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仆把她的名字留给勤杂工的老婆。她说她想找一份稳定点的活儿，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愿意侍候老太太。可是临了，又嘱咐说，如果只能如此的话，她也可以答应。她今年四十五岁，看上去远不止这个岁数。她的脸虽然苍老，可头发还挺黑，眼睛和嘴唇也挺好看。她已经没有几颗好牙了，所以笑的时候总是不敢张开嘴，显得有点儿窘。那年的罗马，天气冷得早，十月初那些卖炒栗子的小贩已经烧起炭火炉开始他们的生意了。这个女仆还穿着一件破旧的罗棉布裙，左侧靠臀部的接缝的地方有个 两英寸长的裂缝，连内衣都露了出来。她已经缝过多少次了，这回又绽开了。她那粗壮但很匀称的腿上没有穿袜子。她去找勤杂工的老伴谈话时就穿了一双在室内穿的拖鞋；她刚给这条街的一位太太洗了一天衣服，鞋子用一个纸袋装着提在手里。这条起伏不平的街上有三个较新的公寓大楼，她给每幢公寓都留下了她的名字。
那个勤杂工的老婆是个身材矮胖的女人，穿着一条棕色粗花呢的裙子，是原来住在他们那幢公寓的一家英国人送给她的。她说她一定记住她的事儿，可是转身就忘了。一天一个美国教授搬进了他们这幢公寓五楼的一套带家具的公寓，让她帮助找一个女仆，她这才想起了这件事。她开始给教授找来一个刚从翁布里亚来的十六岁的小姑娘。她是同她姑妈一块儿来到罗马的。但是奥兰多·克兰茨教授不喜欢她的姑妈总在背后出谋划策的做法，所以就辞退了她。他告诉那个勤杂工的老婆说他想找一个年纪大一些、不用他操心的女佣。这时她才想起那个曾给她留下姓名和住址的女仆，于是她就去了地下墓地[指早期罗马基督徒的墓地]附近的阿卑亚安蒂长街，告诉她一个美国人想找一个中年的女佣。如果她认为可以试一试她就把他的名字留给她。这个名叫罗莎的女佣耸了耸肩膀，两只眼一直望着大街，她说她没有什么东西来报答这个勤杂工的妻子。
“你看我穿的这身衣裳，”她说，“看这屋子乱糟糟的，哪儿像个家呢？我和儿子还有他那个混账媳妇住在一块，我喝一勺儿汤那个媳妇都要算计。他们对我就像对待一堆垃圾，而在我名下的，也只有一堆垃圾。”
“如果这样的话，我可就无能为力了，”那个勤杂工的老婆说，“我得照顾我自己和我的丈夫。”但是她走到汽车站后又回来了，对这个女佣说如果她愿意从头一个月的工钱中拿出五千里拉给她作为报酬，她还是愿意为她推荐的。
“他愿意给多少工钱？”女佣问她说。
“我和他说要每月一万八千里拉，告诉他你每天坐车就得花两百里拉。”
“也差不多要花这个数，”罗莎说，“单程要四十里拉，回来又是四十。如果他每月给我一万八千里拉，我会给你五千的，只要你把这事定下来，我是应该给你这笔钱的。”
“我会和他说定的。”勤杂工的老婆说。她的确向教授推荐了她。
奥兰多·克兰茨是个有些神经质的六十岁的老头，浅灰色的眼睛，宽宽的嘴，下巴尖尖的。他圆圆的头顶已经秃了，整个身材都很瘦，只是肚子大一些。那个勤杂工的老婆告诉罗莎，别看他长的样子怪，可是个法学权威呢。教授整天坐在书斋里写东西，但每隔半个小时总以这个理由或那个借口神经兮兮地出来各处转转。他总担心事情做不好，所以常常出来看看。罗莎干活时，他总是在一旁看着，过一会再回去写东西。过半个小时后他再出来，表面上是到卫生间洗洗手，或喝杯凉水，实际上，他是想看看罗莎在干些什么，她在做那些她必须做的活儿。罗莎手脚非常麻利，特别是他在看她的时候。他想，她似乎是不太高兴，但这并不关他什么事。他知道，她们的生活中麻烦事多着呢，常常是些龌龊的事。最好是别和这些事沾边儿。
这是教授到意大利的第二年，头一年是在米兰度过的，第二年才来罗马。他租的公寓是有三个卧室的大套公寓。他把其中一间卧室作为书房，他的妻子和女儿用另外两间卧室。她们在八月份时回了美国，但很快就会回来。教授说要是她们都回来，他要让她上全天班。公寓里一间是佣人的卧室，实际上她已经在用那间屋子了，尽管她现在只是每天从九点到下午四点干活。罗莎是同意全天工作的，因为这意味着每天有一顿饭，还不必再付给儿子和媳妇房租了，也不必再看媳妇的脸色了。
