，白了他一眼说：“你们男的剃光头好说，我一个女人家剃了光头咋出门?”雷老昆厉声说：“你知道个啥?西街那地主婆今儿个满头头发被揪了个精光，一缕儿一缕儿的都带着血丝儿!我离她最近，看得最清，满头都是血珠子!你若不怕你就别剃!”老伴儿听得脸色煞白，连说我剃我剃!雷老昆又说：“另外，他们还让那地主婆坐飞机——坐飞机你们知道不?就是这个样儿——”说着他就开始表演“坐飞机”：将双手平伸，使劲儿朝后翘，头颅朝前，像个欲飞的大鸟。由于用劲过猛，差点儿摔倒。这时候，他才知道“坐飞机”也极残酷，应该先练一练，便对两个儿子说：“来，帮我练习坐飞机。”说着就伸出了两只胳膊，“要下恶劲儿朝后扳!”两个儿子不忍心，怏怏地不敢上前。他一看儿子踌躇，很是动怒，吼道：“你们下不去狠手是不是?可到了那时候，没人会可怜你!从今天开始，不但我练，全家人都要练!我告诉你们，没一身硬功夫，怕是都过不了这个坎儿!快过来!”两个儿子拗不过，只好走上前，同时架起了他的双臂，朝后掀，又用另一只手扳着他的头颅。看扎好了架式，雷老昆喝道：“对，就这样!使劲，使劲!”可是，儿子们仍是下不了狠手，为此他很泄气，大骂儿子不懂世道儿。最后他只得寻来一根木棍，架在自己肩上，将双臂缠在上边，昂起头——他顿觉五脏六腑全都挪了位，双目里金星乱冒，差点儿背过气去。
这一下，他方知道“坐飞机”比揪头发更残酷，心想若这一招儿练不好，到台上被人批斗一回，非完蛋不可!从此，他便天天练习这一招儿。
可令雷老昆料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秘密被一个名叫二旦的人发现了。二旦姓胡，叫胡二旦，与雷家是隔墙邻居。这胡二旦是造反派里的小头目，他发现老地主天天练习挨斗又命全家人都剃了光头，很是可疑，便汇报给了更大的头头儿。大头头们一听，觉得这雷老昆心中肯定有鬼，要不，为何要时刻准备着挨斗?是不是家中的浮财在土改时没挖净?是不是与台湾有什么联系?如此一上纲上线，阶级斗争的目光一下就亮了许多，当天就准备召开批斗大会，不但要将雷老昆揪上台，而且还要揪出他的全家，要他们交待出浮财和手枪，要他们交待出电台和密码，从中寻找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不想事情不凑巧，恰在这时候上头来了紧急命令，说是从北京方向来了一群“5·16”分子，要全体造反派到公路上拦截。于是，斗争雷老昆的事儿就搁浅了。尽管如此，但还是有知情人将此消息偷偷告知了雷老昆，说是今晚的批斗会必开无疑，要他做好心理准备。雷老昆一听，顿时眼睛里放出光芒，用极有预见性的目光望了望老伴儿和两个儿子，骄傲地说：“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说过，命全家人不准吃饭，要加紧练习“坐飞机”，并说：“这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接着还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打无准备之仗!”除去雷老昆；全家人早已陷入了恐怖之中。他们先用镰刀又将头刮了一遍，然后就到院里练习“坐飞机”。就这样一直练到半夜，仍不见有人来揪他们。大伙儿都有点儿坐不住，尤其是雷老昆，更显得迫不及待，仿佛是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新兵，心中又紧张又激动，耐不住地在院里来回“走柳儿”。一会儿将大门拉开一道缝儿朝外窥视，一会儿又像狗一样将耳朵贴在地上听声音。
那时候已近午夜，老伴儿和两个儿子熬不住，都和衣而卧了。惟有雷老昆，毫无睡意，等待的心情越来越强烈，满脑子全是批斗会上的情景，想象着造反派们揪他头发揪不住的尴尬，让他坐飞机他胜似闲庭信步，把不住暗自得意。由于这种稳操胜券的心理作怪，他越发渴望那一刻早点到来，最后索性将大门洞开，将室内的灯点亮，一副迎接批斗的得意之色。只可惜，大门外一直很静，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也全不是要发生什么事情的那种。雷老昆急得头上冒火，在大门外转来又转去。就这样一直捱到东方发亮，他再也捺不住了，仰天大喊：“我早已准备好了，日你妈，你们为什么不来斗我呀——!”
