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定叫做维洛烈嘉。客货轮缓缓驶入西贡河，堤岸景色从微紫而黑。当时她穿一件绣兰豆红越南丝长衫，足踏一双漆木嵌珠贝木屐，长发盘在头上，身子在初夜里十分单薄，乍看以为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下得船来方发觉她脸上长满了皱纹，仿佛饱经忧患。
“先生，玫瑰花。”
她身后却缓缓地驶过一列装甲运兵车，接着又是大军车，南越士兵的长枪与刺刀在黄昏入夜里闪闪发亮。我举起照相机，女子便顺从羞怯地笑着：“五百盾，先生。”
她在黑暗中依旧柔软羞怯。晚上有蚊，酒店房间的床挂了蚊帐，蚊群仍在帐外轰轰作响。我们在黑暗中互相摸索，她只脱掉宽松的长袜，胸前的兰花开放如春。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女体，忙乱惊喜，乍以为青梅竹马，两情双悦。而她只是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五千盾，先生。”
我们在蚊帐内静静相拥，街外亮了蓝光，一架坦克，卡隆卡隆地驶过，远去了，街上便异常静寂。借一点昏蓝的街灯，她提起我的手，忽然弹起，用越南话急急解释什么，可能是宵禁了。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她拿了五千盾便走了，遗下了一束微微萎谢的玫瑰，散发着香气。我便冲往向街的窗户，大叫：“哈啰。哈啰。”有人便在对街挥动一朵绣在长衫的兰花。想她在黑暗中脱下长衫了。我抛下那束微微萎谢的玫瑰，高声道：“你叫什么名字？”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来回反复。此时夜空亮了信号弹，像烟花。
“我叫做维洛烈嘉。”
我怀疑这只是我的幻觉。翌日西贡市仍然满街三轮车夫，卖香蕉、避孕套的小贩，及小偷。战争从来未曾存在，我在“欧陆酒店”对门的咖啡座，喝一杯越南的EYPRESSO，在广场另一边看到了维洛烈嘉，在卖明信片：“五百盾，先生。”她今天换了一件绣纹竹了哥长衫，远远看见了我，扬起三角草帽招呼。我唤她：“维洛烈嘉。维洛烈嘉。”只是她不会听到，因为发生了爆炸。
爆炸之后非常静，像电影的默片，沙沙地播着，忽然断了片，只映着灰白的条光。一个吃惊的男孩靠着墙，手里还握着自行车的方向盘，只是车身不知去向。瞎眼小偷在翻起的泥土摸索手表、自来墨水笔。维洛烈嘉伏在地上，她的脸还是惊异羞怯，不知在看些什么，嘴角微微带笑，手里还握着一张明信片。
再回到越南，已经是十几年后的事。我已经从一个初到法国念建筑的学生，退了学，变成了法国共产党党员，而且在马赛市联结第三世界工人阶级，吸纳党员，大选期间四处拉票。1975年越南革命成功，1976年中国四人帮已经倒台，1978年我正考虑离开法国，退出共产党，这时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邀请欧洲共产党员参观建设，我就再回到越南。
还是看到了维洛烈嘉。机场挂满了红布条和鲜花，她穿了军服，头戴红星帽，在胡志明的画像下迎接外宾。我大吃一惊，匆匆拿起照相机，给她拍一幅照，镁光灯闪动一刻，她竟然向镜头敬礼：“欢迎国际朋友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对。维洛烈嘉并不会说法语，声音从不响亮，而且她一点也没长老，只是脸上还是介乎盛放与萎谢之间，长着细细的皱纹。我只好道：“十分眼熟。或许十多年前我来西贡时见过。”她只淡淡地看我一眼：“不可能，我一直住在河内。而且，先生，请记着，西贡已经改名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红旗飘扬，巨大的革命标语在街道中矗立，街道倒是宽阔冷淡了很多，和我印象中的西贡，似曾相识，但其实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新经济区我们参观了革命热情。整排整排的草屋，稻米碧绿如海，池塘里养着肥大的对虾，小孩笑语喧天，果真是人间天堂。我却在一间草屋里，离了队，吸一支烟，公鸡在屋里咯咯啄食，赤裸而无人照管的肮脏小孩，号啕大哭。维洛烈嘉来找我。我们在幽暗的小屋里默然相对。良久我方问：“到底新经济区有多少人饿死呢？”维洛烈嘉在窗前，窗外阳光非常光亮，她不过是影子，缓缓地转过身来，道：“我爱我的国家。请原谅我。”又转过身去了，头扬得非常高：“美军轰炸河内时我被父母送到市外一个营房暂避。在营里有时有打美军的纪录片看。我看了很高兴，拍了掌。回到河内时，返家途中，看见湖里掉了一只巨大的美军B—52飞机。还未到家，已经到处碎瓦。我发狂地乱抓乱找，但从此没了我的家和我的父母。党便是我的家，我的父母。有时午夜在孤儿院里醒来，梦见自己不断在拍掌，便独自地哭了。”她轻轻地走近我，虽然还穿着军服，此刻十分妩媚，低声道：“因为我爱我的国家，所以……”