在他妻女都没有回来这段时间，罗莎只管买菜烧饭，她去之后就准备早餐，午餐在下午一点钟，她说她可以四点以后再回去，以便给他把晚饭也准备出来，但是教授坚持到外面去吃。他一般是六点钟吃晚饭。把菜买回来之后，她就打扫房间，把大理石地板用湿拖布都拖一遍，尽管有时他说地挺干净的，可以不拖。此外，她还洗衣服，熨衣服。她干活儿真不错。她的拖鞋随着她在各屋走动时不断发出踏踏的响声。她常常是在四点钟下班前一个小时左右就把活儿都干完了。这时，她就回到佣人的房里，读读《时代报》或《时代周刊》，有时也看看带有照片的爱情故事，在每幅照片下面都有意大利文的文字说明。有时也把床放下，盖上毯子，暖和暖和。这些日子下雨较多，屋子里有些冷得难受。按照这里公寓的管理习惯，十一月十五日才供暖气。在这之前如果天气太冷，比如今年这种情况，人们就只好各显其能了。教授也冷得坐不住椅子，他戴着手套和帽子写作。同时，他那种神经质也变得更严重了，更加经常地走出书房看她干活。他的衣服外面又套上一件浴袍，有时在浴袍里面，还包着一只热水瓶子，放在后腰的外衣里面，有时坐在一个热水袋上写字。每当看到他这个模样，她总忍不住掩口而笑。每当吃过午饭，他把热水袋丢在餐厅时，罗莎总是问问他，是否她也可以用一下。他总是让她用的，毫无例外。于是她就把这个胶皮袋子用胳膊肘压在腹部，干活去了。她说她的肝脏有病，所以教授从不介意她在干完活后下班之前在佣人房里躺一会儿。
有一回，在罗莎走后，教授在走廊闻到从她的屋里传出一股香烟味，他就走进房里察看，这间屋子不大，除了靠一侧安一张床之外就没有多少空余地方了，但屋里有一个绿色的柜橱，连着屋子有一个小卫生间，里面有个坐浴浴盆和一个冲水马桶，但浴盆只有冷水管，没有热水管。她常常就用这个坐浴盆，用搓衣板洗衣服，但，据他所知，从不在这儿洗澡。在她儿媳洗礼日的前一天，她要求用他那间大浴室洗了个热水澡，虽然当时教授曾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来到她的房间，拉开柜橱最底层的抽屉，他发现里面有不少烟头，这些烟头都是他曾丢进烟灰缸里的。他还注意到她还把他已扔进废纸篓里的旧报纸、杂志，也都收集了起来。他发现她连绳头、纸袋、橡皮套、铅笔头等都舍不得扔掉，都收了起来。自从他发现这些之后，他就常把午餐吃剩下的肉，或有点发干的奶酪等食品让她带回去。为了回报，她也给他带来一些花，有时也给他带来一两个鸡蛋，是她儿媳妇养的母鸡下的蛋，蛋壳看上去不太干净。但是他除了表示感谢之外还告诉她这种鸡蛋的蛋黄他有些消化不了。他同时注意到她很需要一双鞋，因为她每天回家时才穿的那双鞋已有两个地方裂了口子。而且她总穿那件黑衣服，每天都可以看见那个撕裂的口子。每当他想告诉她这件事时都有些不好意思开口，他想，还是等妻子回来时让妻子去开口说这些事吧。
做了一段时间，罗莎知道自己干得不错。教授付的工资也不少，而且挺及时。他一点也不像那些意大利的雇主那样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这位雇主虽说有些神经质，有点好挑剔，但总的来说是挺好的一个人。他的主要毛病是不爱说话。尽管他的意大利语还说得过去，但他在不工作时，也只爱一个人坐在起居室的摇椅上读书看报。整个一套公寓里，只有两个人，你怎么能想象他们会不互相交谈呢？有时，她在他读书时，给他送上一杯咖啡，总想借机向他诉说一下她的丈夫死后长期贫困的生活遭遇，告诉他她的儿子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以及同她儿媳妇在一起生活的种种感受。但是，尽管他也在听，尽管他们就在同一个屋子里，甚至同用一个热水袋，共用过一个浴室，可是就是很难就同一个话题一起谈几句话。他显得更喜欢独处。所以她也就只好不去打扰他，让他一个人呆着，而她自己有些显得孤独。为外国人干活有其优点，她想，也有其不足。