不想憋在心中已久的话一经喊出，脑袋一下胀大，失去了控制；似长堤崩溃一般，一泻千里，好生痛快!，而且越喊越想喊，越喊越不能自已——他从东街喊到西街，又从西街喊到东街，声音越喊越凄厉，直喊得一镇恐怖。
王洪文
王洪文是个修鞋匠，和“四人帮”中的第三号人物重名重姓。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的那个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我们镇上的王洪文仍在大街上掌鞋。王洪文的掌鞋摊子在十字街右侧的一个电线杆子下，赶巧电线杆子上有个广播喇叭，每逢中央开会或接见人，里面说到“参加会见的还有王洪文”时，他老好在下边“有”一声。为此，还开过他的批判会，并命令他改名。王洪文说，广播匣子里的那个王洪文才三十几岁，我比他大十几岁，要改他改!弄得造反派们哭笑不得，最后一想这种事儿也传不到北京去，只好由他去了。
我们镇上的王洪文比起中央的那个王洪文，可谓是形象丑陋型。他不但又小又瘦，而且走路还有些伸头，像鹭鸶一般。记得他的小名叫横，为什么起这个怪名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的女人又高又胖，如果上秤称，能顶他两个重。打起架来，王洪文老占下风，往往被他那个又高又大的女人拎着破鞋追得满街躲藏。生意人有意逗乐，皆不“窝藏”王洪文，而且还齐声喊叫：“打倒他!打倒他!”——可见镇人当时“反动”的程度了。
王洪文的老爹就是个掌鞋匠。掌鞋在江湖中称“掰臭”，意思就是天天掰臭鞋。王洪文的父亲叫王老三，很老实。一九五七年是大跃进的前夕，掌鞋的也要联营——一群掌鞋匠全集中在两间门面房里，腿上都搭着破帆布，排开坐了，有活干活，没活闲聊。王老三老实，没活就打盹，像是永也睡不够似的。有活时他就做得很认真。可能是上了年纪，他掌鞋时脑袋老是一摇一摇的，看着很让人引起怜悯心。
后来王老三在某一天突然离开了人世，又小又瘦的王洪文埋葬了父亲之后，就子承父业坐在了大街上。那时候，联营组已经散伙，随着“三自一包”的政策，又开始单干。王洪文虽然又小又瘦，但人很精明，嘴巴也会讲，两个眼睛似鼠眼，看人晃来晃去的，给人某种不诚实感。他的中午饭多在大街上吃，送饭的是他的女儿，用的是黑陶罐儿，上面坐一个粗釉碗。他的女儿也像他，个子很矮，拎着沉沉的饭罐儿西歪东倒趔着身子走动的样子很好笑。饭来了，王洪文就停下手中的活计，取下双膝上搭的破帆布，也不洗手，接过黑陶罐放下，取下粗釉碗，倒一碗，吃了，再倒一碗，吃了。王洪文吃杂面条爱就葱白，所以他的女儿另一只手中总拿着两棵剥好的大葱。王洪文边喝面条边伸手，女儿就把葱递过去。王洪文接过来还好在大胯上擦一擦，本来很干净的葱白上就会沾上一些很灰的印记，王洪文看都不看，就朝嘴里送，咬葱的声音很响，给人一种很“恨”的感觉。
后来，他的大女儿不知不觉长成了大姑娘，出嫁了，接着就由他的二女儿给他送饭。王洪文的二女儿说话有些不清晰，常常把“爹”喊成“鳖”。王洪文一听二女儿喊“鳖”，就瞪着眼睛说：“你不要喊我鳖，咱姓王，叫王八，省劲儿!”常常惹得一街两行的人大笑不止。
再后来，他的二女儿也出嫁了，就由他的三女儿给他送饭。那时候，黑黑的陶罐儿早已被保温饭盒所代替，只是女儿手中的大葱没有变。等三女儿到了出嫁年龄的时候，王洪文也老了，有一天午后，王洪文突然患了脑溢血，三天以后就死了。
众人都很惊奇：王洪文那么瘦，为啥也得脑溢血?