回胡志明市时，她和我共一架汽车，正是黄昏入夜。汽车抛锚，我们便在车外看天色慢慢转暗，满天散落的星星，竟然有幕天席地的亲密了。
在红旗与胡志明画像之下我们分手，银乐队奏了国际歌：“英德格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在一片单簧管鼓乐声中，革命同志肃立，她却遥遥地向我敬个礼。我高声道：“再见。维洛烈嘉。”
回到马赛后收到她一张明信片，署名“维洛烈嘉”。又道：“如果我叫做维洛烈嘉，那一定是什么时空，我们曾经邂逅，但已无法追认了。因为无论个人或历史，看来只有一次。但其实超越个人与历史视野，一切也不过在重复。我们会再见的，前世今生。”
我也回到香港，变回了一个营营役役的小商人，与伙伴搞木材买卖，又来到了越南，在西贡河边，黄昏夕照，日本胶卷的广告招牌代替了革命标语。我说：“胡志明市还跟二十年前一样美丽而迟缓。”接待的越南商伴说：“是么，现在又叫做西贡了，又有了姑娘，又有酒吧了，不就跟二十年前一样么。”
连维洛烈嘉也一样，身子单薄，长着细细的皱纹，不过穿了行政人员的套装，在法越合资的标致车行当营业经理。我们是她公司开业半年以来第一批客人，她便殷勤招待。我只拿起了照相机，留住了维洛烈嘉第三张脸。我年纪已大，遂不动声色。她亦落落大方，操流利英法语及普通话，原来是一个旅法归国越侨。
在改革开放后重开的西贡REX酒店顶楼的餐厅，小提琴奏着巴格里尼，我们还点了伯加地红酒。维洛烈嘉多喝了些，忽然瞄着我，用法语道：“这位先生我见过，是不是在巴黎？”“我住在马赛。”“那……是不是在纽约呢？……1974年的圣诞？”“唉，不，那年圣诞我到满地可。”“这……是在新加坡吗。”“新加坡我没到过，或许就在西贡呢。”“西贡？我1989年才第一次回来西贡，你在吗？”
我还是和维洛烈嘉在黯红的舞池起舞。中年乐队竟奏起了WZNASIMONE的WILDASTHEWIND，男歌手竟然也忧怨万分，几近靡靡之音，我不由地将维洛烈嘉拥紧了些。她感觉到了，微微一笑，只道：“岁月催人老。”我一怔，道：“对我吗？”她笑道：“对你也对我，相距永远一样。多么公平。”我讶然于她婉转的残忍。我只好道：“你看，九十年代的越南也有聪明残酷的事业女性了。”她便道：“你难道以为西贡还只有妓女，或爱国干部？时代不一样了。”
她回家时，我有点迟疑，盛夏晚凉，西贡河带来夹草香的微香。我邀她在西贡河边漫步：“二十年前我来到西贡河畔，还是一个充满期待的小伙子。”维洛烈嘉便道：“还是西贡河好。战争也好，和平也好，还是丰盈充足地自北而南而流，不言老也不疲倦。”我忽然明白，逝者如斯，不分昼夜，便轻轻握了维洛烈嘉的手。
她的身体强壮优美，在背后小小的微涡却十分羞怯，好像强壮的、羞怯的、精明的维洛烈嘉都集于一身了。而我当夜也特别疯狂，在这间建在西贡河上的渡轮酒店，一次又一次地遗下了精液。维洛烈嘉只是紧紧地抱着我，皱着眉。我问她：“痛了？不喜欢了？”她总是摇头，然后“唉”的一声，吐出一只带血的牙，转身向我，诡异地笑道：“是假牙。”
阳光刺进缝隙，“嚓”的天便亮了。维洛烈嘉已经穿戴整齐，坐在床沿，轻轻地说：“我讨厌说再见。你等一下便要起床赶飞机。我会到香港找你的，我还要将业务扩展到东南亚呢。”她便转身离去。我半醒半睡之间，问她：“你是维洛烈嘉吗？”她转过来，躬着身，踏踏舞女郎的姿势，道：“维洛烈嘉从不存在，这不过是你的幻觉。”
我在骄阳高挂的西贡河上仔细端详三张照片，惊怯的维洛烈嘉，革命敬礼的维洛烈嘉，潇洒随意的维洛烈嘉。我在甲板上点燃了三张莫名奇妙的照片：个人与历史，竟然毫不掩饰地重复。灰尘慢慢地飘到西贡河上，祭祀了一个革命时代的开始与终结。但无论在什么时候，维洛烈嘉都在，坦然地面对战争、革命、建设，让错误的历史可以返回原地——虽然因为明白，到底不一样了——人类在艰难的错误里，学得聪明些，可以盘起长发，在丰盛的印度支那平原，微微带笑，固执而又安定，凭希望支撑，要活出人的意志与美丽来，世世不息，清亮地说：“是。我就是维洛烈嘉。”
这是我知道最美丽强壮的女子了。