过了一段时间，教授注意到每天下午在她干完活休息的那段时间总有人打电话给她。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她就不再呆到四点钟，而是在接过电话就请假离开了。一开始她说她肝不舒服，后来就干脆不说任何理由了。尽管他不很赞同这种做法，认为他太好说话而她就利用这一点占些便宜，但还是告诉她，在他妻子回来之前这段时间，只要她完成一切工作是可以提前回去的，但要在三点钟，且每周只可以有两个下午这么做。他知道每次她走以前总是把一切都安排停当的。但他感到他应该这么说一声。她老老实实地听着———眼圈有点发红，嘴唇在抖动———但还是顺从地表示同意。他后来偶然想到这件事时，他估计罗莎应该感到这儿是个不错的地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可以这么说。这一点很快就应从她的脸上看出来：一扫原来不愉快的表情而换上一副愉快些的表情。不过，这类变化并没有发生。因为当他偶尔又观察她时，甚至当她可以提前下班的那两天，她也仍然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的，还常常叹气，就好像有一座山压在她的心上。
他从没有问过什么，因为不论是怎样的情况，他都认为还是不介入为好。这些人有着无穷无尽的麻烦事，一旦你卷进去了那就是难以拔足了，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当中。他想起一个女人说的话，那个女人是他一位同事的妻子，她对她的女仆说：“鲁克莱希娅，我很同情你的处境，但是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事。”教授想，这倒不失为一个良策。这样有利于保持他们之间正常的主仆关系。因为不管怎样，明年四月份他都要离开意大利，不会再见到罗莎，与其现在把自己无谓地卷入到她的个人苦难之中不如以后为她做点事更好，例如过圣诞节时，寄给她一张小额的支票。教授知道自己有时有点神经质，缺乏耐心，他有时也对自己的这些性格感到不满，但他还是更愿意保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但是罗莎可不是这样。一天上午她敲教授书房的门，当他说进来时，她就很不好意思地进来了，她的样子那么局促不安，以致使得教授都感到局促起来。
“教授，”罗莎开口了，满脸愁云地说，“请原谅我打扰了您的工作，但是我非得找个人说说才行。”
“可我现在正忙着呢，”他有点不高兴地说，“能不能等一会儿再说？”
“用不了一会儿。您的事是一辈子也完不了的，我的事儿几句话就说完了。”
“是不是肝脏又犯病了？”他问道。
“不是，我需要您来给我出出主意，您是个有学问的人，而我不过是个无知的乡下人。”
“出什么主意？”他有些不耐烦地问。
“什么主意都行，实际上就是我想找人说说话儿。我不能同我儿子交谈，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有可能和他说几句话，可是不等我开口，他就像牛一样吼了起来。我那儿媳妇就更不值得和她浪费唾沫了。有的时候，我们在房顶上晾衣服时，想和勤杂工的老婆说上几句话，可是她天生就不知道同情别人。所以，我只好来找你，我会告诉你原因的。”
还没等教授说他想不想听，罗莎就已经讲开了。她讲的是一个政府税务局工作人员的事儿。他是个中年人，是她的一个邻居。他已经结了婚，有四个孩子，有时在下午两点钟下班以后做点木匠活儿。他叫阿曼多，也就是他总在下午打电话给她。他们是不久前在公共汽车上碰见的。在见过两三次面之后，他发现她的鞋子实在是不能再穿了，就几次三番地说要给她买双新鞋。她劝他别犯傻，因为谁都可以看得出他衣袋里没有几个钱，只够每星期带她看两场电影的。她说，然而每次他们在一块儿他都说他要给她买一双新鞋。
“我也是人啊，”罗莎很坦诚地对教授说，“我很需要一双鞋，可你知道事情会怎样的，如果我穿上他给我买的鞋子，就很可能跟他上床。就是因为这个，我想我得问问您，我是不是应该接受这双鞋。”
教授的脸，连光光的头，都气得发红。“我想我不能给你什么建议———”
“您是个有学问的人，”她说。