懂行的人说，主要是他不爱活动造成的。你们想想，他还不到六十岁，却在大街上坐了四十年。四十年，谁受得了?那可要个功夫!
王洪文死后，他的儿子还正在读初一，没人承业，十字街头的那根电线杆子下面就出现了一片空白。王洪文的那个又高又大的老婆深怕别人占了地盘，便每天照常将王洪文修鞋的家什摆在那里。她不会掌鞋，就坐在那里空守着，单等儿子初中毕业后子承父业。有时她家中有事儿没空闲，就亮出一块木板放在那儿，上写：王洪文在此，诸神退位。
众人看到“王洪文”三个字，似看到了他的幽灵，竟生出不少怕意来……
关学亮
关学亮在东街住，比我大几岁。他家成分高，出身恶霸地主。也就是说，他的上辈为富不仁，作恶多端，所以才落下这个恶名。听我父亲说，关学亮的爷爷和两个伯父都是被共产党镇压的，他的父亲也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仍为专政对象，土改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论说，一般人遇到这种境况总会灰心丧气的，而关学亮却不向命运低头。他属乡间那种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遇到了困境不气馁，总想为自己拼出一条生存之路。据说在初中的时候他就爱上了文学创作，曾在县报上发过两首新民歌，后来又开始摸索着写小说。他说他很崇拜一个名叫浩然的作家，特给自己取笔名叫“浩荡”，并说浩然写出了《金光大道》，他正在创作一部《银色之路》，说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学艺术界将三“浩”鼎立：浩然、浩亮、浩荡。
那时候，乡间早已没其他书可读，关学亮将一部《艳阳天》读了五遍，有些段落几乎会背。他的模仿力也极强，经常在颍河边学着曹灿的声调朗读《金光大道》。他长相不济，大嘴巴，金鱼眼，走路还有点儿八字脚，那部革命的小说从他那张大嘴巴里传出，总给人某种存心不良的感觉。
除去熟读《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外，关学亮还很注意国内国际形势，只是家穷订不起报刊，为能看到报纸借到杂志，他就讨好邮政人员，每天帮投递员上袋下袋接邮车。
一开始，他常常帮邵投递接车卸车。邵投递死后，接替他工作的投递员姓吴，叫吴建国。也热爱文学。他的任务是接邮车、分报纸，兼投镇上各机关的报纸。当时订报多是公款，订数最多的是公社大院和西街初中学校。公社报纸虽多，但都是这书记那社长的，分得很散，惟有初中学校的最集中。因为学校的“文人”多，订报纸的档次也高。什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等等全有。关学亮为能及时看到这些不掏钱的报纸，每天都帮吴建国装车卸袋。到了所里，又帮他分报纸，“拉”报纸。所谓“拉”报纸，是因为出厂的报纸多是两份或四份一叠，一份一份拉开，便于分给订户。等一切弄好，关学亮就将应届学校的报纸拿回家，在煤油灯下翻阅，碰上有用的，就抄下来。第二天一早再给吴建国送去，决不能耽误他中午投递。