“不过，”教授说，“既然这件事情还没有真正发生，我只能说，你应该告诉那位慷慨的先生，他该把这点责任心用在自己家人身上。让他别送什么礼物给你。你也最好别接受他什么东西。如果你不接受他的任何东西，他也就不可能把绳索套到你的身上，拴住你这个人。这就是我的看法，既然你非要我说，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仅此而已。”
罗莎叹了一口气。“可事实上，我真的该有双新鞋，这双鞋就像狗啃似的，我已经六年没有买过新鞋了。”
但是教授再也没有说什么。
那天罗莎下班以后，他想了想她的事，决定给她买一双新鞋。他琢磨着她可能就是希望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事先策划好的让这个计划能够奏效。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臆测，根本没有证据。他想，只有最后证明的确不是这样时，才可以说明她只是想让他出个主意，而并没有其他目的。他想给她五千里拉，让她自己去买一双鞋子，从而解脱对他的纠缠。但转念一想，这怎么能保证她会把钱不用来干别的事呢？例如，第二天她进门就说她肝痛，不得不请医生，结果医生出诊费就要了三千里拉，教授同情这种不幸的情况，只好再拿出三千让她去买鞋。看来这种方法是不行的。于是，第二天上午，罗莎出去买菜时，教授溜进她的屋子，在一张纸上把她那双实在不像样的鞋子留下个样，这件事他完成得很快。那天晚上，就在他每天晚上吃饭的那家餐馆旁边的一家商店，他花了五千五百里拉给罗莎买了一双棕色的鞋，比他预计的多花了一点钱，但是鞋带很结实，中高跟，是件很像样的礼品。
第二天，是星期三，他把这件礼品送给了罗莎。他送给她鞋时，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他曾和她说过不介入她的事，但最终还是卷进来了。但他想送一双鞋给她完全是出于一种正当的心理。在把鞋给她时，他说：“罗莎，你那天和我说过的那件事，我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我送你一双新鞋。去告诉你那位朋友说你必须拒绝他的好意。你这么一说，就等于告诉他以后不要再和你来往了。”
罗莎见教授这么善良，真是喜出望外。她真想吻吻他的手，但他把手很快就抽了回去，背到了身后，然后转身回了书房。星期四，当他去给她开门时，她已穿上了那双新鞋。她手里拿着一个大纸袋，她从袋子里掏出三个小桔子给教授，桔子上还带着枝叶。他说她没必要买这些东西，但是，罗莎半掩着嘴微笑着，这样看不出她的牙。她说她这么做只是要让教授知道她是如何感谢他。后来，她又请他允许她三点钟下班，她要给阿曼多看看她的新鞋。
他没有什么表情地说：“如果你干完活，可以走。”
她对他真是千恩万谢。在忙完她该做的活儿之后，在三点刚过一点点就离开了。但是在教授戴着帽子，手套，套着浴袍，站在书房门口检查她刚拖过的地板时，他注意到她匆匆忙忙地从她那个屋里出来，穿的是一双相当漂亮的、有针绣花边的无带鞋。这令他十分生气，第二天罗莎来时，尽管她求他不要解雇她，但是教授还是说她愚弄了他，坚持要解雇她以示教训。她哭了，请求给她一个机会，但是他决心已定不再改变主意。于是她凄凄惶惶地把她屋里的破破烂烂用报纸一包就流着泪走了。后来他心里有些不安，神经也很紧张。他受不了那份寒冷，那天他没有工作。
一周以后的早晨来了暖气。罗莎也出现在公寓门口，请求还回来干活。她几乎要疯了，她说，她的儿子打了她，并用手轻轻地指了指又青又紫的嘴唇。她虽然没有哭出来，但眼泪已在眼圈里转来转去。罗莎解释说她同时接受两双鞋实在不怪她。是阿曼多先给她买了一双，他是出于嫉妒，怕万一有个情敌为她买鞋，所以强迫她收下。接着就是教授给她买了一双，她本想拒绝，但又怕惹他生气而丢了工作。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她说她已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阿曼多了。这次见到他一定把他那双鞋送还给他，只要教授肯再次收留她。如果教授不肯原谅，她就只有跳台伯河了。他虽然并不认为这些话可以当真，可还是很同情她。他自己也认为在处理她的事情的过程中，有违自己的初衷。如果说几句坦诚得体的话，然后冷静地把这件事放到一边，不再想它，可能会更好些。但是在辞退了罗莎之后，他的生活就出现了困难，因为就这么几天，他又雇了两个姑娘来做活，但都不合适。一个手脚不老实，一个又太懒。结果，这套公寓里弄得一塌糊涂，几乎没法在里面工作。那个勤杂工的妻子每天早晨也来一小时帮助收拾屋子，但仍然不行。就在这时罗莎的出现似乎是他的一个福音。这回当她脱下外衣时，他满意地发现，她布裙上的裂口已经缝好了。
她一声不响地去干活儿了，扫地，擦桌子，把一切能看到的东西都搞得干干净净。她把床上的被子重新叠过，把床也都打扫了一遍。床头床尾的木板都擦得一尘不染，又铺上了新床单。虽然她刚刚回来，但效率却不减当初，她干活的时候，他注意到，总是不开心的样子，还常常叹气，在和他目光相遇时勉强笑一笑。他想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的生活很艰难。为了不让她再挨儿子打，他同意她住进来。他要多拿出些钱来买肉，让她晚餐时吃，但她拒绝了，她说有点面条就行了。她晚饭只吃点面条和沙拉。只是偶尔煮点午餐剩下的洋蓟，加点油和醋吃。他让她喝柜橱里的白葡萄酒，再吃点水果。她偶尔也吃一些，但她总是事后告诉他，她都喝了什么，吃了什么，喝了多少，吃了多少，尽管他说不必如此。这个公寓又一切井然有序了。每天三点钟左右仍然有电话来找她，但她只是在电话里和阿曼多说几句话，很少再出去见他。
过了不久，一个阴郁的早晨，罗莎又去找教授，又是那副困惑不安的模样，她告诉教授她怀孕了。她一脸的绝望；她那条白内裤又从黑裙的开缝中明晃晃地露了出来。
他感到十分的气恼，怪自己为什么又把她雇了来。
“你必须立刻离开。”他说，尽量克制自己，不让声音发抖。
“我不能走，”她说，“我儿子非杀了我不可。看在上帝的分上，帮帮我吧，教授。”
他让她这蠢事给气昏了。“你们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有办法负责。”
“是不是那个阿曼多干的？”他狠狠地说。
她点了点头。
“你告诉他这件事没有？”
“他说这难以置信。”她想笑，但没笑出来。
“我会让他相信的，”他说，“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她告诉了他号码。他往阿曼多的办公室打了电话，确认是他本人在接电话时，就让他立刻到他的公寓来一趟。
“你对罗莎要负一个重大的责任。”
“我对我的家庭负有重大责任。”阿曼多回答说。
“你在这之前就该考虑到这一点。”
“好吧，我明天下班以后再去吧。今天是不可能的。我还有个木工合同等着要履行呢。”
“她会等着你的。”教授说。
他把电话挂上之后，感到气消了一点。当然这更多是情绪上的，而不是情感上的。“你对你目前怀孕的情况很确定吗？”
“可以肯定，”她这时哭了起来，“明天就是我儿子的生日。要是让他知道他的母亲竟是个破鞋，真是个好生日礼物。他非把我骨头打断不可，就是不用拳头打断，也得用牙咬断。”
“你现在还能怀孕，好像不可能，你今年都多大岁数了。”
“我母亲五十岁还生孩子呢。”
“有没有可能是你搞错了呢？”
“我也不知道，我从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可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寡妇———”
“我看，还是先搞搞清楚再说。”
“是的，我也想这么做，”罗莎说，“我想找住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接生婆。可我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我手中有几个钱，在我不工作的那段时间都花光了。我连乘车到这儿都是借的钱。现在阿曼多也帮不上忙，这个星期他在给他妻子治牙，她的牙也很糟，可怜的人。所以我才来找您。您能不能先预支我两千里拉，我好去找接生婆。”