由于经常朝邮所跑，关学亮对邮路也了解了不少，他对我们说，我们的镇邮所归开封局。也就是说，每天邮袋下了火车，由开封局发车朝各县局和沿途的小邮所分送。终点站是沈丘，沿途要经过杞县、太康、淮阳、项城等县。县局为大站，邮所为小站，由于每站都要停，装装卸卸的，一般到我们镇上都已是下午五点多。若碰上邮车路上撞了人或出了毛病，可能要等大半夜，甚至一整夜。像这种情况，夏天还好过，到了冬天就显得格外难熬。镇邮所在街东头，通往汴凉的官道在镇子的北面。原来的时候，邮车都要朝镇子里拐一拐，拐到邮所门前一按喇叭，吴建国就知邮车来了，忙拉出要上的袋，卸下来报纸和下袋，签下字，了事。那一年镇里修建道路，大街上坑坑洼洼的，邮车不便再朝街里拐，每到下午四点钟，吴建国和关学亮只得用架子车拉着邮袋去公路上等候。如此麻烦，吴建国和关学亮就盼着街道快修好。不想，等到街道修好后，邮车司机却嫌麻烦，再不愿朝里拐了。为此，镇邮所还特向开封局打了报告，怎奈司机强词夺理，硬说是镇里人多路窄不好走，影响下站项城、沈丘局接车。开封局自然信司机的，一直不批。这下不但苦了吴建国，也苦了关学亮，每天都要跟着到公路上等待，有时要等几个小时。那时候关学亮已养成了读报瘾，再加上关学亮也陆陆续续地开始发表民歌什么的，投出去的稿子命运如何一直牵着他的心，所以盼信的心情也就十分强烈，每天一到下午四点左右就坐卧不安，像丢了魂似的，非接车不可。
临近春节的一天下午，关学亮和吴建国拉着一大架子车邮袋去公路边等车，天阴霾着，像是要积蓄一场大雪。他们躲在一个残墙的背风处。天上飘下雪花时，两个人像是钻进了冰窟窿，浑身上下没一丝热气，手也不听了使唤，想让它伸直，费了很大的劲儿，直到心里发痒，它仍像鸡爪似的。脚麻痛麻痛的，为了取暖，吴建国从兜里掏出一瓶红芋干酒，递给关学亮。他们频频呷着酒，一小瓶酒顶不住喝，不一会儿，便瓶底朝天了。这时，雪又下了一层，还刮起了大风，风搅着雪甩进两个人赤裸的脖颈里，像刀子割。一直等到夜里十一点钟邮车才到。那一天下的袋也多，满满一架子车，吴建国在前边拉，关学亮在一旁推，不料回到所里一查路单，竟少了一只挂号袋。这一下，关学亮和吴建国都很紧张，急忙朝项城邮局询问邮车到了没有，请开封邮局的押车员接电话。不想那押车员态度很不友好，说是袋已下完，错在你们。后经吴建国苦苦哀求，那人才答应到沈丘卸完车之后再查一查。卸车丢失挂号邮袋，这事可非同小可。在吴建国等电话的当儿，关学亮又冒着大雪去路上寻找，整整跑了几个来回，也未见到那个邮袋。
大概是夜间一点左右，沈丘来电话：车上没有那个编号的邮袋!
丢一只邮袋，在邮局为大事故，事情很快惊动了县局，第二天一大早，县局就派人来到所里调查事故原因。事情虽以吴建国为主，怎奈，他出身工人家庭，根红苗正，很快就被排除嫌疑，矛头一下全转移向地主出身、又长相就像个坏人的关学亮身上。当然，县邮局的来人无权调查关学亮，他们就以组织的名义与镇大队联系，要求他们配合侦破。那时候大队里成立的有个群专指挥部，抽出的多是出身清白的年轻人，配合运动抄家抓人、“修理”人。一听说丢了邮袋很吃惊，又一听地主子弟关学亮也去接了车，顿然就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问县局来人，邮袋里都有什么东西。县邮局的人说这个邮袋虽然不是太大，但内里挂号信和汇票很多，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小包裹。包裹虽小，但懂行的人都知道邮袋里的包裹往往越小越值钱，因为内里不是手表，便是贵重首饰。再者，汇票可以补救，而挂号信就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了。因为眼下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挂号信里有不少外地来的外调函。很可能就因为一封外调函出问题漏掉一个阶级敌人，这就是政治问题了。所以，这个邮袋的丢失很值得上纲上线，肯定是阶级敌人有预谋的破坏。大队群专指挥部的人说这好办，先去关家搜一搜再说!
因为关家是专政对象，大队里的人随时可以夺门而人进行搜查。这一查不要紧，虽没搜出丢失的邮袋，却搜出了关学亮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银色之路》，又看上面写“浩荡”二字，都不解其意，忙当作阶级斗争的战利品送到了公社群专指挥部。公社群专指挥部是全公社抓阶级斗争的总部，不但有打手，还有几个笔杆子。这些笔杆子自然要比大队的群专队员水平高，他们用毛主席的话开导大队的人说，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不信你们看他起的这个小说名《银色之路》，为什么叫《银色之路》?人家称社会主义是《金光大道》，这关什么亮为什么偏偏改为《银色之路》?金光为阳光，银色为月色。阳光代表白天，月色象征黑夜。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阳光大道，而是在黑暗中乱撞。再看他的笔名，浩荡，荡，古有《荡寇志》，日本鬼子有“大扫荡”，他为什么要“荡”?荡谁?荡共产党吗?想想他的爷爷和两个伯父都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他还能荡谁?这真是反动透顶，嚣张之极，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这是欺我们抓阶级斗争不力呀，同志们，那就力一个给他看看!
抓!
关学亮很快就被抓进了群专指挥部。
镇上人背后说：群众专政指挥部，光吃肉来不吃素!意思就是进到里边的人甭想囫囵出来。关学亮被抓进去之后，指挥部的人先审问他邮袋的下落，关学亮非常详细地讲解着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努力。指挥部的人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很快就由邮袋转移到他的小说，帮他分析他的《银色之路》和笔名“浩荡”二字的反动实质，直分析得关学亮目瞪口呆，有嘴说不清，说不清的后果自然就是“触及灵魂”，几个人一声吼，一下就将其吊上房梁，先是拳打脚踢，然后就用橡皮皮鞭抽，关学亮虽然能经得住皮肉之苦，但理想的破灭却使他产生了绝望。当天夜里，他就用烂玻璃割断了动脉，死在了群专指挥部里。第二天民兵发现他时，血凝了一地，两个金鱼眼暴出眼睑，直怒苍天。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就在关学亮死后的第三天，那只邮袋竟奇迹般地找到了。
原来那一天由于下的袋太多，押车员从车上往下撂袋时，有一只滚进了路旁的沟里。关学亮和吴建国也没留意，就把那包挂号袋丢在了路沟里。不想刚好赶上路边一户人家母猪要生猪仔儿，到处拉窝，因为漫地大雪，没什么可拉，见到掉在那里的挂号袋，便喜滋滋地当柴禾拉进了窝内。几天后，当它带着八九个猪崽儿走出猪窝时，主人才发现那只邮袋。因为没动铅封，内里的东西一点也没少。
只是，小镇上少了一个叫关学亮的人。
黑婆婆
我读小学的时候，就见过黑婆婆。那时候她虽然已年过半百，但仍然发如墨团。而且梳得溜光，在后面绾了一个髻儿。那髻儿还用黑网子网了，中间扎了一个骨簪。由于她冬夏爱穿一身黑，人们便称她为黑婆婆。黑婆婆姓吴，听人说她年轻时个子高挑，现在虽然有点弓背，但仍能隐现出她当年的高度。黑婆婆很干净，打扮也利索，穿戴从不拖泥带水。因为她爱穿黑色，所以选料很讲究，冬穿呢子夏穿纱，衣衫做得得体又耐瞧，就显出大气和不俗。她的扎腿带子也讲究，是黑丝布的，乌黑乌黑，黑得莹莹闪蓝色。脚是小脚儿，虽称不上三寸金莲，但很耐瞧。也就是说，与她的身材很相衬。那鞋是玄色条绒布的，洋机子缝的帮儿，鞋口处还镶了皮革边儿，真可谓是无处不讲究。她住在十字街北侧，记得十字街处当时还有个白衣阁。全是大老砖垒的，很高，拱门，从里面可以爬上去。