过了一会儿，他从衣袋里掏出两张一千里拉面值的钞票。“去找医生吧。”他说。他还想告诉她，如果她真的怀孕了就不要回来了。但他又怕她会做出些想不开的事儿来，或者她是在骗他，所以还可以继续工作。不过他不再想再继续留用她了。一想到妻子女儿很快就要回来了，让她们如何面对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他有些紧张，感到很不舒服。他必须尽快摆脱这个女佣。
第二天罗莎十二点才回来，而不是往常的九点。她那黑黑的面庞显得苍白。“请原谅我迟到了，”她低声地说，“我去我丈夫的墓前去祈祷了。”
“那很好，”教授说，“不过，你是否去看过那个接生婆？”
“还没有。”
“为什么还不去？”虽然生气，但他说话还是比较平静。
她两眼盯着地板。
“回答我的问题。”
“我本想说我在汽车上把那二千里拉丢了，可是去过我丈夫的墓，我想我该说实话。因为真相总要大白的。”
真是太可怕了，他想，这将无尽无休了。“你用那笔钱干什么了？”
“我正要说呢，”罗莎叹了口气。“我给我儿子买了礼物，倒不是他配得到这份礼物，可那是他的生日呀。”她已是痛哭流泪了。
他看了看她，说：“请跟我来。”
教授就穿着那件浴袍走出了公寓，罗莎跟在后面。打开电梯门，他走进电梯间，然后让她也进来了。
他们往下降了两层楼，然后他走出电梯，贴近每个房门看上面铜牌上的名字。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个门之后，按动了门铃。一个女佣来应门，让他们进去了。她看到罗莎的表情吓了一跳。
“医生在吗？”教授问这个女仆。
“让我看一看。”
“请问他，能否占用他一会儿时间，我就住在这楼的楼上。”
“好的，先生。”她又看了一眼罗莎，然后就进里面去了。
那个意大利医生走了出来，个子不高，留着胡子，是个中年人。教授和他在公寓的院子里打过照面。他在扣衬衫袖口的纽扣。
“先生，我很抱歉来麻烦您，”教授说，“这是我家的女仆，她现在有点困难，她想确定一下她是否怀孕了。您能帮忙吗？”
医生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罗莎，她这时还用手帕在擦眼泪。
“让她到我办公室来。”
“谢谢。”教授说。医生点了点头。
教授上楼回公寓了。半小时后，电话铃响了。
“喂。”
是医生打来的。“她没有怀孕，”他说，“她很害怕。她的肝脏不好。”
“可以肯定吗，医生？”
“是的。”
“谢谢你，”教授说，“如果您给她开药方，就由我来付钱，给我一个账单就行了。”
“好的。”医生说，他挂上了电话。
罗莎回来了。“医生告诉你了吧？”教授问道，“你并没有怀孕。”
“真是托圣母玛利亚的福了。”罗莎说。
教授口气十分平静地告诉她，她得离开这里。“罗莎，很抱歉，我不能总被套在这类事情里，让我没法工作。”
她把头转了过去。
房门的门铃响了。是阿曼多，他又瘦又小，穿着一件瓦灰色长大衣。他戴着一顶相当时髦的博尔萨利诺牌的宽檐软毡帽，蓄着窄窄的短须。黑色的眼睛带有些忧虑的神色，帽檐向下压得很低，几乎把眼睛掩住。
罗莎告诉他她要离开这里。
“那我来帮你把东西拿走。”阿曼多说。他跟罗莎进了佣人房间，用报纸把她的东西都包好。
他们出来时，阿曼多拿着一只购物袋，罗莎拿着一个鞋盒，也用报纸包着。教授把她那个月工资的剩余部分给了她。
“很抱歉，”他说，“我还得为我妻子和女儿着想。她们再过几天就该来了。”
她什么话也没说。阿曼多，吸着一个烟头儿，为她轻轻打开门，他们一起出去了。
后来教授检查那间仆人的房间时，他发现罗莎把她的一切都拿走了，只把他给她买的鞋子留下了。他妻子在感恩节前不久回到了这里，她把这双鞋送给了勤杂工的妻子，她穿了一个星期后又把这双鞋送给了她的儿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