刚解放那几年，经常有公家人在上面用广播筒宣传各种新政策。那时候十字街处还都是麻石铺路，麻石是灰白色的那种，很粗糙。石与石之间的隔缝也宽窄不等，透出图案的混乱和不规。大街的两旁全是门面房，多是明清时期的北方小镇建筑风格，前高后低，道人帽式样，出厦，铺达子门。每到傍晚打烊时分，一片扣门声。黑婆婆住的也是门面房，只有一大间。她的生意很小，卖的是针、线、头绳和发卡。黑洋线白洋线蓝洋线扎花线松紧带什么的很齐全。洋纽扣儿洋发卡大针小针玻璃珠儿等零碎玩意儿全盛在一个长方形的扁盒子里。那扁木盒有一扇窗户般大小，两寸高，里边分成多个小格子，上面是玻璃镶制的盒盖，无论盖着或打开，内中货色都一览无余。
据知情人说，黑婆婆出身豪门，是大家闺秀。十八岁那年，她住的寨子被土匪攻破，土匪不但抢了她家钱财杀了她全家，也将她给轮奸了。她坏了下身，一躺半年，损了名声，不愿出嫁，一个人就住在坟院里。她恨透了土匪，每逢刑场上处决土匪，她必赶去再捅几刀，以解心头之恨。那些年里，四处赶杀场几乎成了她的职业。每每捅了土匪，她就带着血刀跪在父母坟前祈祷。后来有人见她胆大，就出钱请她挖人脑。因为此处流传一单方，说是用活人脑子能治羊羔风病。方法也简单，每逢刑场杀人，将活人脑挖出，装进一个刚杀的狗肚子里，熬熟了让病人吃下，能痊愈。黑婆婆虽然胆儿大，但她只挖土匪脑子，不沾别的罪犯。她说她只对土匪胆大，是恨给了她胆量。
打霸斗争的时候，这地方抓了不少土匪。那时候镇上民兵队里有一个叫吴大奎的人，枪法非常好。镇上枪毙地主坏蛋或大土匪，多由他执行。而且他有不少绝招儿，能让犯人保全尸，头颅上只钻一个小眼儿，也能让犯人头颅开大花，让死者有尸无首。他的绝招儿是将子弹先在发丛里篦一篦，就能将死者的天灵盖儿掀开。原因是沾上了头油，子弹头儿能炸开，他称这种篦过的子弹为炸子儿。所以，每逢毙人，总有人来求他。拎一瓶酒，或买几盒大炮台香烟，他就用炸子儿，好让求者得到活人脑。如此这般，就省了黑婆婆不少功夫。每逢毙土匪，吴大奎用炸子儿先掀开被毙者的天灵盖，黑婆婆就跑上去用小勺挖人脑。而且边挖边骂，直到挖净了，才递给那些等“药”的人，让他们速速回去配狗肉给患者治病。
一来二去，吴大奎就和黑婆婆相熟了。赶巧这吴大奎在外当过多年兵，至今未娶，光棍儿一条。黑婆婆那一年还不满四十岁，新政府为让她结束半人半鬼的生活，已不允许她住坟院。经人一说合，二人就成了家。土改过后，民兵队解散。吴大奎和黑婆婆分了二亩地和一间门面房。开初，吴大奎开油坊，专磨小磨香油。不料他命薄，油坊开张不到王年，就因病去世了。黑婆婆自叹命苦，埋了丈夫之后，她决心守寡。只是她嫌开油坊太脏，二个女人家也顾不了那么多，就将磨油的家什全卖了，二亩地也雇了人，只在街上卖针线，以此顾生计。因为她孤寡一个，有了钱，她就常给自己烧阴纸。所谓阴纸，就是自己给自己烧纸钱，也叫存阴钱——就是提前把钱存进阴间银行里，以供自己死后花销。烧这种钱的时候，要请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火纸上，以便到阴家人账户。这多是一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对自己的某种期望。他们用活人的心态来办阴间的事，虽然是某种安慰，但很凄惶的。
黑婆婆原本要很静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了一九六五年，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给她那悲惨的命运划上了句号。
那一年，县上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组成了“三史”写作组。所谓“三史”，就是家史、村史、厂史。说白了就是忆苦思甜。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当时城北关有一个叫翟梳的老太太，在一九四五年的时候，由于其丈夫被地主恶霸勾结国民党官员无故残害致死，又抛尸郊外被群狗撕吃。她曾愤然扛着丈夫的人头到处喊冤告状，轰动豫东各县。现在被写作组挖了出来，整理成章，让老太太以“人头状”为题，到处忆苦，成了忆苦思甜的典型。镇里的领导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想挖个典型。挑来选去，就有人推荐了黑婆婆。黑婆婆最典型的当然是挖土匪脑壳儿，而且为报仇住坟场十多年，最后又积极参加土改运动，值得一树。只是当时树典型很严格，要先将材料报到县委宣传部审查通过，宣传部认为黑婆婆虽然遭土匪轮奸，后为报家仇住坟场十多年，而且到处赶刑场挖土匪脑壳儿，但与“人头状”的那个典型相比，还是略逊一筹。“人头状”中的翟梳挝丈夫人头告状是向反动政府宣战，而黑婆婆面对的只是土匪，又加上她本人是地主小姐，树典型的意义不是太大。论说，县宣传部如此一说，作为下级的镇领导就该以此罢休。不料当时的镇书记是个老转，姓白，打过仗，立过功，文化水平虽不是太高，但政治水平却不低。他对县宣传部这个意见很不以为然。他说土匪是旧社会的产物，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土匪这个社会毒瘤儿!从这个意义上说，控诉土匪罪行就等于是控诉万恶的旧社会!黑婆婆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她十八岁后过的一直是人间最苦的日子。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敢只身一人住在坟院里，而到处赶刑场挖土匪脑壳儿，这不是反抗是什么?带着这种不服气心理，白书记就跑到县上向县委书记汇报。县委书记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当下叫来宣传部长，让宣传部长亲自听白书记的汇报，最后三人达成一致，同意树黑婆婆为诉苦典型。
白书记胜利了，很高兴，回到镇里后立刻就组织笔杆子，成立了公社写作组，并要他们迅速整理材料，让黑婆婆熟记于心，先在镇里万人大会上诉苦，然后去县上参加“县忆苦思甜报告团”。
为整好材料，写作组首先要采访黑婆婆。那一天，黑婆婆刚开门不久，写作组的几个笔杆子就登门拜访，向黑婆婆说明来意要她积极配合。黑婆婆一听要她诉说土匪轮奸之苦，面目一下冷了下来，一句话不说。这样僵持了大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黑婆婆不配合采访，材料就无从下手。无奈，几个笔杆子只得向白书记汇报。那白书记一听很感意外，批评写作组的笔杆子们工作没做到，然后下命令说，让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们全力配合，一定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说完，又叫来妇联主任，要镇妇联直接参与，三天之内将黑婆婆思想打通，不能耽误下个礼拜在镇里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诉苦。
这一下，黑婆婆的小屋内便热闹起来，小队干部、大队支书、妇联领导、写作组里的笔杆子们，你来我往，轮流劝说，但让人不解的是，尽管来游说的人说破了嘴皮，黑婆婆却始终一言不发，她只是双目直盯来人，而且那目光越来越冒凶光，最后吓得前去劝说的人皆不敢与她对视了。
大概就在那天夜里，黑婆婆悬梁自尽了。
消息传到镇里白书记那里，白书记很是吃惊，怔怔然，默默然，许久了才长叹一声说：“地主小姐毕竟是地主小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